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根本性原因 ——兼谈对邓小平严重错误“一再留情”这一重要原因

时间：2019-02-17 08:46:39 点击：次来源：旗帜中流作者：王文广 - 小 + 大

浅析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根本性原因
——兼谈对邓小平严重错误“一再留情”这一重要原因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一位年长的学者，我们将他的文章刊登出来，供大家学习、讨论。此文的优点，一是坚决维护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二是敢于面对文革时期和毛主席逝世后的现实问题，敢于认真思考，敢于提出问题。也许有些读者对此文中的某些观点不完全认同，我们认为，只要是站在拥护毛主席继续革命伟大理论这一立场上，大家可以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进行认真的讨论。

文化大革命失败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胜与败都要看政权的得失，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毛主席逝世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和邓小平施展阴谋、暗中策划，全面篡夺了中央领导权，接着搞“揭批查”大肆镇压各地造反派，夺取全国政权，使文化大革命归于失败。随后，邓小平上台，又深挖所谓“三种人”、搞改革开放、复辟资本主义，不仅文革失败，社会主义也失败了。
失败的原因种种，本文着重探讨几个根本性原因，也探讨一下对邓小平严重错误“一再留情”这一重要原因。

一、文化大革命失败的几个根本性原因
文化大革命何以失败？原因很多，其中带根本性的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力量悬殊是文化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也是根本性原因。
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句话说出了走资派和革命派力量悬殊的状况。一看群众，二看干部，主要看干部。我们的干部是从民主革命胜利走过来的，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他们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很坚决，但由于未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洗礼，对资本主义较陌生，恨不起来，社会主义革命观念不强。很多人在打土豪、分田地的民主革命中是英雄好汉，却只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同路人。进入社会主义后，虽经不少的学习、运动，但在懂马列和改造世界观上下工夫不够，仍是“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批资产阶级法权有反感”，加之我们胜利后延续了“打天下、坐天下”的思路建立起新的官僚特权体制，实行军衔制、工资制，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助长了升官发财思想，形成重新骑在人民头上的既得利益集团，造就了一批走资派。因此，文革之前资本主义势力就已经相当可观。发动文化大革命，通过自上而下充分发动群众批斗走资派和资反路线，然后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大大削弱了走资派力量，壮大了革命派力量。但一则资本主义势力本来就不弱，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还将长期强于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二则很多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要算账”，大批判、武斗又伤及他们的皮肉，“一月革命”更夺了他们手中的“党政大权”，使之更加抵触不满；又有林彪事件使军队左派力量锐减，邓小平的右倾翻案，增大了右派势力。毛主席逝世，使我们失去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统帅，还有华国锋叛离的影响，这些都加大了走资派的力量，使力量对比急剧地向走资派倾斜，形成了明显的敌强我弱之势，成为失败的一个根本性因素，也是主要原因。当然，力量弱不见得就失败。我们党就是从弱势中走过来的，关键在于领导。主要领导坚强有力、领导正确，可以以弱胜强，否则就会失败。毛主席在时，以其雄才大略和崇高威望，可以控制局势，并引领文革向前发展；主席去世后，党内、党中央坚持继续革命的同志不善谋略，又无实力（人少，无兵权），面对具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老谋深算、在军内外有广泛影响的叶、邓等最大走资派，失败就难免了。
第二，建国后建立的“打天下、坐天下”体制、“三制”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文革失败的根本性制度原因。
胜利后，我们循着历史上改朝换代“打天下、坐天下”的传统思路，对上百万“有功之臣”论功行赏、排座次，从上而下委任（不是民主选举）各级党政官员，使这些大都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原来的被统治者，一跃成为新的统治者。这一根本性政治制度，使一些人更易于追求升官发财和特权，易于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易于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成为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反对者。
