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国家与家庭（2-2）

时间：2021-03-15 11:30:53 点击：次来源：红棉浪潮作者：佚名 - 小 + 大

妇女、国家与家庭（2-2）

5、1970年代至今
如我们在之前的章节所见，与资本主义发展关联的一些改变影响了家庭生产、非家庭生产和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许我们应该再次审视这一问题，以确保能好好理解这一点。
首先，与家庭工作相关的新产品、服务和工具的引入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家庭模式，尤其是影响了家庭内的性别角色。新科技的发展让烹饪、清洁等家务劳动变得简单到任何成年人，无论有没有经验或训练，都可以轻松完成。因此，社会不再需要妇女待在家里以专门完成家务工作。
在这一时间段内，再生产的下降趋势也很重要。由于家庭的孩子变少了，妇女预期投入到照顾孩子中的时间和精力同样大幅减少。这是人口零增长的时代。然而，降临到世上的孩子们仍需要喂养、娱乐、保护、监管和社交。但是这些原本由妇女完成的任务，被国家和其他控制了非家庭领域的家庭外的机构一点点接管。例如，孩子的教育被学校和托儿所接管，医疗保健由医院和诊所接管，社会化由媒体取代。又例如，由媒体推动的青年亚文化概念展示了某些家庭成员——比如青年——是如何与家庭之外的其他单位产生了联系的。
穷苦的家庭是上述趋势的例外。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依然有许多孩子，但也是因为他们并没有经济手段来获得能降低家庭工作成本的产品和资源。矛盾的是，资产阶级家庭的家庭内劳动量却有上升的趋势。由于新增了大量的闲暇时间，富人可以每周更换两次床单，陪孩子们参加活动和为家人烤点心。通过这种方式许多家内劳动任务变成了兴趣。因此，许多资产阶级家庭的家务加倍了，但这种增加非但没有带来问题，反而被当作一种消遣来庆祝。
上述变化加上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工作场所并为家庭赚工资，导致家庭内曾被接受的性别角色分工发生了重大改变。虽然这些分工仍然存在，并且是私人的，但这些分工造成的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和剥削关系似乎被认为是不可接受和对女性不公平的。女权主义者们以积极的态度回应这些问题，并占领了街道。

6、妇女运动的障碍
在1970年代，女性的传统职责首先被女性为了女性自身而质疑。父权制和家庭领域的任务遭到了谴责。这场运动通过推动对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批判性的分析，抨击了家庭、婚姻以及国家。性解放的问题也被提出，妇女享乐和享受的权利被坚决维护。胸罩被烧毁，像香水和除臭剂之类掩盖身体自然味道的产品遭到抵制，并被扔进了垃圾桶。简朴生活的理念得到了推广:裸体得到了认可，性用品商店遭到了谴责。自然地实现目标的愿望也得到了支持。在一些政治运动中（从极左至自由意志主义运动），妇女谴责阳刚气概的主导地位和一些活动家的大男子主义。人们发明了新的干预方式:聚会、色彩、幽默、噪音和壮观的表演都得到了认可。诸如乱伦、强奸和同性恋等禁忌进入公众视野，表明了个人的即是政治的。然而，在1970年代的妇女运动却难免碰壁，陷入困境。这是为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对女性价值观的持续推崇，比如母性，这揭示了运动内部的一个悖论。事实上，某些女权主义者对父权规范的认同，留下了这种所谓的女性特质的功能失调，它将女性封闭在她们的传统角色中，而不是将她们从压迫中解放出来。因此，对“女性化”行为的重视是某些女权主义者落入的主要陷阱之一。
接下来，妇女几乎没有参与政治，并且在领导层没有足够的代表，因此权力和公共讨论是男性事务的看法依然维持了下去。与此同时，某些女权主义团体的内部动态却指出了这一观点的错误。事实上，威权主义、等级制度、统治地位和对权力的渴求，经常也同样在所有这些女性团体中出现。
妇女参与姐妹会同时带来了另一个问题，这经常导致妇女忽视与阶级斗争的联系。事实上，谴责父权制而不谴责资本主义创立了一个跨阶级的联盟，让运动在寥寥游说请愿之外默不作声。即使所有女性都面临男性的压迫，她们的处境仍因每个女性所拥有的物质基础而显著分化。统治阶级的女性从资本主义体系中获利，所以并不抗拒这个制度。女性因此在挑战这一暴虐的经济秩序时并没有共同利益。除此之外，与男性统治对抗，并不一定意味着反对当权，或是为了争取性别平等。
总的来说，绝大多数女权主义运动仅有女性的事实，成为了她们参与其他社会运动的障碍。确实，革命不可能在一种性别处于无知的情况下发生。这种情况下男性反对父权制同样有利益。如果女性是父权制压迫的受害者，男人也被社会强加给他们的角色所异化。由此产生了推动一项普遍的社会运动的必要性，以防止被剥削者之间的性别“战争”。不幸的是197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无法实现这种团结，而当缺少了对体制的真正的对抗，女权主义者的要求就会随着女性融入资本主义社会之中而被建制化。再一次地，国家通过介入并引导这些改变的方式回应了这一整合的诉求，以此让它更加符合国家的利益。

