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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毛主席对“中庸”观念的评价看批孔的重要性(下)

时间:2020-07-24 18:00:11    点击: 次    来源:    作者:旗帜中流评论员 - 小 + 大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无原则的调和。中庸,就是凡事都要“取中”,不管两极的本质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在光明与邪恶之间都来“取中”,就抹杀了事物的本质性区别,丧失了原则性。

毛主席一生则与此相反,他意志坚强、从不妥协。他对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反动派不妥协,昔日的战友当中出现了修正主义,他也不妥协。甚至有人说,毛主席的书法都表现出一种积极进取、跃然而上的精神,毫无那种中庸、平稳的书生气。

读艾思奇的《哲学选辑》时,看到艾思奇谈中庸问题,毛主席批注道:“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

毛主席对中庸思想反辩证法的一面进行的批判是极其有道理的。中庸思想确实只是静止地讲两极之间的“取中”、“调和”,没有变化、发展的观念。按照中庸的意思,只需取中、调和,不用否定、改变,应当被否定、被代替的东西还要保留,只是别太过分了就行,这样也就没有了发展。毛主席将中庸的这一特点形象地概括为“死硬派”。

“死硬派”以“中庸”为武器,对抗变化、反对发展。而辩证法则是发展的、斗争的、运动的,不是静止的、调和的、孤立的。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平衡,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绝对平衡是没有的。

毛主席指出:“中庸主义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两种思想。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当其畏首畏尾于过程正反之间成为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两端间的过渡形态时,他是折衷主义。当新势力与旧势力斗争激烈而胜负未分时,往往出现这种折衷主义。”

毛主席的这一教诲,对于我们今天,应该有着巨大的警示作用,因为我们今天面临的,就是斗争胶着的时期、矛盾积累的时期。在这种时候,很容易出现各种机会主义,在思想方法上则往往表现为折衷主义。




认识、方法,最终要落到人生上来。孔子认为,中庸的人生才是道德的人生,人生最高的就是中庸的境界,所以发出了“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作为道德的中庸啊,它是至高无上的!老百姓缺少它已经很久了)的感叹。

那么,什么才是中庸的道德境界呢?孔子要求人们,避免大悲大喜、大爱大恨,永远不温不火,不要偏激,要“和为贵”。碰到问题、需要表态时,则“中立而不倚”,就是不偏不倚。这样,其实往往是含含糊糊、没有立场。按照这样的要求,培养出来的只能是没有棱角的滑头、只能是“明哲保身”的奴才。

我们今天,无论是作为炎黄子孙,还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者、追随者,在为人、做事、解决问题的时候,都要注意避免这种“中庸之道”,而是要敢于坚持原则,在重要问题上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这样做,与讲究策略、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不矛盾。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具体的、明确的大原则之下,在不隐瞒观点和意图时,服务于特定目标,才谈得上讲究策略,也才谈得上尽量团结更多的人。

在平时的生活实践中,我们有时候往往本末倒置,大原则模糊时,或者堂而皇之、缺乏具体针对性时,我们却在“讲策略”、“讲团结”。

其实,这是毛主席曾经批评过的自由主义的表现:“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

毛主席毫不留情地指出:“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处。”

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对人”、“对己”实行双重标准,就是因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不忠诚,他们口头上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不准备实行之。

《中庸》一书中宣扬的道德观,提法上比《论语》里的论述更高一筹,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三达德”:即“知”、“仁”、“勇”。对此,毛主席也曾给予过入木三分的批判。

1939年2月,毛主席针对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书致信张闻天说: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

毛主席的这一段批判中,首先一点,揭露了所谓“知仁勇”的提法缺乏阶级性。在封建社会,其实质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

其次,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阶级大义,必然有不同的“仁”、有不同的“勇”。而《中庸》所说的“仁”和“勇”,不是从人民大众的生活实践之中提炼而来,而是统治阶级杜撰出来“教化”民众的,因此“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因此“孔子的知仁勇一概是主观的”,是唯心的。

再次,撇开阶级性,单纯从方法论的角度,毛主席又指出: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也就是说,必须在实践中不断磨练,磨练出赤胆忠心,否则“知”、“仁”、“勇”都可能出现异化。

是啊,对于今天的“左派”、“毛派”来说,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对人民的忠诚,是第一位的。不然,我们学了一大堆马克思主义知识,只能是“言而不信”;我们号称同情百姓、热爱人民,也是“假仁”。

1937年10月,毛主席为延安陕北公学题词时指出:

“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惟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

这是毛主席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总而言之,我们批孔,既有利于揭穿反动统治阶级的诡辩术,有利于跟阶级敌人作斗争,又有利于杜绝“中庸”的为人之道,纯洁我们自己的阶级队伍。

 
责任编辑:大地风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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