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国家与家庭（2-1）

时间：2021-03-14 15:58:52 点击：次来源：红棉浪潮作者：佚名 - 小 + 大

妇女、国家与家庭（2-1）

这是由E·莫拉莱特（E. Moraletat ）所撰写，从妇女与国家、资产阶级家庭的关系的角度考察女权主义运动的文章。
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怎样总结当代的女权主义斗争？首先，我们能确定这些斗争一直要求整合到体制中。即使经历了70年代的激烈斗争，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仍完好无损地被保留了下来。

1、妇女与国家
资本主义结构中有着数种固有矛盾。这些矛盾被强加给社会中被压迫和剥削的群体，并为他们所怨恨。他们发起了各种异议运动，例如工人运动、反种族主义斗争、学生运动和女权主义运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专门研究资本主义和阶级分化下现代的女权主义斗争。
我们必须阐明的一点是，在包括女权主义斗争在内的所有这些斗争中，都会有一个必须要与国家对峙的时刻。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的主要功能就是解决其矛盾中所产生的张力。由于这一焦点，任何运动都无法逃脱国家对与之作对的抗争的控制。国家会动用一切它认为必要的资源来确保它的控制。国家将会使用不同程度的暴力或者在体制内进行刚好足以缓和张力的改革，以便让它更好地适应其内部矛盾。
女权主义运动的历史很好地展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的国家主义性质的再调整。确实，妇女主要是从国家那里获得了对许多权利的承认和条件的改善。并且哪怕这些助长妇女反抗的矛盾依然存在，国家也通过化解其颠覆性的潜力来阻挠了这些运动的活力。运动的许多部分都与诸如政党、教会和政府机关之类的掌权机构合流，使得家庭组织在过去与今天变化出了一些新的形式；而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存续所必需的社会秩序调整。
由于女权主义斗争未能成功组织起反抗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全球运动，其胜利时常仍是国家的胜利。但在我们开始分析之前，我们必须考察最早是什么让妇女产生了改善其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的诉求。

2、女权主义的诞生：
女权主义运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发展所引发的矛盾。这个结论能通过考察资本主义成为社会生产转型背后的力量这一事实得出。这些资本主义带来的变化影响了家庭内外两个领域的生产。接下来是一段关于这一进程的简要说明，首先由对这两个领域的一些简单评论开始。
家庭生产的领域发生在家庭单元内部。在这一领域内，男人和女人基于性别而被指定职位。这一领域内的关系以财产所有权的概念为条件，并且被设计成男人控制并拥有高于女人和孩子的权威。因此，剥削和统治的趋势是显著的。在这一领域内，由女人所承担的家庭内生产，包括生养孩子、喂养家庭、照顾健康的需要、做家务劳动等等。基于社会，阶级或者时代的不同，所有这些工作也会产生变化，但是女人不得不因为她们的性别而去应对这些任务。显然，并不是女人在家庭生产中的工作，而是性别，决定了她们的位置。家庭是意识形态和法律规定下组织家庭生产的机关。
非家庭生产是阶级斗争所发生的领域。在这一领域内的关系是统治阶级的剥削和统治。统治阶级使用对生产资料、产品和工人的所有权和控制确保其统治。非家庭生产被一系列行政机构、国家组织和私人企业等执行。
这两个领域的社会生产彼此交集。统治阶级因其对社会凝聚力至关重要而确保了这一交集。这是通过对非家庭生产领域的必要的组成部分的所有权和控制实现的。在不同的社会、时代与社会发展阶段，两个领域的相互作用会有不同。这种社会发展的理想模型的表现可以被视为一把双面斧（two-pole axe）。一方面，大多数的经济生产发生在家庭的核心；在另一面，家庭也从属于非家庭生产的领域，并且大部分的产品都转移至了这一领域。家庭和这一系统的关系也可以被视为双面斧，在一面，父亲有权控制并决定孩子、女人和奴隶的生死；在另一面，父亲必须向国家担负起有关孩子福利的责任。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非家庭领域扩张到了反噬其自身的程度。资本主义导致了家庭生产大量降低（被家庭外的机构一点一点逐渐吸收）。与此同时，社会生产中的两个领域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家庭领域中女性和男性的任务、职责和关系也因此改变了。这些改变为妇女们创造了一个悖论。作为她们女性身份的结果，她们在家庭生产中承担着特定的任务与职责。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任务和职责已不似往昔。更有甚者，妇女在家庭领域中的位置也对她们参与非家庭生产过程中的条件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当妇女们为自己的时间寻找新的出路时，女权主义便作为这个悖论的结果而诞生了。现在让我们考察家庭和非家庭领域生产的变化在数个世纪中是如何上演的。我们将试图评估女权主义对社会秩序组织的影响。

