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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8-16 22:02:24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佚名 - 小 + 大
【红色江青】-（8） 4、参与对《武训传》的批判 影片《武训传》是昆仑影业公司制片，孙瑜编剧兼导演、赵丹主演的故事片，1951年在全国上映。上映最初的3个月，得到一片赞扬，各报纷纷发表文章给影片以好评。《大众电影》杂志还把《武训传》列为1951年十部最佳国产片之一。而作为“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看了《武训传》，看出了存在严重问题。她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调看了影片《武训传》，他也认为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 5月20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醒目推出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为批判一部电影而发表社论，这是头一遭。社论的措辞严厉，行文高屋建瓴，实为毛泽东的大手笔：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江青后来谈过《武训传》斗争，他对记者维特克说： “1951年毛主席到外地，看《武训传》我们俩人都不高兴，主席没有说话，我说这是改良主义的戏，主席不吭声。我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处长，中宣部文艺处有几个副处长，我去了就要成立电影处。这一年是进城后与文艺界交锋的一年。还有《清宫秘史》、《丽人行》。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戏，毛主席说是卖国主义的戏，因为替蒋介石卖国辩护。编剧的人很狡猾，戊戌政变与《清宫秘史》之间差很多时间。对《武训传》我到处游说，不能向地主、资产阶级磕头，要革命，没人理我。因为周扬、夏衍亲自主持这部片子，开电影指导委员会时，我只一票，我说对《武训传》至少要有个评论。周扬说，你这个人怎么搞的，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不好？我把门一关就走了说：你搞你的改良主义好了。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有赞成《武训传》的。我带了材料到主席那里去，见了一面以后，他就看不到我。有天突然到我房里去，我满屋子都是材料。主席说，我到处找你找不到，你原来在搞这个。陈伯达、胡乔木路过我们那里，主席告诉他们《武训传》的事应引起注意。他们回到北京后，周扬大概觉得不好过了。 武训是地主阶级的忠实走狗，学校中只有一两个工农子弟。柳林镇的城墙比唐邑县大得多，那里的中学改为武训中学，当时那一带有几十万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太平天国的李开芳将军到过那里。他们不歌颂农民暴动的领袖。好像人民的受奴役都是因为没有文化，兴了义学就什么都好了。这战斗前后用了8个月。直到发表文章，出小册子为止。周扬公开作自我批评。 这中间还打了一仗，为《清宫秘史》，在电影局，我请两个历史学家去，老舍、陆定一坐镇，都围攻我，说第一这是民营资本家出的，第二是爱国主义的。他们说爱国主义的，我说是卖国主义的。我坐的前一排是艾青，他站起来说：江青同志你说这话要负政治上的责任。因为胡乔木已把刘少奇的话告诉他们了。我说我当然负责，而且还不是民营，是官僚资本的。张善琨就是汉奸，李祖赢是官僚资本。我把香港电影公司推出去，又进来了。《清宫秘史》因为我这一票是有分量的，他们决定让两个历史学家去写评论，但没有发表。追查，说文章写出来了，在胡乔木那里，胡乔木说写得不好。主席每次开会就说，你们欠债，是指《清宫秘史》的批评压下来了。主席对周扬不下去土改很生气，说如不下去，要派两个警卫员押他下去”（摘自张颖著《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 1951年6月初，江青率《人民日报》文艺组组长袁水拍、文化部干部钟惦棐等人来到武训的家乡山东堂邑县和武训从事办学活动的临清县等地调查。武训历史调查是奉毛泽东之命进行的，《调查记》的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统治阶级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是一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证明《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完全正确。对江青武训历史调查调查，毛泽东贴身警卫的文章《随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很有说服力。 