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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5-26 08:13:50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肖新民 - 小 + 大
文革忆实 今昔对比（11） 7.2 调到江西师大，一些政治疑惑 1978年10月，接受我专业归口的多次请求，被调到江西师范学院物理系（后改称江西师范大学物理和通信电子学院）。有一些政治问题引起过我的疑惑。 说要给文革时挨整的老革命平反，第一号人物当然是刘少奇。可是邓小平说：对待平反的理由，“宜粗不宜细”。那么，过去打倒他们的理由，到底错了哪些、为什么是错的？我在传达这类文件的学习会上，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都知道，物理测量获得的数据，应该严肃对待，必须有确切理由，才能将某些数据作废或修改。法律证据尤其严肃，没有足够的反证，不能将原证推翻。打倒刘少奇的材料，过去发过正式文件，传达到全体革命群众。我听过传达，也看过文件全文。至少，从形式上看，文件列出的材料，都是有根据的。现在，只由领导人一句话‘都是诬蔑不实之词’就全部推翻，至少，在法律程序上，是不合格、不负责任的！退一万步说，只有这句话，也不利于消除过去‘错误批判’的影响吧。”我发言后，没人赞成，没人反对，一片沉默，然后大家谈了些别的事。还好，我没有因为这种发言受到任何批判。 那时，许多港台流行歌曲，在大陆内地大量传唱。接着，大陆内地一群不正派的歌星、词曲作家们也疯狂地跟着宣扬暴力、自私、淫荡、下流、颓废、堕落。曲调是一串不谐和音符的拼凑，嘈杂而混乱。唱法则故意使汉语西化，使人听不懂。再配上那些恶劣的表演：或者扭动着裸露的身躯，放肆地挑逗；或者眯着眼睛，呈现着微风不吹也会跌倒的病态。 实在说，那些东西都是垃圾文化，那种风格，那些内容，我们在解放前非常熟悉也非常讨厌!然而，我只要流露不满，就会被某些人讥讽为落后守旧。那时，我看到《人民日报》发表的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周小燕教授的短文，文章虽然没有正面批判垃圾文化，却严肃指出：音乐歌曲，搞得好，可以移风易俗；搞得不好，会伤风败俗！我相信，周教授不见得没有正面批判，而是中央某些领导人不准批判，于是人民日报不将其见报。可惜，这种正确的、正义的声音被压制了！中央某些领导人鼓励传播那些垃圾文化，认为那才算开放，才是自由、平等！ 对那些事，我当然无能为力。当时，我业务上的事相当忙。要筹组近代物理实验教研室，要积极采购仪器、积极编写教材，许多事都落在我身上。这方面，系领导也信任我、倚重我，要我多出力。我也就淡漠政治，一心搞业务了。 然而，那时的许多事，迫使我不能不对政治继续关心、认真思考。 “伤痕文学”和垃圾歌曲一样，铺天盖地，甚至还出现大量造谣惑众的鬼魂文学。在那些作者笔下，文革一无是处，留下的，处处是活人的伤痕，处处是死人的冤屈，以至于大量鬼魂“显灵”。再往后，又出现“阴谋史学”，以考证、档案解密为借口，恶毒篡改历史，诬蔑革命领袖、革命英雄! 原来有过权威决定、受到严肃批判的当权派，一律平反，“宜粗不宜细”，平反理由实际上可以完全不考虑。对右派分子，也是一风吹，全部“改正”。总算还好，邓小平也承认：“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94页）不过邓不承认严重扩大化的主要责任人是自己以及刘少奇、彭真。 对造反派却毫不留情。《人民日报》报道，陈云明确宣布，“三种人”决不可用，还好没说必须镇压。然而在邓政权的指挥下，被判刑的造反派成员，哪个省都有几千人甚至万人以上。 有人揭露，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在1978年—1982年“揭批查”运动中，整人达400多万人，不少当年的劳动模范甚至被迫害而死。 辛化仁（一群新华社老记者的笔名）编著的《“文革”真相》揭露：重灾区河南，革命群众组织“二七公社”的成员和支持过他们的领导干部，有5万多人被捕判刑，全省受伤害者达100万人。全国唯一在文革初期写大字报支持革命造反群众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张钦礼、为红旗渠作了杰出贡献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等重要领导干部都受到残酷迫害！ 内衣厂的李冬根同志，就在四人帮事件后不久被捕，刑期很长（20年？）。他出狱后，我去看望过他，健康情况很差，家庭也受到严重摧残。 当年大力宣传过一个东北“女英雄”张志新。据说：她因反对林彪和不赞成事事都学毛选而定为现行反革命，不经任何审判就被处死；特别是，执行死刑时，残酷地割断她的喉管；张志新的不幸，责任人就是毛远新！《光明日报》从1979年6月5日起，对此作了多次系列长篇报道。