3、国家：
工业革命的开端带来了改变，迫使统治阶级关注影响工人阶级的一些新现状。大工业的发展为工人阶级带来了许多问题，损害了他们的健康、性能力和再生产能力。首先，城市地区对大量体力劳工的需求驱动了大量来自乡村的移民。这迫使统治阶级控制人流量以维持人口平衡。其次，由于人口激增，密集同居、空气和水源污染、疾病、卖淫和性病等城市病爆发。在这一时期和这种环境下，工人阶级不论条件，在他们能找到的任何地点居住。在大城市，因为缺少空间，许多人合住公寓。在同一个屋檐下，经常会发现，5岁的小女孩、20岁的女人和57岁的男人，毫无亲属关系，却共享同一个空间。工人阶级同样出现生活在街头，这是一个满是讨论、赌博和夜店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主要由于产业工人们游牧式的生活方式，婚姻的习俗破裂了，未婚同居取而代之。统治阶级逐渐意识到了时代的改变，工人阶级变得不那么容易剥削了。换句话说，城市移民的无序状态，虽然帮助了工业革命开始，但却与工业和家庭平稳运行的模式是不相容的。面对这一问题，国家开始展示出其控制社会的力量。
国家的目标是让那些以街道而不是工业的节奏生活的人们去工作。国家开始使用数种压制手段来清理街道。反流浪和反乞丐法生效，那些特别破败的地区也被摧毁了。街道成为了国家强制推行控制的地方。随着居民们逐渐失去对街道的控制，家庭重组的第一步也从中浮现。这一重组强调，也强迫着对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区分。当国家牢牢把控住公共空间的同时，它同样也通过强迫公众进入私人空间并在那里组建新的家庭模式，而掌控了私人空间。家庭取代了街头巷尾，变成了新的生活中心，并消除了除了家庭成员以外的任何人的联系。这一转变通过新的意识形态固化加强，并让人们开始意识到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的曾不那么重要的差别。