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在批判初起时，毛泽东责成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织了武训历史调查团，到山东做实地调查，形成了《武训历史调查记》（毛泽东亲笔修改15处），进一步推动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毛泽东的警卫李家骥曾随江青参加了武训历史调查，并在最近回忆了这一过程。现将其回忆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主席点将，随江青参与武训历史调查 杨庆旺：新中国成立初期，你亲身经历了与江青有关的两件事：武训调查和湖北土改。给我们谈谈你参与的武训历史调查的情况好吗？ 李家骥：1951年2月25日，《武训传》电影在北京公映，此前先在上海和南京公映。公映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有关部门召开座谈会，报上也进行了宣传，大部分人赞成这部片子，也有不同看法。当时并没有引起主席注意，而且主席是后来才看这片子的。 2月末3月初的一天晚上，主席吃饭时江青问：“有部电影叫《武训传》，主席看过吗？” “这部片子怎么样？” 江青把影片情况作了一个简单介绍：这是昆仑影业公司制片，孙瑜编剧兼导演、赵丹主演，公映后各地报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 “我也听到一些反映和评论。”主席说。 两三天后是一个星期六，主席在含和堂看了这部电影。我和警卫班的人除值班的也都看了。看后大家议论纷纷。又过了两三天，田家英送给主席几本杂志，我接过来，里边有评论《武训传》的文章，当时我还不知道，按往常一般做法放在主席的办公桌上。 这时江青从中宣部文艺处下班回来，她也找这几本杂志。我说田秘书刚送来，主席还没看呢。她说我先看看。我把杂志送给她。江青一本一本地翻了个遍。 她对我说：“让田秘书也给我找几本这些杂志。” 第二天我把江青的意见转达给田家英，田家英为难地说了一句话：“这么多，怎么办！”稍停田秘书对我说：“你把最近报纸涉及《武训传》电影的文章剪下来给主席。”从此，我又多了一份工作———给主席剪报纸。 到4月末5月初，关于评《武训传》的文章给主席剪了一大本。我把这些专题性的文章放在主席办公桌上，供他阅读，使他不用在各种报刊上找这方面的文章，节省了时间。后来应江青的要求，也给她准备了一套。 杨庆旺：当时你想到主席要批判《武训传》了吗？发现有什么迹象吗？ 李家骥：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主席批判《武训传》，也不知道江青要批判《武训传》，更不知道主席和江青是否研究过。但毕竟天天翻报纸和刊物，并查找和剪裁关于《武训传》方面的文章，所以对这部片子的社会反响还是有一定了解。在剪裁的文章中，开始肯定这部电影的多，后来就出现了批评的文章，越往后批判的文章越多。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4卷2期发表了杨耳的重要文章《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6天后《人民日报》转载经过修改的杨文，并将题目改用问句标示，更具有战斗性———《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显要位置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以后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批评的多肯定的少，而且有些文章很有火药味。我只知道江青和主席很关注这件事，如让我这个卫士搞关于评论《武训传》的报纸剪裁，而且每人一套等等，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至于主席和江青为什么要批判这部电影和怎么组织的文章，我不清楚，作为卫士是无权参与这类事的。 6月19日还是20日，汪东兴找到我说：根据主席意见让你跟江青公出，是到农村，你的任务是安全保卫，我们一共去五六个人，由申虎臣带队。申虎臣当时是警卫处的科长，后来我知道了同去的还有主席警卫班的李德华，朱老总警卫班的杨守诚。几天后，申虎臣找我们几个人开会，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和生活，要有吃苦准备。事后他又对我说：“这次公出是跟江青到山东搞武训调查，大约二十天时间，我们几个人具体负责保卫，轮流值班，你侧重负责生活。”这时我才心中有数。 接着江青又找我，问我申虎臣是不是已向我明确了任务，我说明确了，让我负责生活方面的事情。我又问江青：走前要带什么东西，还做什么准备，请指示。江青很严肃认真———看来她对这件事非常重视，对我说：“越简单越好。主席要求很严，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出不得一点毛病。我要以普通干部身份参加调查，要注意保密和影响。”这是江青对我交代的工作性质、任务和应注意的问题。于是我马上着手外出的准备。 为调查团服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杨庆旺：这次到山东调查武训，是在全国已掀起了讨论《武训传》的高潮中，主席责成《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做实地的调查，以便更有力、更深入地讨论。