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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6-23 06:46:11 点击： 次 来源：巨浪Billow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民主危机 当前民主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当代起义的共时性？在出版《对民主之恨》一书的十五年后，雅克·朗西埃重返这一主题。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接受约瑟夫·孔夫勒（Joseph Confavreux）采访。 在《对民主之恨》出版的十五年后，您当时描述的意识形态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 雅克·朗西埃：过去我所分析的那种“共和的”知识话语已经被广泛传播，它尤其促进了极右翼的改头换面，传统的种族主义被回收再利用，并以捍卫共和制和世俗理想的样貌再度出现。它们还为限制自由的一系列措施提供了正当理由，例如那些禁止某些形式的服装，或者要求我们每个人无隐私地面对国家的检察。 可以说，这一意识形态既扩大了影响力，又更加清楚地表明了对强权的服从。随着各类不平等现象令人眼花缭乱的增多与管制权逐渐凌驾于个人之上，对于民主的知性仇恨也逐渐成为伴生的一种思想。 是否是贬义意义下的“民粹主义”构成了这种对民主之恨的主要面目？它声称要捍卫民主政府，而实际上却妨害了民主文明？ 民粹主义不是一种政治形式，而是一种辩解。这个词的使用暗示着，那种可以在世界各地被找到的增强化和人格化的国家权力形式，是来自弱势阶层人民的欲求表达。这是一贯的老套把戏，在说如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专制，我们的社会越来越不平等，是因为最贫穷的人施加了压力，将他们视作最无知的原始人一样，渴求着领袖，权威以及排斥。就好像特朗普，萨尔维尼，博尔索纳罗，卡钦斯基，奥班等人一样，都是受苦难人民反抗精英的产物。实际上，它们是经济寡头、政治权贵、保守社会力量和专制机构（军队，警察，教会）的直接表现。 当然，这种寡头政治还建立在我们社会给予自卑者的各种优越感之上（工人相对于失业人群，白人相对于有色人种，男性相对于女性，光鲜亮丽的大都市对偏远省份，“正常”人相对于不正常的人等）。但这没有必要颠倒过来：如今，统治世界的独裁，腐败和犯罪势力首先是受到富人和权贵的支持，而不是弱势群体的支持。 您如何看待许多人对现有民主制度脆弱性的担忧，以及许多宣布民主政体终结或死亡的书籍？ 我阅读的灾变论文学不多，我喜欢斯宾诺莎的观点，即先知们更适合预测灾难，因为他们自己要对此负责。那些警告我们“民主制度的脆弱性”的人故意助长了弱化民主理念的混乱。我们的机构并不民主。它们是代议制，因此是寡头的。即使我们的统治者及其意识形态试图混淆一切，古典政治理论也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代议制政府机构定义是不稳定的，它们可以为民主力量的行动留出一些空间（就像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议会制一样），或者它们可以倾向于君主制。显然，后者是当今的主要趋势。 在法国尤其如此，第五共和国本应被设计来让机构为个人服务，然而议会生活完全融入了国家机构，而国家机构本身完全受制于国家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力量，同时声称，这是鼓励发展“真正”代表了“真正”人民的选举力量。 谈到对“我们的民主政体”的威胁，则有非常特殊的含义：这意味着将代议制的不稳定性归咎于民主理念，并说如果这一制度受到威胁，那是因为它太民主了，太容易受制于无知群众不受控制的本能。所有这些资料最终都指出了第二轮总统选举是一出舞台喜剧，在该喜剧中，“清醒”的左派闭紧随金融寡头的候选人其后，后者是“合理的”民主制对抗“非自由民主”候选人的唯一堡垒。 在现代大众社会中，对个人无限欲望的批评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您如何解释这些批评在政治光谱的各个角落都能找到？玛丽昂·马雷夏尔-勒庞（MarionMaréchal-LePen）和让·克洛德·米歇尔（Jean-ClaudeMichéa）说的是同一件事吗？ 有一个不变的核心，或多或少地为左右各个版本提供材料。它首先是由19世纪的保守派政治家和反动理论家打造的，他们警告说在穷人的消费能力和胃口危险地发展的社会中存在危险，并将严重威胁社会秩序。这是反动话语的一个大骗局：警惕某种现象的影响，以将它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简而言之，就是穷人太富裕。 最近，这种核心思想已经被所谓的“左倾”共和意识形态重新开发，由对工人阶级充满怨恨的知识分子伪造而成，他们过去寄予了工人阶级全部希望，但现在正在消散。其中的“天才之举”是将金融资本对的集体劳动形式的妨害解释为一种“民主大众个人主义”的表达，这种民主大众个人主义起源于我们社会的核心，并且这些妨害由那些工作和生活形式遭到破坏的人所承担。 