许多报刊也将“张志新案”的宣传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无数善良的人们，热血沸腾，群情激昂，强烈要求追查严惩割断张志新喉管的凶手。直至发出了“‘谁之罪’的全民天问”。在一切进行得“如火如荼”时，9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另一篇文章，突然之间“张志新案”的宣传全部停止了。 原来，编造的谎言被人们发现了破绽。张志新被残酷地割断喉管（有的编造者写作“割断气管”），居然还能“呼喊、挣扎”“跳下刑车，仍然昂首挺胸，一步一步庄重地前行”。按常理，割断喉管或气管之后，是绝没有能力“呼喊”“跳下”“昂首挺胸”的，如不紧急救治，可能较快死亡。 其实，张志新案的处理，完全符合法定程序。1975年，辽宁省法院对已因现行反革命罪正在服刑的张志新在狱中的猖狂新罪依法“改判死刑”；1975年2月26日，经省委常委会议讨论一致通过，同意上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经最高院一个多月的认真审查，最后于1975年4月3日，由江华院长核准张志新死刑，然后按此执行。江华，正是后来审判四人帮的特别法庭庭长。毛远新只在1975年2月26日讨论时，和别人一样，表示通过、同意而已，事先完全不知此案，事后也没有其他任何动作。 编造“张志新事件”谎言的第一线主要人物是光明日报记者陈禹山。后来知道，陈禹山因此升官发财。幕后策划指挥的，第一号是胡耀邦，第二号是任仲夷。当然，他们也只不过都是邓小平的打手！ （参见苏铁山：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http://www.mzfxw.com/e/action/ShowInfo.php?classid=18&id=2472 ） 7.3 “决议”引起的思想混乱和思考 1981年7月1日，看到了《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27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的确是一件大事。从此，官方正式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且进一步诋毁、全面否定毛泽东！ 然而，我当时却极其幼稚，在对“决议”的一片吹捧宣传中，误认为应该“全面拥护”这个“决议”。我通读了一遍全文，很赞成“决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的肯定；很赞成“决议”后几段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却没有看出“决议”着重“批判”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险恶用心。 7.4 在江西师大受到的器重和打压 我到江西师大物理系以后，曾在无线电、普通物理实验等教研组工作，上过这样那样的理论课和实验课。很快，转而参与筹建近代物理实验教研室。不久，又被任命兼任新成立的系实验室（作为全系实验课程、实验教材、实验设备的指导和管理机构）主任。 我拟订了一套规章制度，陆续报两任系主任熊启藩教授、冯郁教授、党总支书记王振春同志审核，由系领导组织全系教工讨论、试行、实行。 我免不了要遵章处罚一些违规的教工。他们或者讲义差错太多，我请其重写；或者借用公物未还、造成损坏未赔，我请其归还或赔偿。正直的同志虽然受罚依然继续支持我的工作，另一些人却记恨在心、伺机报复。 我揭发过教师李津水猥亵女青年的严重错误，差一点使他不能入党（转正）升官。后来，他文革的老保同伙升任副校长，他也就入党当系主任了。 有一次，我在一楼实验室工作，听见室外走廊一伙人高声谈笑走向走廊一端的厕所。一会儿出来，声音更大。我走过去轻声劝阻：“正在上课，请大家小声说话。”哪知其中一人却高声斥责：“我们都是省教委的！你一个看门的，还来管我们？！”我毫不客气，严厉地轻声回应：“省教委的，起码的教学秩序都不懂？！小声！出去！”他们依然高声，悻悻而去。后来我知道，这事使某些校系领导人很不高兴，我得罪了学校的顶头上司。 系党总支委员黄文安老师，打算培养我入党，谈思想较多。可惜，80年代中期，他患了肝癌，病危期间，我去看望他。他动情地对我说：“你得罪了不少重磅级人物。你和他们的矛盾，真理都在你一边，可惜权力都在他们一边。他们和熊老、和冯郁主任不一样，迟早会整你。我病成这样，什么也帮不了你。你最好尽早调离师大。” 我没有离开，确实就不断遇到各种麻烦。 他们玩不转的难事，就要我去做。等到我把困难摆平了，却又把我踢开，派他们的亲信来接替我，坐享其成。 接近60岁了，我表示不宜再担任重要工作。副校长邹道文当面一套：“你身体这么好，60岁就想退休？绝对不行。不到70不让你退。”背后却另一套：“肖新民这个人，有他在，我们好多事都做不成。