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8-09-07 08:47:09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秋石客 - 小 + 大
【红色江青】-(15) 六、文化大革命中的江青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党内不同阶级、道路、路线、文化思想的斗争—直存在,1966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斗争的高潮。 文化大革命决不像一些浅薄的历史学家所言,是毛泽东的一时心血来潮,是试验、是浩劫,或是毛、刘权力之争的那样简单,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是人类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民主与专制,共产党与国民党,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斗争的必然结果。 文化革命的性质是一场空前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是真正的劳动群众的革命。是一场新与旧、传统与反传统政治决战,是一场上层建筑领域的大革命,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大革命,是一场对传统社会主义缺陷的修补,是一场阶级大搏斗。文化革命的方式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新中国的黑暗面,文化革命的目的是粉碎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的无产阶级专政,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克服传统社会主义缺陷,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中国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民性思想大解放运动,是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单位到家庭,从老者到小学生,可说人人投入了运动的风浪之中,以各种形式参与了政治斗争,对国家大事畅所欲言,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社会现象和政治奇观。斗私批修、兴无灭资、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批判和打倒党内走资派、追求社会公平和民主权力,是文化大革命赋予全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震动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国外的许多左翼力量积极参与,一切帝、修、反及资产阶级政客无不如丧考妣、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世界、前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和一切反共、反华势力都曾经激烈地反对和攻击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中国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既得利益受到伤害的特权阶层配合国内外的反共反华势力,丧心病狂地扑灭了这场文革烈火,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到了暂时地重创,垂死的资本主义得到了死灰复燃,但是文化大革命在国内外产生的伟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是永存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挑战了东方传统文化,而且挑战了西方文化,为人类展现了一种新的世界蓝图。对文革理论和实践的深入研究和过滤、升华必将产生新的社会变革和革命,人类历史的车轮必将从资本主义和假社会主义的僵尸上飞奔而过,奔向着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毛泽东说过自己一生办过两件大事,一是打倒了国民党,二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来说,两件大事她都积极参与了。如果说江青对第—件大事只是参与的话,那么对第二件大事就不只是参与了,而是一个发动机和灵魂。 1、参与发动文革 1964年毛泽东就感到大权旁落,《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困难重重更加深了他的感觉,对于毛泽东而言,要实现他的继续革命理想,必须首先夺回领导权,从中共领导层二线重返第—线。而要达此目的,毛泽东运用了军事学,隐藏战斗目的,先寻弱敌做突破口,扫清外围,行剥笋战术,然后扩大战果,直捣敌之司令部。说江青是文革的发动者和核心—点不过。前面讲的领导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战,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就文革大事最先与之谋划的就是江青,用江青作先锋,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突破口。 党内围绕《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斗争由浅入深。 1965年12月22日,毛泽东向前来杭州汇报工作的彭真等评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明确要将文章政治化。 彭真先是拒发姚文,又拒绝毛泽东的观点,对毛泽东说,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联系。毛泽东不悦,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以后再作结论。 彭真回到北京,对毛泽东意见不以为然。1966年2月3日,彭真根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的意见,在北京召集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会议。彭真不顾康生的反对,要求今后的学术批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彭真的意见得到了其他人的赞同。会议形成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称《二月提纲》)同毛泽东对抗。2月12日,经在京的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二月提纲》就以中央的名义下发全党。这样,文化革命两条路线的两军对峙局面形成。 《二月提纲》是想通过对文化大批判加以限制,以避免发生成为严重的政治斗争,保住刘邓彭一线领导地位。 《二月提纲》出台后,文化学术界人士反映不一。总体上全国的大批判热潮降了温度。彭真很得意,又于1966年2月中旬,不顾万事缠身,前往四川以视察为名,作彭德怀的统战工作。 成都永兴巷7号住着已被罢官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1962年党中央开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在1959年反右倾以来被错误批判、打击的干部和群众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但彭德怀不仅没得到平反,反而在七千人大会上再次受到了批判。彭德怀听说后进行申述,于1962年6月16日和8月22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交了两封长长的申诉信,请求中央对他所犯错误进行全面审查。彭德怀的信令毛泽东、江青疑虑,对吴晗写《海瑞罢官》的动机产生了怀疑。 彭真向彭德怀介绍了吴晗的情况后郑重其事地对彭德怀说:“现在不是吴晗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牵扯到一大批人,所以,我这次来是想请你配合一下。第一、建议你辞去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埋头一些室内的研究工作,不再出头露面,这样可以减少目标,少引起别人的注意;第二、我劝你向毛主席再写封信,收回你的申诉书,把自己的功过是非留待后人去说,你服从党的决议就是了;第三、你向中央写个报告,实事求是地说清楚你和吴晗的关系,帮助我们解脱你和他的关系。” 听完彭真的建议,彭德怀婉言拒绝了彭真。 3月11日,为了摸清北京的态度,张春桥派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到北京就《二月提纲》中的一些问题请教了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许立群当即请示了彭真并作了记录: 许: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 彭: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第二天,许立群把彭真的答复用电话告诉了杨永直。正在上海搞“座谈会”的江青得到消息后马上报告了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听说后大怒,于3月28日、29日、30日分别与康生、江青等人谈话,严厉批评了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说他们包庇坏人,不改要解散。说《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是非不分,是错误的。