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毛主义共产党对新党员的培训资料（20-18）

时间：2018-12-10 07:43:31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毛泽东 - 小 + 大

第二十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经验

其实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方案在全国革命胜利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了。
1947 年红军和中国革命进入战略进攻后不久，毛泽东就已经宣布并开始实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政策了。一是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并分配给农民，二是没收买办资产阶级的资本，三是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这些政策在革命控制下的华北广大地区实施，而土地改革也于1950 年中期完成。随后，在其余地区也相继完成了土地改革方案。
总路线和逐步集体化：1951 年，党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采用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一时期的基本目标是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同时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用大约 18 年完成这一进程。这分为用三年从内战的破坏中恢复，再用十五年发展经济，包括三个五年计划。
按照这一总路线，制定了“逐步”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第一步是号召农民组织农业生产者互助小组，每组只有几个或十几个家庭。这些队伍只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基本成分，如团队成员之间的帮助和合作。第二步是号召农民在互助小组的基础上组织小型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性质上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其特点是以股份制集中土地，实行统一管理。第三步是号召农民在这些小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起来，组织完全社会主义的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逐步计划的基本原则是自愿参与和互利。农民被说服自愿参加这个集团化进程。
互助小组的第一步是在革命全国胜利之前就在革命根据地开始的。迈向初级合作社的第二步发生在 1953-55 年.向高级合作社过渡的第三步始于 1956 年.农村出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高潮。与此同时，在 1956 年的头几个月，一个与之相关的运动迅速推进，企业国有化的进程完成了。因此，中国的工商业从私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转变远远提前了。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辩证态度：总路线基本上依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1953-57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方向是强调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此外，还有一种不加批判地采用所有苏联政策的倾向。随着近代修正主义在苏联的兴起(特别是 1956 年 2 月苏共修正主义第 20 次大会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修正主义倾向立即得到加强。1956 年，党内发起了一场“反冒进”的运动，即阻碍社会化进程。与此同时，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理论在党内占了上风，其主要代表是党的总书记刘少奇。这一趋势的代表支持赫鲁晓夫主义者，否定阶级斗争，要求集中精力建设现代生产力，主要是重工业。他们认为，生产力是变革的主要动力，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是阻碍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生产关系的变化，要等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农业合作应等到工业发展到足以为农村机械化提供机械为止。所有这些建议都否定了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这将导致修正主义和官僚倾向的增长，以及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的增长。
看到苏联的境遇，毛泽东意识到修正主义的危险，立即展开了一场斗争，以战胜当时控制着党的这些倾向。他在这场斗争中的第一步是 1956年 4 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第一次对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作了明确的批判。在谈到重工业与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时，毛泽东强调：“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同样地，他批评苏联的政策“挖得很苦”。他还攻击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教条主义者学习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时“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他还批评那些效仿赫鲁晓夫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批评斯大林。他坚持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 70%的功劳。因此，通过从对苏联修正主义者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的广泛批判和吸取教训，毛泽东领导了同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唯生产力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然而，毛泽东讲话的最大贡献是它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规划进程认识的重大进步。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作为十大关系提出，把辩证法和矛盾带到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中心。他指出，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涉及生产和分配目标的机械实现，而且涉及到对过程中的主要矛盾的辩证认识，以及动员一切积极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因此，他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
第二年，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面做了工作。其中，他继续发展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辩证认识。首先，他把阶级斗争置于这一过程的核心。他断言“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样，他开始了同党内说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下已经不复存在了的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它的标志是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整风运动的开始。在这一时期，许多高级干部不得不向群众提出自我批评，数百万学生参加体力劳动，与工农结合，工厂和农业合作社的所有党干部都要参加体力劳动，工人开始参与工厂的决策，农民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这一过程，党与人民的关系更加密切，党内外的右翼势力被制止。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诞生：随着整风运动的推进，党内右派处于守势状态。这导致在一九五八年纠正一九五六年主导党的八大的错误的唯生产力理论。这一理论源于刘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前，他被迫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完成前的整个时期，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他的报告还提到了大跃进，这是从那时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工业、农业和所有其他活动领域都出现了更大和更快的增长。
