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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5-24 10:59:44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肖新民 - 小 + 大
文革忆实 今昔对比（10） 6，到南昌以后 6.1 内衣厂的维尼纶技术工作 1971年8月底，按期到达南昌，在预定的南昌针织内衣一厂报到上班。居然是要我从事维尼纶（纺织用化工原料）生产的技术工作。比我先到的还有万长和、李玉林2位。厂领导把我们3人作为主要的技术骨干：李是学化工的，长期在河南的卷烟部门工作；万长期在抚顺坦克厂从事机械制造工作；我则被认为是搞自动化的。后来知道，当时江西省革委主任程世清（军政委）是林彪集团重要成员。程按林彪政变阴谋，打算在必要时将技术能力强的南昌内衣厂改造为军服厂，江西棉花可能不够，就生产穿着质量更好的维尼纶。林、程的阴谋，厂领导全不知情，只是认真执行上级指令，组织我们到处参观学习，积极准备设备施工和生产。9月初，我们3个技术员和十几个各工序的骨干工人，由厂军代表胡庆贵同志（已被结合，兼任厂领导）带队，重点到吉林四平化工厂学习。9月13日，我们正好都在北京，发现地铁突然停运，其他无任何异常现象。离开四平后，大队人员先回南昌，3个技术员则到太原、徐州等地继续参观学习。徐州的一位技术员告诉我们“林副主席叛国外逃，死了”。我们和南昌通电话，领导要求我们尽快结束访问，国庆前一定回到南昌。 在四平，我找了个机会，向胡庆贵认真谈了我在天津的情况，特别谈了李永喆和示波管事件。他多次插话详细询问，也像魏甫一样问，批判你了？批斗你了？最后长吁一口气，对着我微笑：“你呀，肖新民同志！放下一切思想包袱，发挥你的专长，认真工作吧!听你说的情况，你肯定是造反派，对革命、对生产都做了不少工作。凭这一点，你就是个好样的！”他告诉我，厂革委陈家绍主任认真研究过我们3个技术员的人事档案，认为都是难得的人才，一年前就决定调我，可是天津不放，又不说明原因。胡庆贵同志还说，他相信李永喆是个斗争性强的老工人，李肯定会申诉，肯定会再次彻底平反。于是，我想到了天津二电子厂管人事的毕兰萍同志，相信我的人事档案没有被那些整我的人乱做手脚。后来知道，李永喆的确再次彻底平反了（前面写了，乜俊奇同志告诉了我）。 随着林彪的倒台，程世清也被揭露、处理。本来就不宜在内衣厂生产的维尼纶当然彻底不干了。我们3个技术员被分别安排到其他岗位。 6.2 内衣厂子弟学校的工作 维尼纶停办后不久，我被派到厂子弟学校当革委副主任，相当于校长，校革委主任是支部书记。对子弟学校的工作，感情上，我一点也不喜欢，我明确要求调往南昌的某一无线电厂，未被厂领导同意；我服从组织安排，到子弟学校上任。我担任了初中物理、英语、政治的教课，恰好这些课是原来的教员教不了或不愿教的课。我每周18学时，不比任何教员少，企图以此为由尽量不参加行政管理，让不教课的书记全管。哪知他坚持认为我才是教学业务的最高领导人，设法又调来几位教员，大大减少我的教课负担。于是我认真阅读了全部课本及相关教学参考（指导）资料；听了全部教员的一切课程，以学生向他们学习的姿态和他们交换意见；任何教员缺课，我都去代课，除了小学一年级的语文、音乐（教员从未缺课），其他一切课程我都教过。 子弟学校是当时在南昌很有特点的体制。许多较大单位（特别是工厂）都办了子弟学校。南昌工厂职工都在工厂附近住，有集中的宿舍区（这和天津居住非常分散完全不同），职工子弟很喜欢在厂区的子弟学校上学。学校教职工由工厂选派，人事编制、工资待遇和厂内其他职工相同。教育部门在教学业务上进行指导，供应课本和教学参考资料。上海路由南往北，有赣江机械厂、内衣厂、搪瓷厂和橡胶厂（二厂合办）几家子弟学校，作为一片，经常互相交流经验；后来把南面的机床厂子弟学校、北面的江西工学院（现南昌大学南院）子弟学校、江西大学（现南昌大学北院）子弟学校也划到上海路这一片。所有子弟学校，都办了小学，不少也同办初中。这一片，市教育局直属的只有南昌十七中，有初中和高中。 内衣厂子弟学校，有小学和初中，在校学生共约650人，教员近30人，可以自豪地说，办得不差。江西大学那时已由下放的山区迁回不少教工，办了子弟学校。可是，当时还驻在江西大学校区的空军第8军军人的子弟，甚至江西大学本校某些教工的子弟，却宁可舍近求远到内衣厂上学；江西工学院附近单位的子弟也宁愿到内衣厂上学。 这一片，最出色的是赣江机械厂子弟学校（也称南昌航空学院子弟学校）。只举一例便可说明一切。遇上全片交流或教育局检查、片外其他单位参观、听课，别的学校都要事先联系，专门指定某课接受听课。赣江学校却是检查参观者到校后，请到校办公室对着一直贴在墙上的全校课表随意选定；进了教室，可以随意查阅任何学生的任何作业本。被查阅的作业本都整齐清洁，学生做错的内容不多或没有，教师批改仔细，对无差错的作业，有的还会写上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赣江学校革委主任肖水香同志，原是七级木模工。我听过他几次经验介绍，第一次大概是1971年底。他说，前几年，省革委某领导居然在大报告会上说：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说穿了就是要学生停下课堂学习去专门劳动。他说，我就不信这个邪！