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北京市委。说吴晗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要求彭真向中共上海市委道歉!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问题,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4月28日、29日,毛泽东再次对彭真和北京市委进行严厉批评。在1966年天安门的“五一”庆典上,往年主持庆典的彭真消失了。 可以说,2月份以来的斗争,江青与彭真代表了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个司令部的交锋。在彭真五人小组于北京制定了《二月提纲》时,江青则在上海紧开“文艺座谈会,搞出了与《二月提纲》分庭抗礼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出,《提纲》亡。江青呼唤了一个惊天动地时代的到来。 1966年5月8日,江青主持写作了《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重要文章,以“高炬”的笔名在《解放军报》、《红旗》等报刊上发表,批判了三家村。 文章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司令部控制下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丑恶面目,让人们认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刘、邓反动路线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实质,号召一切革命的同志勇敢地站出来,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时的江青,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用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武装了自己的头脑。 文章说,毛主席经常告诫我们: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拚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在政治战线、经济战线、思想和文化战线上,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可忽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敌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文章说,邓拓的《燕山夜话》,以及用吴(即吴晗)南(马南邨即邓拓)星(繁星即廖沫沙)署名写的《三家村札记》,充分说明了,在我们社会里,阶级斗争还是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的。阶级敌人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拚命地破坏和攻击我们。而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攻击的矛头,总是对准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持《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文章说,邓拓等一小撮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绝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引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实现了全面大跃进。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战线上,以雷霆万钧之势,猛烈地冲击着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在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的情况下,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适应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地、富、反、坏、右的需要,在一九五九年党的庐山会议上,向党展开了疯狂的进攻。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给了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缴了他们的“械”,罢了他们的官,彻底粉碎了他们的反党阴谋。随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间,由于连续几年严重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破坏,我国遇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这时,国内外阶级敌人幸灾乐祸,纷纷出笼,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又和它们配合起来,向党发起了新的进攻。邓拓这一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及待“破门而出”的。 文章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日报》在四月十六日以三个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前线》、《北京日报》长期以来,为吴晗等人打掩护,现在突然“积极”起来,急急忙忙抛出这一套东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他们是真的要“展开严肃的批判”吗?不,完全不是。这里面大有文章,大有奥妙。他们不过是借批判之名,行掩护之实,打起斗争的招牌,干着包庇的勾当。 文章说《前线》、《北京日报》也做了一点所谓“检讨”,说什么过去发表邓拓等一伙人的文章,“没有及时地批判”,只是头脑中“有着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没有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我们读了你们这个“检讨”之后,正像你们邓拓所讲的,不禁使人“哑然失笑”。你们长期以来发表了邓拓一伙人那么多文章,放了那么多毒,搞得个乌烟瘴气,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仅仅一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思想的影响”够用吗?在吴晗反党面目大暴露之后,你们竟然还演出了一幕“周瑜打黄盖”的丑剧,发表了向阳生即邓拓对吴晗的假批判,把吴晗反党的滔天罪行,说成是什么“道德继承论”的学术问题,既为吴晗开脱,又保护邓拓过关。时至今日,你们还在继续玩弄花招,顽强抵抗。这难道是“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放松阶级斗争”吗?不!你们并没有丧失立场,你们的立场站得很稳,不过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罢了。你们并没有放松阶级斗争,你们对阶级斗争抓得很紧,不过是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罢了。 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这是个必然的规律。在我们内部揪出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是坏事,而是一件大好事,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污蔑和攻击,只不过是几个苍蝇嗡嗡叫而已,丝毫也无损于我们党的伟大光辉。我们要正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你们早就向党向社会主义开了火。“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你们,一定不会放过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一九六六年五月八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明辩真假》。一九六六年五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马泽民、阎长贵、周英、滕文生、靳殿良的文章《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配合江青。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对彭真和原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捆在一起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定性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全文如下: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12日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根本错误的,是违反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路线的,是违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指导方针的。