4、资产阶级家庭模式
资产阶级家庭的模式是从日益增长的私人与公共生活的区别中浮现出来的。公共生活被认为是发生在家庭之外的一切，比如政治、职业、宗教活动等领域。私人生活被认为是一切与养育孩子和婚姻生活有关的事。在私人生活的领域，维持核心家庭所涉及的责任以性别为基础划分。家庭因此变成了私人的、自主的单元，与外界隔离，并且在感情上自给自足。资产阶级家庭模式规定女人的主要和天然职责是妻子和母亲。统治阶级将这一系统视为社会繁荣稳定的保障。
家庭的“私有化”和资产阶级家庭的模式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事实上，国家实行法律和政策直接为家庭塑形。这些政策由政府和被国家直接影响的公众、私人、世俗与宗教的机构实施。国家起到了集中力量的职责（同时也是那些私人组织的资金和服务来源）。所有这些资源都是用来规训、监视和控制工人阶级的。
家庭与这些不同社会控制机构之间的衔接导致了家庭自身内支配结构的削弱。事实上，婚姻和父权在家内领域中的专断性，被资产阶级公民权利，如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和平等，所广泛缓和。这带来了被一些历史学家所称为私人领域实践的“正常化（normalization）”。家庭从经济生产单元变成了一个控制单元，成为国家的一部分，并由国家控制；因为自此之后，家庭与这一社会控制机构的网络紧密重叠，而它们之间的衔接则由男性来承担责任。
工业发展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对大量劳动力的需求要求妇女和儿童进入工厂中的劳动力岗位。这一事件与近代女权主义的诞生所重合，都大致发生在19世纪初。在这一时期，女权主义者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指出于家庭和工厂中同时工作给身体和情感带来的后果：“工时太长，工资太低，攒不出嫁妆，嫁不着好郎，带不着娃，等等”[1]
为了减轻工作妇女的负担，统治阶级通过对工人阶级进行政府扶助的计划，强行推进了资产阶级模式的“家庭生活”和“夫妻生活”，并把这些援助计划当作头等大事之一。
确实，“孩子们必须去上学，不准流浪。她们被置于母亲和社会工作者们的监护之下。而妇女身上也被强加了合法的婚姻和生育、家庭任务、家务责任和孩子的教育等问题……最后，婚姻监护和医生监督取代了牧师的职责。"[2]
男人去工厂、女人待在家、孩子上学校的安排，是将工人阶级划分为各个家庭单位的更进一步，也是国家对政治和经济控制的进一步主张。
必须理解的是，在资本主义背景下的家庭重组的第一阶段中，统治阶级为了规训和控制工人阶级，首要的就是通过自身意愿或者施加暴力的方式，将他们组织进一个个稳定的家庭细胞中。当时的主流论调是声称妇女是“家里的女王”。女权主义者从根本上反对这一观念，以及婚姻。但是，面对对基于浪漫爱情和育儿的纽带——也是基于爱，不过主要是母爱——的婚姻，以及女性天生的教育和生育能力的赞颂，她们的观点无力抗衡。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女权主义运动出现了几个失去动力的迹象之后，这一运动突然又焕发了新的活力。女权主义的首要目标变成了获取选举权、得到职业生涯的通道和得到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权利。这一时间段的女权主义斗争又与另一阶段的家庭重组重合，同时也是对家庭内外生产如何发生和交互的变化的回应。一方面，妇女在家庭外生产中被更加频繁地雇佣；而另一方面，新兴工业开始提供在传统上由家庭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并且家庭也开始接触到更多的先进科技。
这些改变均与妇女日益“私人化”的角色们，如家中的妻子、母亲和家庭照顾者有关。这个进程源于前一世纪中对资产阶级家庭生活原则的捍卫，现在则随着新意识形态的支撑更加强大。新的宣传机器开始散播关于家务劳动和母亲责任的专业性的迷思（并鼓励遵守严格的规定），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关于女性气质的新意识形态。“这种新的女性气质为妇女的肩上增添了一副重担，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妇女，她们很难获得必要的资源来满足这些义务所要求的高标准。”[3]
这种新的女权主义论述，正是对这些要求的回应（尤其是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的要求），涉及到妇女受教育，以及拥有个人身份和价值的需要。随着家务劳动被赋予的重要性，妇女不得不为正确地完成家务而学习具体的科学方法和方案。现在，这个“私有化”的进程甚至比家庭统治的结构更加能保证对社会的控制。
在20世纪初，女权主义斗争被妇女在社会中角色的改变所大幅影响。其中一个主要目标是使妇女参与公共和政治生活。然而这种参与是被国家，教会和各种社会控制组织（如政党、慈善机构和救助机构）所授权与监督的。社会认为妇女应当为公共领域带来适当的阴性贡献，如温柔、爱、和平、牺牲精神、利他主义和母性本能等。因此，社会开始明确呼吁妇女遵照改良主义的使命，把她们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加深到那些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的活动中去。控制机构将协调和推动女权主义者的社会和政治参与，以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
妇女被允许并鼓励参与的社会和政治工作，只要不影响妇女的被预期的，作为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的角色和责任。因此，这种参与被限定在妇女的家庭能够提供给她的自由时间中。这一时期女性角色的改变并没有真正改变关于女性的意识形态，只是强加和遵循着传统的模式。基本上，“在妇女变得更加涉入公众活动，并能够在家庭内一定程度上逃离出对丈夫和父亲的从属关系的同时，她们在家庭外的行动，却讽刺地让妇女受到了更大更高级别的社会机构的直接控制。”[4]
就教育而言，妇女逐渐开始被允许上大学。妇女的教育在传统宗教社区之外得到了更多的发展。随着妇女进入学校，有关照顾他人的工作的新领域得到了迅猛发展，比如营养学、儿童福利等，以便让妇女沿着适当的道路前进。在工作场所，妇女被迫进入女性工作的聚集区，比如教育和护理行业。尽管从1930年代至1960年代（甚至197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黯然失色，挣工资的妇女却并没有回到她们的炉灶旁。相反，她们继续着她们的工作，并参与了一些为妇女争取权利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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