胜利后，毛主席不想搞军衔制、工资制，仍坚持过去的供给制，但大多数高级干部不赞成，后来虽未搞高薪制，但也未按巴黎公社原则和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做法，严格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公职人员拿普通工人工资和无任何特权，虽然收入差距很小，可是仍然搞了军衔制、薪金制、工资制：军人戴军衔、拿较高工资，行政人员23级，高低差30倍（从20几元到600多元），未最大限度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还扩大了这一法权。须知，保存必要的“等价劳动交换等价商品”的资产阶级法权，尚且激发升官发财思想，扩大这一法权，岂不更加助长这一思想！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很快就出现了“争花钱多少”和比地位高低，以至“比资本家还厉害”、“搞资本主义很容易”等情况。
上述两个制度滋长的大量资本主义思想，造就的走资派、产生的特权阶级，成为文革的严重阻力，是文革失败的根本性制度原因。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苏联和中国的教训说明，勿需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势力“造反”，仅这个“新阶级”就足以使社会主义失败。可以说，胜利后建立的官本位体制和三制（军衔制、薪金制、工资制）为复辟资本主义帮了大忙。
第三，各种运动和思想政治工作效果不理想，是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根本性思想原因。
毛主席说，过去我们搞的斗争、运动“不解决问题”。文革期间，笔者在部队长期做宣传工作，参加了“三反”、“整党”、学毛著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运动，虽然感到有一定成效，如清除了一批贪腐分子，群众觉悟有了一定提高，涌现了一些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但也感到不深不透，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流于形式，尤其不触及领导，如整党、整风基本上是整下不整上，造一下声势，从下面抓几个典型，领导层都没事。布置团以上领导干部读几本、十几本书，全师百多名师团干部，很少有认真读的，几个文化较高的“小资”干部读得也不多。干部中闹地位、闹待遇和消极应付、怕苦怕累思想较突出，说什么“上游辛苦，下游打屁股，中游最舒服”，工作得过且过、无所事事，“一杯茶、一盘棋”，对此也不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党的生活中，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很少有人提批评意见，尤其不敢给领导提意见。一次师政治部开党委会，讨论“任强主任突然从一高井摔下身亡”问题，多数委员同意上面意见（兵部和师党委都倾向于高血压，头晕摔死），只有我和保卫科长两人提出要用阶级观点分析，认为他历史上有段时间去向和作为不明，现在文化大革命已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不能排除“因历史问题畏罪自杀”的可能。会后，竟有几位同志好心地劝我：“何必那么说，说也没用！”
文革一来，师领导层中不见有赞同的，责难、怕乱的人倒是不少，一位副师长气得发抖。文化大革命，是整走资派的大战场，也是斗私批修和改造世界观的大战场，但很多干部一直不理解、不支持，根本不考虑如何解决世界观问题。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对文革一直不满，他支持的保守派“百万雄师”，竟敢抓斗和打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并包围毛主席住处。他在检讨中说：“本来好好的日子，造反派一起来全乱了。真想把他们都抓起来枪毙”。许多知识分子表现也“不理想”，他们虽积极投入斗争，但很快就热衷于“争核心”、“打派仗”、搞武斗，而不着力于批斗走资派，更不重视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
上述干部、知识分子的状况及以前的政治思想情况，使得我们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处于被动、不利和弱势地位。精神变物质，政治思想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和反作用。从前的长征、推倒“三座大山”、抗美援朝能取得伟大胜利，主要靠的是精神力量，它使我们有压倒一切敌人、战胜一切困难的气概。现在，这种精神和气概大减，怎能从政治思想上保证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呢？美国西点军校的一位资深教官说：“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那时，对毛泽东思想，大家理解、支持、按之办，条件再差也胜利了；现在，多数干部对毛泽东思想尤其是继续革命理论，不理解、不支持、不按之办，条件再好也失败了。

二、对邓小平的严重错误“一再留情”是文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干部政策是很正确的，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但也存在不足。文革中，确实如毛主席所说，犯过“打倒一切”的错误，但是对个别高层领导的严重错误处分过宽乃至“一再留情”，对文革的失败也起了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
下面着重谈一下邓小平的问题。