从那时起，资本主义治下的所有生活形式都可以重新解释为受一种单一邪恶-个人主义影响，还可以根据个人心情将以下两类视为同义词：一边称之为“民主”一边反对着平均主义的蹂躏；一边称之为“自由主义”然后批判“资本”的手。但是，也可以将两者等同起来，把资本主义和释放穷人的消费欲望联系起来。 这是给统治我们的绝对的（更进一步说，完全专制的）资本主义取“自由主义”这个名字的好处：统治系统的影响与个人生活形式是一致的。这样就可以与最反动的宗教力量携手合作，把我们社会的状况归咎辅助生育的医疗和同性恋婚姻中所体现的道德自由，或者用一种纯粹而坚定的革命理想来要求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集体行动形式和工人理想的被破坏负责。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当我们谴责民主的虚假表象，它的法律和制度是统治阶级行使权力的外皮，同时使人们从代议制民主代表平等这一假象醒悟，而这一种谴责的行为（客观上）为特朗普和博尔索纳罗这样的角色腾出的空间，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等级制度和威权主义？ 首先，需要消除那些传统的混淆，它们既服务于主导秩序，又服务于那些批评者口中的懒惰。特别是，我们必须结束这种从马克思那里继承来的学说，该学说打着谴责“资产阶级”民主表象的幌子，实际上证明了对代议制民主的认同。统治阶级行使权力并没有在民主的假面被后实行。我们的代议制机构是这种力量的直接工具。 布鲁塞尔委员会的例子及其在欧洲“宪法”中的地位应足以说明问题。这正是超国家代表机构的定义，在这个代表机构中，代表权的概念与任何普选权概念完全脱节。该条约甚至没有说出这些代表应该由谁来选出。当然，我们知道是由国家指定的，而且它们主要是主导世界的投资银行的前任或未来代表。只需看一眼布鲁塞尔机构周围的公司总部圈，就能明白寻找代议机构背后隐藏的经济统治是完全无必要的。 再一次，特朗普几乎不会被误认为是美国深处迷失者的代表，而博尔索纳罗则直接受到了金融界代表的支持。首要任务是避免民主与代表制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令人困惑的概念（例如“代议制民主”，“民粹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等）之间的混淆。民主制度不必要保护自己免于“民粹制度”的危险，它必须被创建或再创建。显然，在当前情况下，只能将它们创建为独立于政府机构外的反对机构。 当对民主的仇恨表现为怀念博尔索纳罗的独裁，或者表现为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ker）道貌岸然地解释“欧洲条约没有民主的选项”时，这种仇恨是否具有可比性？换句话说，我们是否应该并且能够考虑和区分对民主的威胁的优先级，或者极端威权主义的极右翼和准备以暴力的方式镇压人民的资本主义技术官僚之间的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非不同的种类？ 在各种不同形式之间也有着各种不同的差别。它可以依靠对昨日专政统治怀旧的力量，从墨索里尼到佛朗哥到皮诺切特到盖泽尔。甚至在某些东欧国家中，它也可以将“共产主义”专政的传统与教会等级制度结合起来。它可以更简单地与布鲁塞尔技术官僚体现的经济严谨的基本要求相一致。但总有一个共同的核心。 容克不是皮诺切特。但是，最近有人提醒我们，智利的新自由主义力量是如何继承了皮诺切特的宪法框架而进行治理的。欧盟委员会对希腊政府的压力与上校的独裁统治并不完全一样，但是事实证明，“左翼民粹主义”政府（特别是在希腊选举出以抵抗这种压力）无法做到这一点。 在希腊和智利，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一样，对寡头的抵抗显然来自于独立于代议制的力量和融入其中的所谓左翼政党。这些政党的行事原则是选择邪恶更小的一边。它们一直处于不断地分裂中，如果这种持续的分裂没有增加寡头政权的力量，并给真正的反对者增加困难的话，人们就已经很高兴了。 您如何看待今年秋天的全球大火？在几大洲发生的不同反对活动中是否有共同的原因和动机？与要求真正民主的屏蔽词运动相比，这些反对运动更多是基于社会经济动机。是否表明了地球有什么新状况？ **示威者的民主化要求使这种发展成为谎言。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摆脱社会经济动机（被视为坚实但微不足道）和对真正民主的渴望（更崇高但转瞬即逝）之间的传统对立。单一的统治体系是由金融权力和国家权力共同行使的。而某运动正是从拒绝区分有限的要求和无限的民主主张中汲取了力量。很少有一场运动是从民主要求开始的。它们通常会从反抗全球统治体系的某一方面或影响开始（选举舞弊，警察暴行受害者的自杀，劳工法，运输或燃料价格上涨，甚至是一个破坏公园的项目）。 当集体抗议在街头和被占领的广场上发展起来时，它就不仅仅是对有争议的权力的民主要求，而是对有效实施的民主的肯定（democracia real ya）。