7、家-国
国家对女权主义的回应将再一次与社会秩序的重构重合。此次焦点在于转换家庭、国家和他们之间的互惠关系。这次重构将由国家及其附属机构实施，但同样还有妇女的参与。一方面，国家通过逐步接收家庭职能，并将其转变为政治职能，来达成消灭家庭层面的生产这一基本目的。这一进程将推进家庭领域向社交的私人空间的转变。那时，家庭将成为自由自发的人际关系和摆脱约束与威权的仅剩的避难所和守护者。所有个人关系和个人事务都将转移到家庭单元内，因为公共层面上的团结将不复存在。这一转变将带来男性、女性与孩子之间的性别分化和隔离，并将让国家更加容易地控制并干预人们的公共生活。
与此同时，国家将开始建立、指导和规范卫生和安全方面的项目和服务，以满足妇女的需求和需要。这一运动将确保国家直接控制妇女和儿童。例如，国家将掌握住发放避孕工具和堕胎设备的权力。这一权力让国家有可能强迫并控制妇女生育的能力。同时，随着单亲家庭的比例不断增长（其中一家之主多是女性），国家能够通过提供资金支持扮演虚拟父亲的角色。

8、道德解放
家庭生产需求的降低带来了家庭领域中男性、女性和儿童的相对平等。对妇女来说，这种改变经常让其家内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但是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家庭外生活的改善。因为妇女在家内的不平等地位长期以来（甚至直到现在）允许产品的所有者给女性施加相对于男性工人更加糟糕的条件，这一新的相对平等带来了诸如工团化、工作保障和工资平等等变化。然而，得到这些权利，国家干预依然不可或缺，这使得国家在过去和现在都控制着女性及其运动。
我们经常听到女性已经被解放了，甚至不受束缚了，因为她们已经得到了和男性同等的权利。这一观点只是看到了被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政治所限制的解放。现在即使一位女性在工作、婚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拥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她仍然是“不同的”。毕竟，她是一位女性。随着这一观点而来的是没完没了的关于何为女性气质的争论。当前，社会对女性天生的特质的认识正在发生变化，以使它们适应现代生活。我们能看到这些改变中有一些有趣的趋势。如果女性真的拥有控制她们自己身体的权力，那么女性内衣和数不尽的美容用品仍有巨大的市场就显得非常可笑。有关美丽的迷思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一种限制和异化女性的力量，也是资本主义一门挣大钱的生意。除此之外，工作的性别分化对只能在女性聚集的工作行业中找工作的工人阶级女性来说仍旧存在，这导致了低工资和不稳定的工作，受益者只有资产的所有者和资本主义经济。
在上述变化的同一时间，我们也在讨论性解放。这是一个有趣的概念。与某人自由结合生活的可能性，不论生不生养孩子，都完全不意味着我们真的有权去选择我们想要的关系类型。事实上，这些新的“情投意合”的形式经常是被国家通过政治、立法和对结婚、离婚和子女照料等的干预强制施加的。异性恋和一夫一妻制仍是由国家强加并制约的主流家庭样板。在最后，如果如今未婚同居是一个受到尊重的选择，那也只是因为这并不威胁到国家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一选择更多是对应着个人的欲望，而不是激进的改变社会的尝试。