（一）邓小平的严重错误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在这个斗争中，邓小平一直站在资反路线方面。他先是在“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问题上，站在刘少奇一边；后在全国刮起的单干风中，赞同“包产到户”，并散布“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一类谬论。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同刘少奇提出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工作组，残酷打击和镇压革命群众，企图扼杀文化大革命。在50多天的“白色恐怖”中，使许多师生身心受到伤害，有些致病、致疯或自杀。作家老舍跳湖就是这时发生的。毛主席回北京后，指出这一路线错误，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扭转了形势，群众党员发动起来，反动路线垮台，刘、邓先后被打倒。
文革开始后，邓小平观察风向，抓住时机先后给毛主席写了三封检讨信，假意检查过去所犯资反路线和搞“独立王国”等错误，说自己是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再表示“我保证永不翻案”；还说：“在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毛主席念其以往“有战功”、“人才难得”、做了检讨，予以宽容，保留其党籍。不久重新起用，委以副总理、代总理和代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
可是复出后，为了实现反对文革的谋略，他很快就重走老路，刮起右倾翻案风。（1）借用毛主席提出的“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工作中很少讲文化大革命，很少提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只整顿混乱现象和无政府主义，使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否定文革风”。（2）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给毛主席写信，代表对文革不满的人，就工作作风等问题告书记谢静宜和迟群的状，想打倒谢、迟。信中的矛头对着毛主席，邓偏袒刘冰。（3）毛主席要他主持政治局会议，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他竟断然拒绝，说自己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情况”。
1976年1月，邓小平同胡耀邦密谋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要搞点行动”；“在清明节人们去天安门悼念总理的活动中，想办法把事情搞大”；“让毛主席知道人民并不是都赞成他的”；“叫子女们出去串联发动”。于是，在他和胡耀邦及其他走资派指使和挑动下，几天内在天安门广场聚集的人次超过百万。在众多小字报、标语、口号传单和诗词中，竟有指向毛主席的，还有拥护邓小平的。有的人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一些人冲击人民大会堂，发生了打、砸、烧暴行，成为反革命事件。后来，北京市有关部门在调查中发现事件背后有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可疑活动。
1976年4月7日，政治局做出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变为对抗性的矛盾。随后，全国掀起批邓高潮。

（二）毛主席的指示和群众的看法和意见
1．毛主席的批评和“一再留情”
毛主席对邓小平，一方面给予批评教育（如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宽大为怀、“一再留情”，希望他改正，只停止其工作，未给处分；政治局虽作出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但“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邓自食其言，欲行翻案，受到批评教育后，不但不反思改过，还策划天安门事件，错误越演越烈，性质更加严重，本应从严查处，可是再次从宽，保留其党籍，又一次“留情”。
2. 群众的看法和意见
广大干部群众中，当时有许多人不明真相，被谣言欺骗，随大流，但也有不少人头脑清醒。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觉醒了，认清了邓的“翻案”、“复辟”本质。一位学者深入研究后说：“邓小平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继慈禧、蒋介石后第三个给中华民族造成危害最大、最反动的代表人物”。有位老工人直言快语地说：“毛主席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把邓矮子枪毙掉”。
笔者认为：（1）邓是顽固地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立场的中国最大走资派，是修正主义头子，其假检讨、真翻案等反文革、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已完全是敌我矛盾性质，应依法严惩。（2）毛主席强调教育和帮助，对于多数犯错误的党员和干部是适用的，但对邓小平这种立场反动、屡犯严重错误又屡教不改的人是难以奏效的。
如何看待伟大人物的缺点？“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人都有错误，伟人也不例外。由于事物的复杂性、认识的局限性，难免出现失误。正视错误，“有错必改”，会使伟人更加全面、完整和真实可信。毛主席就是这样的“千年伟人”。他多次讲过自己有错误，多次进行自我批评，但其伟大形象却与日俱增。