对这一背景和宗旨你当时了解吗？ 李家骥：我们安全生活组的主要任务与调查材料组虽然总目标一样，但各自的具体任务不同。说具体点，我们是为调查团服务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本人考虑更多的还是江青的安全问题。至于武训的历史问题虽然也想，但不是我个人的主要任务。 我们也能看出来江青对这次到山东调查很积极。6月24日或25日，我们乘火车直奔济南。江青、袁水拍、钟惦棐都坐的软卧。我不知道这个调查团谁是团长、副团长，但我能感到他们三人是核心人物，尤其是袁水拍更是公开的头面人物，在公开场合江青叫李进，是工作人员。这是她第一次用这个化名，以后成了她的笔名。 关于调查的事情，他们三人常在一起研究。上车不一会儿，江青就开始办公，和袁、钟两人研究调查提纲、工作步骤及有关问题。我只干为他们服务的事务性的事儿，不参加研究调查问题，所以，他们研究的具体内容不知道。我从表面感到江青精神和情绪很高，有点急性子，马上进入了角色，对这项工作很认真负责。 杨庆旺：到济南只是过渡，第二站应是聊城。请谈谈在聊城的情况。 李家骥：一到聊城，江青和袁水拍就召集会议研究工作。聊城地委的同志也开始参加会议，堂邑和临清的同志是否参加我记不清了。 在这里他们找了很多史志材料阅读，开会，下去到街区和郊区搞调查研究。在聊城工作两天多，到堂邑等地调查后又在聊城工作两天。 在聊城下去调查是很辛苦的，步行十几里路，不让坐车。在郊区一个大村子，江青、袁水拍、钟惦棐等和几个老乡唠嗑。因我在场，听到了一些谈话内容： “你多大年纪了？”江青问其中一位老人。 “八十多了。” “给我们讲讲武训办义学的事好吗？” “那时我还小，但有印象。他各地都去，求爷爷、求奶奶地到处要钱、要饭，都是为了办学。穷人太穷，没人给他捐钱，富人有钱，有的给他一点，有的也不给。他也不容易，吃了一辈子苦。办了学校，穷人的孩子还是念不起书，念得起书的还是富人家的孩子。” “这里的老百姓怎么看武训？” “武训不是为自己，他自己也没得到什么。听说皇上给他黄马褂，他不要。虽然累了苦了一辈子，想为穷人办点好事，穷人也没沾着多少光。” 这一天调查团还去了一个地方，在一家跟老头老太太谈了挺长时间。他们夫妇都80岁了，老太太头脑不清楚了，老头脑子很好使，他介绍了很多很客观的情况：“武训确有这个人。武训办学，也确有这个事。武训不容易，虽然他办了几所学校，有几个穷人能念得起书，还是富人在那里念书。说来说去还是为富人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要不皇帝怎么给他黄马褂。” 到了堂邑，调查团调查得更细，走的地方更多，大体上也是两种观点。 杨庆旺：李老，关于《武训传》调查公开发表过不少材料。有的材料上说：“《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很多不实之词是经过作者蓄意编造的。”还有的说：调查团在山东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作了二十多天的调查。当地知道调查团的来意，也听说李进的特殊身份，也就顺着调查者的需要，提供种种材料。据你所知是这种情况吗？ 李家骥：对这个问题我没有多少发言权，因为我的主要任务是为江青服务，不是去调查武训的历史。调查团是否带框框或造假或使用其他不妥手段，我没发现。关于调查中对武训的看法，据我亲身经历所知，始终是两种观点，或肯定多一些或否定多一些，没有发现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我只能说到这种程度。 杨庆旺：接着谈谈往回返的情况吧。 李家骥：在堂邑等乡村调查了半个多月，返回聊城地委招待所。在这里又住了两天，主要工作是各位调查团人员汇报情况，并考虑形成调查材料。调查报告以袁水拍为主笔，钟惦棐为副，江青参与，其他成员汇报情况，参加讨论。在聊城形成材料的思路和初稿，离开聊城，地、县、镇的同志就不跟到济南了，他们必须把调查的情况报上来，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仅两天时间不可能写出定稿，只能“堆“起来，还要多次讨论修改。调查团是中午到济南的，在这里又住了一宿，第二天离开济南，大概是7月18日回到北京。 杨庆旺：回到北京又做了些什么事儿？ 李家骥：对于这次调查，江青始终情绪很高，回北京带有凯旋的样子。但由于过于劳累，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就病倒了，她的胆囊炎犯了。 江青和袁水拍向主席汇报了这次调查的详细情况。主席对江青和调查团的工作是满意的。汇报后江青就休息了，材料的最后修改、定稿都是袁水拍、钟惦棐搞的。调查团写了一个很长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据说这个材料主席亲自修改，并在7月23日到28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以后又出了小册子。武训历史的调查和这个调查材料的发表，使讨论（说批判更准确一些）掀起了新的高潮。 