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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8-17 06:22:42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古彭万俟轩 - 小 + 大
（8）挨饿的年代 1958年夏天，我们家从村中间的四合院搬到村北头的一个小院子。原先我们住的那个四合院一共有5户人家，都是土改后搬到一块的。1958年，村里要在这个四合院办大食堂，所以我们几家都搬出来了。我家新搬的这个小院有两间北屋一个小锅屋（厨房），是一个独立的小院落。 小院子非常简陋，大门朝东，西面靠山坡，巨大的石壁成了一面天然西墙。还有两面墙是用石块垒起来的，有一人多高。刚搬进来时，小院子生机盎然。墙头上爬满南瓜秧、丝瓜秧、梅豆秧，几个硕长的“牛腿”南瓜悬吊在墙头上。梅豆秧上开满细碎的花朵，有白色，有紫色，结了很多梅豆角。那时候我虽然年龄还小，但不少事情还是记得很清楚的。 我在这个小院子里住了将近三年，这三年实际上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在这三年时间里，我们村里发生了好几件大事。 一是吃食堂。食堂办起来后，我们这些小孩子都非常高兴，吃饭时间不到，就结伙到食堂外面排队，大家嘻嘻哈哈的很是热闹。但是，这个食堂开了不长时间就解散了。 二是除四害，大人小孩都用竹竿挑着小红旗“轰”麻雀，幼儿园的阿姨还带着我们到厕所周围挖蝇蛹，到各家各户的木床上敲打臭虫。 三是植树造林，我们后山上的松树就是那年栽起来的，十几年后便郁郁葱葱，满山都是茂密的松林了。但最近这些年由于没人管，偷偷砍伐的，削树枝喂羊的，采松籽换钱的，把树林糟蹋的不成样子，现在整个山头又都光秃秃的了。 四是修路。我们这个村子与公社驻地一山之隔，来往不便，为了跟西边公社驻地连接一起，公社就组织社员在山上修了一条过山道路。这个工程非常浩大，好几个村子的社员群众干了整整一冬天。从山这边到山那边大约有1公里，一律修成台阶式的，大约3米宽，两边还砌成石栏杆。这条路已经50多年了，至今还在。只是大家不再翻山，而是使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绕道山南公路，这条山道已荒废多年！ 五是闹饥荒挨饿的事。这也是我记忆中最清楚的事情，恐怕也是很多人最想知道的。 我印象中，闹饥荒是从1959年春天开始的。事后社员们回忆，一致认为挨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1958年农业丰产不丰收。上级宣传说我们国家粮食生产的太多，已经吃不完，国家的粮仓也盛不下了。结果下面的干部就不再爱惜粮食，拼命糟蹋，许多庄稼成熟了也不让社员好好收，都烂在地里，还美其名说是“当肥料”。结果那一年大家都“撕开肚皮吃饱饭”，结果到来年春天（1959年）粮食就接不上了。第二个原因是自然灾害。我记得那几年（从1959到1961年）这里年年都有水灾，而且很大。我们住在山坡上，站在高台上朝远看，田地里白花花都是水，一望无际，青蛙在水里整天嚎叫不停，大人就带着我们用磨尖的铁条“穿”青蛙，然后剥开内脏放在锅里炒着吃。那些年不光水灾频繁，还有旱灾，庄稼收成一直都不好。后来还听说是苏联“老大哥”逼债造成的。老百姓不知道这些高层内幕，但一连几年自然灾害却是事实。 有人说，闹饥荒挨饿的时间长达三年。而我的印象中真正挨饿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也就是1959年春天到1960年春天那一段。后来的两三年虽然老百姓生活仍然不好，但不管吃孬吃好，已经能填饱肚子，比1959年强多了。 其实，即便1959年春天，一开始也是有粮食吃的。因为粮食都统一放在大队仓库里，按人口发放。干部们说国家粮食多得很，这边吃完国家那边就能调过来。但春节前大家还是“撕开肚皮”吃，等到过年之后，大队突然说粮食要按计划了，大人、小孩都按人头领取。最初还能吃饱，后来粮食计划标准不断降低，慢慢就不够吃了。这时大家才开始着慌。人们开始在粮食里掺点蔬菜或野菜，这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瓜菜代”时代。开春前没有野菜挖，大家都跑到“晾茬”的山芋地里，刨开冻土，挖那些上年秋天扔在地底下的山芋。有的山芋冻坏了，还有的生了黑斑，苦得很。但大家还是很高兴地带回家。有了这些红薯，大家就不至于饿肚子。 那一年大家确实饿坏了，老百姓家家都揭不开锅。我家在徐州城里有一门远亲，他们在城里饿得撑不住，也跑到乡下来，大雪天和我们一起到冻垡地（收过庄稼后不再接着种，闲置一冬天，等来年春天翻耕。这种地也称“晾垡”、“晒垡”、“歇茬”等）里寻找遗留地底下的山芋。 