（三）对邓小平的“一再留情”是文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说明，毛主席对邓小平的“一再留情”是文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邓同刘少奇推行资反路线，首先要推翻文化大革命。他复出后搞假检讨、真翻案也是为了推翻文革。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仍保留其党籍，也不会改变他反文革的决心，反而使他有条件继续进行推翻文革的阴谋活动。所以他能在毛主席逝世后，又指使叶做华的工作，促使华叛离。可见邓绝不是政变集团中的一般成员，他韬光养晦，出主意、想办法，表面上不露声色，却在背后指挥，起着“核心”作用。假如当时开除邓的党籍，依法判刑关押，并分批公布其罪行材料，使全国人民认识其“庐山真面目”，使其威信扫地，他就基本上失去了再次翻案和搞阴谋活动的条件，就难有后面的恶劣表演了。
前面讲了三条根本原因，这里又讲了一个重要原因。前三条说明文革失败有其必然性，加上这一条“领导”因素，必然性会变成可能性，失败就难免了。
所以说，对邓小平的“一再留情”，是文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你宽大，放了他，他就去为修正主义集团出谋划策、幕后指挥，甚至起关键作用。

三、关于深入研究文化大革命“有所不足”的建议
毛主席在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和不足时说：“现在要研究有所不足的方面”。这很重要。文革十年，成绩伟大，最终失败，反思起来，确实问题不少。深入研究“不足”问题，全面总结经验教训，对于丰富和发展继续革命理论，搞好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及指导各方面工作，均有重大现实和深远意义。
当前可以研究以下问题：
第一，学习理论、懂马列毛。学好革命理论，才能方向明确、信念坚定，在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胜利前进。文革中这方面很不足。今天左派同志们应切实学起来。不能只坐在家里学，要深入实际，到工农群众中去，在联系群众和参加实践中学。继续革命胜利后，可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通过党校、办学习班、定学习日和严格考核等办法，常抓不懈，坚持下去。
第二，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斗私，是通过学习和实践及各种纪念活动狠斗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批修，是批判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修正主义；批判“言不及义、好施小惠”的改良主义；批判经济改革、企业改制中的新自由主义。要在斗私批修基础上批修、挖修根；在批修中斗私，触及自己的灵魂，使二者双丰收。
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现阶段，对帝修反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思潮、拜金主义思潮亦应如此。左派队伍中，那种对修正主义集团“保救”、“继续帮促”的主张和谋略是很错误的，是为敌人做嫁衣。对帝修反的倒行逆施、对封资修的各种“灰尘”，绝不能妥协退让、“合作共赢”，必须用无产阶级的铁扫帚“经常扫除”才行。
第三，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体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可做些探索和实践，如南街村推行的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领导干部每月只拿250元的普通工人工资的分配制度。再次革命胜利后，则按毛主席“人民管理国家”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要求，参照文革“三结合”和南街、周家庄的经验，建立真正民选的、执政为民的政权机构和“大体平均、稍有差别”的分配制度。
第四，加强对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管理。前面谈了过去在批邓过程中对邓小平“失之过宽”的问题。文革中，对干部“失之过严”的情况也不少。戚本禹是在文革中涌现的优秀的革命接班人，他立场坚定，理论和写作水平较高，联系群众好，组织能力强，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可是因一般的认识问题和工作失误，被江青怀疑为“整她的黑材料”，毛主席在“解放老干部”和“稳定军队”问题上对他的问题也看得过重，就一棍子打死，送进秦城监狱。深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对于继续革命胜利后的干部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第五，研究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几个难题，如：怎样既发动群众、又坚持党的领导；怎样建立群众组织、又防止和克服派性；怎样确保“要文斗、不要武斗”等。
在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解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为人类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伟大思考途径。斗私批修和政治体制问题需深入思考和研究。如何看人、用人、教育和惩罚人，如何培养共产主义新人和全面发展的人，如何选拔、培养、使用和处置犯错误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无疑是这个思考中的重要内容。在研究文化大革命“有所不足”问题中，重视研究斗私批修和各种人、各类干部的各个方面，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宝库增添新内容，是我们的重要历史任务，不论对现在左派的革命活动，还是对未来的革命和建设，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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