调查过程中对江青的印象 杨庆旺：《武训历史调查记》完全否定了武训：“武训是一个流氓起家，尊从反动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有的文章说：《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把武训定性为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封建统治阶级的奴才、农民起义的对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并说电影《武训传》是一株反动的大毒草。对这种结论你当时知道吗？当时江青怎么想的？ 李家骥：在调查过程我不知道这个调查后的结论，我没有参与材料的研究，也不知道这些结论性的观点、语言形成的经过。我知道这个结论也是在报上公开发表后。江青当时怎么看待武训，我与江青没有正式讨论过，她也没有正式向我说过。但在调查中，我听过她与当地干部群众交谈时说过的只言片语，这一点在前边已述及。 杨庆旺：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主席、江青批判电影《武训传》已经五十多年了。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思想文化战线的一场批判，现在怎么评价，“文化大革命”后人们提出不同看法（当时也有不同看法）。后来很多专家和作家写到江青所以积极参与这个批判还有更复杂的历史背景、个人恩怨，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李家骥：批判《武训传》和武训历史调查，作为党的历史上的一个政治、历史问题，以党的最新决议为准，个人要服从组织，我本人不是政治家，也不是专家，没有多少发言权。至于江青为什么要积极主张批判《武训传》这部电影，或者如有人指出的这与她和陶行知及其弟子的个人恩怨，以及与赵丹等也有关系，说实在话我们作为主席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对这类问题是不可能知道的，也不大可能往这上想。我们全部心思是做好党组织和主席交给我们的每项具体工作。 杨庆旺：我们把江青当做你这次公出的服务对象，你对江青是怎么评价的？ 李家骥：我对江青有三点印象：一是以普通工作人员出现，积极工作，没搞特殊，吃派饭，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工作是深入细致的。二是江青身体不好，在农村工作20多天，很不容易。当时她因病容易出汗，尿频尿急，有时找不到厕所，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当时担心她挺不下来，结果还是坚持到了最后。三是与袁水拍等其他工作人员配合很好。对我们服务人员态度也比较好。江青好出风头，急性子，好找别人的毛病，这次调查中没发现这个毛病。总之，一切很顺利。 一天在我值班时，主席对我说：“江青争强好胜，身体不好，这次调查很顺利，没出大问题，她也挺了下来，多亏了你们帮助和照顾。”看来主席对江青在这次调查中的表现也是满意的。这些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至于当时没有认识到的和后来发生的情况与新认识，这属于另一类问题，不是这里谈的内容。（摘自《百年潮》2007年第6期李家骥回忆，杨庆旺执笔） 江青、毛泽东批《武训传》，批评了向统治者行乞的行为。而千百年来受孔孟之道的影响，中国人民向来就是这样活着。他们只知道向统治者乞讨，以获得他们的怜悯。可是，统治者给予人民的却只有屠杀！这是纯粹的奴隶主义。毛泽东一直在批判奴隶主义。有人说，毛泽东应该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鼓吹奴隶主义，使人民便于统治。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要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决不可能鼓吹这一套。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事实上共产党执政后，有的共产党人的确开始鼓吹奴隶主义了，让人民变成顺从的绵羊服从他们的统治，因为这部分人在民主主义革命后，就不想前进了，他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建设社会主义不需要奴隶主义，真正让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就必须彻底打破奴隶主义。社会主义初期虽然建立了公有制，但劳动人民的知识水平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还很低，中国人民受封建思想的影响深远，受孔孟思想的毒害很深，什么上智下愚，什么天命论，天子，天才的思想，在中国老百姓的心中流毒深远。劳动人民还没有真正觉醒，对自己的权利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这时候资本主义复辟便在所难免，人民的权利会被一部分人篡夺，走资本主义很容易。 关于《武训传》的文化斗争，可以说是江青建国后第二次闪光亮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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