他满60岁那天，非叫他滚蛋不可！”的确，我刚满60岁，就接到“合法”的退休命令。很多同事诧异：别人都要延聘2-5年才退休，退休费可以多好些，怎么肖老师一天都不延聘？而且，很多工作都离不开他呀。 评副教授时，熊启藩老主任主持学校的评审，照章公平办事，顺利通过。评教授却不然。虽然允许我申报、展示我的业绩成果，在学校评审会上，却根本不将我列入申报名单。也是校评委的物理系副主任刘正东教授提出质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漏掉肖新民。杨千里主任才支吾其词：“考虑指标少，肖新民年岁较大，就不报他了……”只好再摆出我的材料，校评委高票通过。过了几天，还是这个有趣的杨千里，第一个向我电话“报喜”：“我白天参加省评委会议，你的教授职称，全票通过。” 江西师大的邹道文之流，和天津二电子的蒋宗伦之流差不多。凡是背离毛泽东思想原则的人，其缺德的情况和水平都差不多。 7.5 我和多数大学生可以无话不谈 有一次，我拿着拖把在实验室外走廊擦地，这可以减少进入实验室的尘污。快要擦完，靠近一间教室时，几个学生在里面打扫，其中一人出来大声喊住我：“过来，把这些垃圾倒到楼外去。”我说：“怎么，你忙不过来？”他说：“你这个勤杂工，当然应该做这些事。”另一同学赶紧拉开他悄悄说：“他是实验老师，特严格。下学期，我们每人都要在他面前过关。”才把他吓得离开了。实验课上，我认出了他，课后我和他个别谈心，批评他不重视劳动、不尊重劳动者是完全不对的。我也表示难过：“历经小学、中学、大学两年的教育，你怎么还会有这么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他作了检讨。后来知道，这人的确有进步。我寻思，帮助学生摒除剥削阶级轻视普通劳动的思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给他们“洗脑”，使他们“干净些”，不被垃圾文化毒害，是教员应尽的职业责任！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却提倡自由化，听任垃圾文化泛滥，把学生的思想搞乱，使不少学生沉迷于吃喝玩乐！ 我和教研室各位老师一起，担任了《近代物理实验》的筹备、教课工作，这是物理系三下、四上学生学习一年的高难度必修课。由于某些人的扭曲宣传，学生还在三年级上学期时，就对这门课、特别对我有严重恐惧心理。我总是在他们的三上期末、三下刚开学时，到宿舍访问他们。了解过去课程的学习效果，征求对本课程的意见，也宣示本课程的学习方法和严格要求。他们的恐惧心理有明显缓解。 上课之后，不到半个学期，就会有不少学生和我谈许多事。有的预计将来工作怎么办，有的要我介绍物理学的发展历史和近期成就；有的还将个人生活烦恼、爱情纠葛、家庭困难告诉我，希望我给以指导；我还会从一些学生的特殊表现，发现其可能患某种疾病的早期症状，指导其就医。我们彼此都非常亲切。 还有一次极其特殊的受访。一位男学生，敲门进来，见到只我一人，特高兴：“我总算能和你单独谈这件事了。”他说，他因某些事受到不少同学歧视，决定自杀！已经从八一桥跳过一次赣江，很快就被渔民救起来了。他对我平静地要求：“你知识广博，教我一种办法，使我自杀必然成功，痛苦又小！”这真把我吓一大跳！我保持毫无惊诧的神态，和他细致交谈，详细了解他的人际交往和心理状态。我劝他：“自己有缺点错误，自己要改正；别人歧视你，是他们不对，自己不要太在意；我会找一些典型歧视者批评他们，也会找班主任和党团组织去做工作。”他诚恳接受我的意见之后，我善意而严肃地批评他：自杀，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老师的错误行为。他站起来，流着眼泪说：“肖老师！我一定认真学习，认真生活，决不寻死了！”我慎重地向系党总支汇报了，徐木林书记做了细致有效的后续工作。这位学生的确在生活、学习、思想各方面都有进步，同学们也由歧视改成关心他了。 1988年，朱开轩(当时为国家教委副主任，后为主任)专门视察了近代物理实验室。他看到了五十年代生产而维护得很好的老设备、也有不久前买的新设备、还有自制的设备；仔细询问了课时、上课方式、教师和学生人数，查阅了已经批改和正在批改的学生实验报告。他一直赞不绝口，向陪同视察的李树源校长、舒邦华副校长说：“你们这里是非常先进的。他们的教学水平非常先进。要好好支持他们的工作，让他们保持先进，做得更好。”朱开轩同志尤其赞赏我们坚持一个学生一组、独立完成实验：“这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好办法。许多重点名校都是这样做的。”他了解到系领导因为我们一次指导的学生人数较少，就将我们的工作量算得很低，态度鲜明地表示反对，要求校长责令系领导立即改正！此后，我们才没有再受不公平待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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