我家自留地里种的是大麦，春天到来后粮食不够吃，我母亲每天都到地里去挖大麦苗子，然后带回家洗干净掺少许面蒸着吃。整个春天过去后，3分地大麦苗都被母亲铲得差不多了。 我祖父从河里捉了一碗小鱼虾，让我母亲拾掇一下在锅里炖。我兄妹不懂事，偷偷吃光了。我祖父回来后坚持认为是我母亲故意给孩子吃的，结果他们吵了一架。我祖父气得跟我们分家，10多年后才搬回来。 我就是从那一年开始认识许多野菜的。我母亲带着我到湖里（我们这里把平原地块称“湖里”）、到山上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母亲告诉我哪些野菜能吃，那些有毒不能吃。我都牢牢记下了，到现在还没有忘记那些野菜的名字。现在不少野菜已经上了城里高档宾馆酒店的餐桌，那时候这些野菜可都是农民救命的东西。1959年我还不大懂事，有一次发现山坡上的“狼毒”（一种有毒的大叶植物，上面开着很鲜艳的黄花，下面结出薯块一样的东西）很好看，就用铁铲挖下来，还把下面的薯块拿在手里把玩，结果我的小手中毒，肿得非常厉害，很长时间才消。幸亏当时我没有把“狼毒”当红薯吃下去，不然命都没了。 那时候，山上、湖里的野菜都挖光了，大家就开始吃树叶。我觉得最好吃的是榆树叶和刺槐树叶，特别是那些鲜嫩的刺槐树叶，更是人们采摘的首选目标。其次就是桑树叶、柘树叶、“鬼疙针”等木本植物和草本植物。后来这些东西也被人们吃光了，就去弄椿树叶和柳树叶，这两种树叶都很苦，特别是椿树叶还有一股臭味，所以需要先用水泡，等把苦味、臭味泡掉后再蒸了吃。 那时候我们还吃了很多昆虫，蝈蝈、蚂蚱、“蹬倒山”，都能在火里烧了吃，很香。还有“瞎碰”（一种黑色的甲虫，有臭味，先用水浸泡，然后在铁锅或鏊子上煸了吃）、“山水牛”等，当然，像老鼠、蛇等，我也是吃过的。 吃野菜、树叶、昆虫的日子一直持续到麦收以后。 我那个时候最喜欢走亲戚，因为走亲戚能吃饱饭。我每次到外祖母家，外祖母都会偷偷给我下一碗杂面面条，让我躲在门后面吃，怕我的几个表哥、表弟看见。 那一年的雨水特别大，整个夏秋两季都在不断下雨，很多庄稼都泡在水里，结果当年秋季收成很差。我记得那年的红薯长得很小，就跟胡萝卜似的。由于大家春天就开始挨饿，再也不敢像去年秋后那样“撕开肚皮吃饱饭”，过日子也都小心翼翼、精打细算了。收获山芋时，哪怕一个手指头似的小红薯也舍不得丢在地里。收红薯前，还把红薯叶都收起来，因为红薯叶能吃，而且要比椿树叶、柳树叶好吃多了。从那年开始，我们这里连续多年家家都有收存红薯叶的习惯，可能就是1959年春天挨饿养成的。 1959年冬天是一个难忘的季节，那一年的冬季既漫长又寒冷。但是大家还是撑过来了，因为上级及时调来了救济粮，还有救济款和救济布等。救济粮并不多，但给老百姓带来了很大希望。我记得，救济粮中有粗粮也有细粮，不仅有小麦、白面，还有玉米、高粱、红薯干，更让我们意外的是还有大米。我们这个地方是在“四清”后实施的“旱改水”，先前不种水稻，老百姓是吃不上大米饭的，只有到城里才能跟过节似地吃上一次。现在是饥荒年代，老百姓却见到了雪白的大米，实在让社员们喜出望外。我记得我们家做的第一顿大米饭，就是用高粱米、红薯干、大米掺在一起蒸的，颜色又黑又红，与城里雪白的大米饭有着天壤之别，但我们吃起来却觉得很香。 难忘的1959年就在我们的记忆中过去了。 我从来都不否认那个年月闹饥荒挨饿，但我却坚决否认那些年“饿死许多许多人”的说法。最起码我们这里就没有饿死人。 几十年来，为了当年是否饿死人的事，我曾做过很详细的调查。首先，我们家有20多户远近亲戚，大都分布在苏皖两省交界处的数十个公社，有安徽的，也有江苏的，他们中有贫下中农成分，也有地主和富农成分，但没听说任何一家饿死人。其次是我们大队，我在大队当赤脚医生时，对全大队情况十分熟悉。我们大队一共748户（1972年），3300多口人，所有的家庭我都去过不止一次。在我有意识的调查中，发现三年困难时期死的人都是病死的或老死的，属于正常死亡或自然死亡，没有一个饿死的。1978年之后，我在公社负责统计，也曾有心在各大队打听过这件事，同样没有人说那些年谁谁饿死了。至于其他地区有没有饿死人，我不了解情况，所以没有资格发表意见，但我们这里确实没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掌握的这些调查数据，都是经得起检验的。我的父老乡亲都还健在，我如果说谎，他们也是不会同意的！ 但我记得，那一年，我们村上有好几个人曾经全身浮肿，当时都说是吃了什么东西中了毒。现在分析起来，这些浮肿病人极有可能就是饥饿造成的。但这几个人后来并没有死。 挨饿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没有必要回避已经发生的事实，但更没有必要无中生有编造谎言欺骗后人。 写于2009年9月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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