9、回归道德秩序
自从1980年代，我们一直在因恐惧失业与工作不安稳而回归了道德秩序。社会团结及改变的活力的缺失，重新点燃了人们对婚姻的兴趣，并将其当做社会中的避难所。随艾滋病而产生的新的性行为规范，使忠贞变得至关重要，而且稳定的关系和安全性行为得到了拥护。反动的理念和性别歧视的行为充斥在新闻媒体和公共宣传之中。
如今，“来自社会的主要信息是，你不应为性行为上冒险，就像在其他任何事上一样。人们必须通过遵循一系列个人和集体的规矩和规范来保护他们的家庭、身体、生命和爱人的生命。这种信息当然地避免了所有形式的社会骚动，和对既定社会秩序的争论。“[5]

10、总结
总而言之，当代女权主义斗争表明女权主义为资本主义秩序重组提供了重要影响，并成为维持现状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女权主义的帮助下，一切都不同往昔，但一切也一如往日。
由于女权主义运动与国家绑定，而且所有的诉求都在国家的话语体系下制定，这些斗争最后都变得自相矛盾。女权主义者的诉求得到了满足并不令人惊讶，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激起她们斗争的问题重重的矛盾被推翻。
我们必须承认妇女的确得到了某些权利，而且在某些领域内生活质量的极大改善是毋庸置疑的。即使如此，这些成果却都带来了让国家更容易控制女性运动的恶果。如果想要证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去数数到底有多少打着研究女性、倾听她们的诉求和观点、给她们提供所谓“解决方案”、甚至是进行女权主义项目旗号的组织、会议和委员会。这些被建制化的女权主义，已经基本失去了它们成为颠覆性力量的潜力。
女权主义反对父权制的斗争，毫无疑问本应拥有成为颠覆性力量的潜力。它质疑着传统的社会职责、家庭、财产所有权、性别压迫与统治。换言之，这一斗争要求质疑整个社会。除非女性参与到革命性的斗争中去，否则斗争的潜力将永不会被释放出来。
为了达到这一点，重要的是再一次将阶级斗争带入到至关重要的位置。女权主义斗争总是被定义为两性之间的战争，又优先于其他所有斗争。然而，只有一种斗争：那就是实现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的斗争——废除阶级社会、彻底摧毁剥削和统治制度。因为在这场斗争中，如果我们按性别划分，禁止男性参与反对父权制的斗争，那就永不可能争取到解放。
另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在停止在斗争之间划清界限。是时候树立真正的阶级团结和阶级信心了，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有团结起来的力量来和这个制度抗衡。在这种团结中，对一个成员的攻击，将会被视为对全体成员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为了摧毁私产的或者是摧毁国家的行动，都将与解放女性的目标一致。而反过来，一切推翻父权制压迫的行动，也都会为废除私产和国家贡献力量。”[6]

本文来自《东北无政府主义者》（The Northeastern Anarchist）。《东北无政府主义者》是由东北无政府共产主义联盟[Northeastern Federation of Anarcho-Communists (NEFAC)]发行的英文理论杂志，内容涵盖无政府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历史、策略、辩论和分析，旨在进一步发展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念和实践。
特别感谢劳拉（Laura）[海藻合作社（Sargassum Collective）]对本文的英文翻译。
（完）

参考文献
5. Inspired by Liberation des femmes et projet libertaire, Organisation Communiste Libertaire, Editions Acratie, 1998, pp. 68-73.
6. Vanina, Corps. Rapports Sociaux et Ordre Moral. Courant Alternatif. Novembre 2001. Organisation Communiste Libertaire.
7. Nicole Laurin-Frenette, Travailleuses et Feministes, Montreal, Borel Express,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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