它所说的基本上是两件事：第一，政治越来越多地以世界间冲突的形式出现---一个由不平等的法律统治的世界，与一个由平等行动建立的世界---其中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区别趋于消失。第二，曾经对民主与平等感兴趣的政党和组织在这方面丧失了一切主动性和采取行动的能力，如今，这种能力被在事件本身中产生的集体力量所拥有。人们总是可以重复说它缺乏组织性，但是那些著名的组织又在做什么？ 在全球范围内，某种形式的抗议的常规化是否代表着一场重要的反对运动？ 我真的不喜欢常规化一词。如今，在德黑兰，**或雅加达上街并非一种常态。只能说，抗议的形式往往是相似的，反对各异但趋同的政府体系，这些体系试图以牺牲日益贫困、被蔑视和被压迫的阶层为代价来确保特权者的利益。我们还可以看到，他们取得了一定成功，尤其是在智利和**，我们并不知道它们近未来会如何，但是，这显然表明，在面对无可撼动的秩序时，这种做法与绝望中的简单仪式有多么不一样。 15年前，生态灾难的前景并不明朗。新的生态问题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民主问题，即有些人认为，保护地球不能在一个审议的框架内实现？ 我们的政府已经在“我们面临着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的托词下运行了一段时间了，这种危机阻止了将世界事务交托给其普通居民，并要求将它们交由危机管理专家处理：换句话说，是由金融和国家权力来共谋。显然，生态灾难的前景支持了他们的说法。但是也很明显，我们国家声称自己是唯一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国家的说法，与它们无力地做出与这个挑战相称的决定相矛盾，无论是在个人还是集体上。因此，全球化主义者的主张实质上是在告诉我们，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过于复杂的政治问题，或者是使传统政治行动过时的问题。从这种思路出发，气候问题服务于将政治纳入监管之中的趋势。 另一方面，有人说，既然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个人，那么每个人都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就像巴黎圣母院运动，使用非常具体的案例，以每个人所拥有的力量来确定对具体目标的追求。取消一个机场工程显然不能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这表明不可能将生态问题与民主问题区分开来，民主问题被理解为行使有效的平等权力。 在弗雷德里克·洛顿（FrédéricLordon）的最新著作中，他表示要远离所谓的“反对政治”，特别是“限于间歇性的政治”，声称这仅仅是“敏感性的再分配”。 这些批评对您定义政治的一些方式有什么启示？ 我不想卷入个人争议。因此，我将仅限于强调我所写的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清楚的几点。我并不是说政治只是间歇性地存在。我说过，这不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永久部分，因为政治不仅关乎国家权力，而且关乎每个人权力的理念和实践。这种特定的权力只存在于对正常权力行使形式的补充和反对。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只存在于集体庆祝的特殊时刻，在此期间无事可做，且不需要任何组织或机构。相反，组织和机构在过去和将来会一直存在。 问题是他们组织什么和建立什么，他们实施什么权力，平等的权力还是不平等的权力。平等主义的组织和机构发展这种人人共有的力量，事实上，这种力量很少表现为纯粹的国家形式。在我们社会的现状下，很明显，相对于作为国家权力跳板的代议制而言，它们只能作为自组织和反对机构出现。 不难发现，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反对金融权力和国家权力发展的运动都是被是由“自发性”所动员的，它们表现出了比现在所谓左翼组织更优秀的组织性（尽管我们不应忘记，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许多人都是通过斗争实践而成为的活动家）。的确，随着时间的推移很难维持这种共同的力量。这就需要创建一个不同的时间，该时间由自治项目和活动组成，不再受制于国家的日程。但是我们只能发展现有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只能建立在已经改变的行动之上，无论这些改变的范围多么小，多么短暂。 Mediapart, 2 December 2019 原文：mediapart.fr/journal/cu 英译文：versobooks.com/blogs/45 英译者：David Fernbach 中文译者：四乃山波尔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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