然而，除了快速增长之外，大跃进是早期计划的优先级和总路线的重大变化。大跃进总路线是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底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提出的。它改变了对重工业的重视，旨在实现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同步发展。它旨在缩小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以及工农和知识分子、管理者之间的差距。它的目的不仅是一场经济革命，而且是一场技术、政治、社会和文化革命，以改变城市和农村。
1958 年开始建设人民公社。这一进程最初是自发开始的，当时受干旱影响地区的邻近农民协会制定了一项计划，将他们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合并起来，以实施灌溉项目。他们的合并被毛命名为公社。毛泽东鼓励这样的组织形式，这立即导致公社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它们是由邻近合作社合并而成，以承担防洪、水利、植树造林、渔业、交通等大型工程。此外，许多公社建立了自己的工厂，生产拖拉机、化肥和其他生产资料。建立人民公社的运动发展很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 1958 年 12 月著名的《武汉决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宣布，“从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只经过了几个月时间，全国七十四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已经在广大农民的热烈要求的基础上，改组成了二万六千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有一亿二千多万户，已经占全国各民族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总括人民公社的政治本质后，中央委员会接着说：
“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我国人民公社的初步经验，现在可以预料：人民公社将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且将成为我国实现下述两个过渡的最好的形式，即第一，成为我国农村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最好的形式；第二，成为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的形式。现在也可以预料，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将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
公社运动代表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它基本完成了农业集体化的过程。然而，把公社推向完全公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期望无法完全实现。此外，努力建立的城市公社也无法得到巩固。
在大跃进时期的公社运动最初时期，有一些“左”倾错误。毛泽东在1959年2月的演讲中称这是“共产风”。毛泽东指出的这些“左”倾错误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通过使整个公社成为一个核算单位，在公社内部消除贫穷的和富裕的生产队的差距。这就意味着富裕的生产队(前高级合作社)农民成员的份额将比他们在公社成立后不久所得到的份额小。因此，他们会对组成公社感到不满，他们的参与将不是自愿的。第二个错误是公社的资金积累太大，公社对无偿劳动力的需求太大。如果留出更多的资金用于资金积累，农民所占的份额就会更低。同样，更多的无偿劳动只能在道德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出现。第三个错误是把各种“财产”“共产化”。在一些地区，甚至试图将农民的小财产，如母鸡和猪，纳入公社。这也是被反对的。
这些错误很快得到纠正。生产大队(原高级合作社)继续作为基本核算单位，1962 年核算单位被降到一个更低的水平——生产队。然而，尽管人们的观点始终是将所有权和核算水平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但作为一个更大的社会化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这并没有取得成功。基本核算和所有权单位一直维持到1976年不变，它们一直处于最低水平——生产队。反对走资派的斗争：虽然“左”倾错误很快得到纠正，但在党的更高层，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的把持仍然很强。这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展现的.1959年7月，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对大跃进发起了直接攻击，批评了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愿望，毛泽东击退了这些攻击，捍卫了大跃进的政策。但是，虽然彭被打败了，但其他的走资派却继续通过间接手段发动攻击。
一种方法是通过媒体隐蔽地给彭辩护和攻击毛。这是通过文章，也是通过戏剧和文化表演来展示彭是怎样一个受害的正直同志。另一种方法是拖延或转移执行最高层决定的关键政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 1962 年第十次全体会议所作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虽然走资派表面上同意它们，但他们通过控制党的组织来确保没有大规模的动员。他们试图把文化大革命转向学术和意识形态辩论的方向，而不是阶级斗争。
在这段时期(1959-65 年)，毛泽东在各个战线上进行了战斗.他根据俄国的经验，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真正危险。因此，他在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政治、经济进行彻底研究的基础上，为中国和国际无产阶级汲取了这一经验的理论教训。通过反对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毛泽东试图把世界各地和中国的革命者团结起来。他通过《读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谈话和批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等作品，试图向党内干部灌输反对修正主义和复辟的理论基础。
但是，他主要是试图把人民群众拉进保卫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以阻止资本主义的复辟。除了前面提到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外，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者效仿大庆和大寨经验的口号，以此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模范经验。但是，当一切动员群众的企图都被党的官僚主义所转移时，毛泽东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释放了群众的力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毛泽东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建设原则的实践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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