我领着全校师生学习五七指示原文，明明是学生应该“学文为主，兼学别样”，学文当然要学文化，必须有课堂学习。所以，文化学习的质量，赣江学校始终狠抓不放松！往后是1975年，正值邓小平要“整顿一切”的高潮，教育部门领导按邓小平指示精神要求取消一切劳动，只有课堂文化学习。肖水香同志仍然不信邪!全校师生认真学习后，都认为，我们决不做脱离劳动、背叛劳动人民的人上人、书呆子！每周半天的校内外劳动雷打不动！可以说，赣江学校的思想水平、文化教学水平始终是全片第一而且遥遥领先！南昌十七中的初中也远远不如赣江学校的初中。 6.3 议论文革 到南昌后，再也没有进行过针对本厂某人某事的批判、批斗。最惊心动魄的是揭批林彪的系列材料。《571工程记要》（林彪指示其子林立果拟定的“武装起义”计划，571与武起义谐音）充分显示复杂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充分显示党内叛徒的极端危险性。 我听内衣厂老同志介绍，在文革初期，这个厂就由造反派实际掌了权，造反派的首领是工人李冬根同志。南昌很快分为两派，主力之一为洪都机械厂（南昌飞机制造公司）的造反派，首领为万里浪同志；另一主力为江西拖拉机厂的保守派，首领为涂烈。内衣厂造反派当然与洪都厂有密切合作，也当然与江拖有严重矛盾。涂烈曾多次率人要打击上海路这一片，都因李冬根团结各厂工人严密防范，而使涂烈未能得逞。上海路各厂的政治形势、生产情况一直相当好；对全市大联合也起了促进作用。李冬根同志被选为中共九大代表。 江西有过惨烈的武斗！最严重的有1967年8月的抚州大武斗。由于原江西省军区某些领导人的严重错误，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镇压革命派，甚至大发枪支弹药给保守派，打死不少造反派群众。抚州保守派抓到革命群众，居然用烧红的铁丝穿透他们的手腕，拴在一起！南昌、赣州也有严重武斗。为此，中央于1967年8月10日发布决定，立即改组江西省军区，情况才迅速好转。 7，我的迷惘与思考 7.1 不幸的1976年 1976年，周恩来总理、朱德元帅、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相继逝世。全国人民无比悲痛！ 没想到，迎来了10月的打倒四人帮。开始，我们大家想到1975年邓小平复出时的“整顿一切”和不久后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内衣厂民间的说法是，这一回，中央领导层的老派赢了、新派输了。几乎所有的人都诧异，江青怎么会是反毛主席的反党分子！ 然而，我和大家一样，相信党中央。何况，华国锋还是毛主席亲自提议，集体通过，被任命为“第一副主席”的。选定华国锋时，我们也曾议论，华是两派都能接受的人，由他领头，有利于消除矛盾，促进团结。公布毛主席写给华国锋的“你办事，我放心”，更增加了我们对华的信任。过了很久才知道，华隐瞒了后面重要的一半“有问题，找江青”。 很快，我们又听到了叶剑英讲话的正式传达。叶专门讲到：“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大家又更放心了。叶还解释，为什么不在毛主席在世时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四人帮”这个词汇，是毛主席首先使用，批评他们四个人的。叶说：“因为有江青，所以投鼠忌器。”这些细节，我印象特深。厂领导陈家绍传达时，我坐在听众席的前排，陈专门要我向大家解释“投鼠忌器”的含义。1977年2月，《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正式发表被称为“两个凡是”的这两句话。不久后，其发明权和责任人都变成华国锋一人了！对“两个凡是”的排山倒海之势的批判，只指向华国锋一人。很早就讲“凡是”的叶剑英，却成了批“凡是”的英雄和领导人。 我当时和现在，都相信“四人帮”是毛主席用过的词汇，但是这恰好说明，毛主席对亲近人员的要求极其严格，这是毛主席对他们所犯错误的善意而又严厉的批评教育。要不，怎么会要求“有问题，找江青”呢！不料，“四人帮”这个词汇却被那帮反动分子利用！ 当时，我对于结束文革的混乱局面也觉得是好事，然而却半点“解放”的愉快感觉也没有，这和1949年见到解放军的感情全不一样。1976年，把华国锋捧得那么高，口口声声“英明领袖”，我不觉得华有多么英明；这一回，华成了发明和推行“两个凡是”的罪人，我也不觉得华有多大的罪！ 邓小平再次复出，有过一系列讲话，强烈地表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分子。这的确对我的工作环境有好的影响，我也相当高兴。但是我却幼稚地没有发现，邓小平是不赞成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相结合，不赞成以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邓主张的是知识分子发展个人主义、成为“人上人”，或者说，要知识分子成为邓氏推行资本主义统治的走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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