这个提纲,对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在1965年9月至10月间中央工作会议上(即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关于批判吴晗的指示,阳奉阴违,竭力抗拒。 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只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对待这样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文件,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没有向任何地方党委征求过意见,没有说明要作为中央正式文件提请中央审查,更没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 这个提纲的主要错误如下: 第一 这个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 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这个提纲,不是鼓舞全党放手发动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无产阶级的文化战士继续冲锋前进,而是力图把这个运动拉向右转。这个提纲用混乱的、自相矛盾的、虚伪的词句,模糊了当前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模糊了这场大斗争的目的是对吴晗及其他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央和中央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批判。这个提纲不提毛主席一再指出的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掩盖这场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 第二 这个提纲违背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当报刊上刚刚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竟然提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他们又在各种场合宣称,对吴晗的批判,不准谈要害问题,不准涉及1959年庐山会议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罢官问题,不准谈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经常告诉我们,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不是匆忙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彭真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后再谈政治问题。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资产阶级经常宣扬的所谓“纯学术”讨论。很明显,这是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而要突出资产阶级的政治。 第三 提纲特别强调所谓“放”,但是却用偷天换日的手法,根本歪曲了毛泽东同志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内容。毛泽东同志正是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又说,“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这个提纲却把“放”同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揭露对立起来。它的所谓“放”,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只许资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放,不许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是包庇吴晗这一类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个提纲的所谓“放”,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 第四 在我们开始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时候,提纲的作者们却提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口号是资产阶级的口号。他们用这个口号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谬论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谈不到什么平等。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第五 提纲说,“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这种对学术不分阶级界限的思想,也是很错误的。无产阶级在学术上所掌握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早已大大地超过了和压倒了资产阶级。提纲的提法,表现了作者吹捧和抬高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仇视和压制我们在学术界的一批代表无产阶级的、战斗的新生力量。 第六 毛主席经常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这个提纲却强调“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彻底的破”。这实际上是对资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破,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准立,是同毛主席的思想针锋相对的,是同我们在文化战线上进行大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斗争背道而驰的,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 (七)提纲提出“不要象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又说“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究竟什么是“学阀”?谁是“学阀”?难道无产阶级不要专政,不要压倒资产阶级?难道无产阶级的学术不要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的学术?难道无产阶级学术压倒和消灭资产阶级学术,就是“学阀”?提纲反对的锋芒是指向无产阶级左派,显然是要给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戴上“学阀”这顶帽子,倒过来支持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学阀,维持他们在学术界的摇摇欲坠的垄断地位。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 (八)提纲的作者们别有用心,故意把水搅浑,混淆阶级阵线,转移斗争目标,提出要对“坚定的左派”进行“整风”。他们这样急急忙忙抛出这个提纲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整无产阶级左派。他们专门收集左派的材料,寻找各种借口打击左派,还想借“整风”的名义进一步打击左派,妄图瓦解左派的队伍。他们公然抗拒毛主席明确提出要保护左派,支持左派,强调建立和扩大左派队伍的方针。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者、叛徒封成“坚定的左派”,加以包庇。他们用这种手法,企图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志气,灭无产阶级左派的威风。他们对无产阶级充满了恨,对资产阶级充满了爱。这就是提纲作者们的资产阶级的博爱观。 (九)正当无产阶级在思想战线上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动一场新的激烈斗争刚刚开始,而且许多方面、许多地方还没有开始参加斗争,或者虽然已经开始了斗争,但是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时候,提纲却反复强调斗争中要所谓“有领导”、要“谨慎”、要“慎重”、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这些都是要给无产阶级左派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无产阶级左派的手脚,要给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设置重重障碍。一句话,迫不及待地要刹车,来一个反攻倒算。提纲的作者们对于无产阶级左派反击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文章,已经发表的,他们极端怀恨,还没有发表的,他们加以扣压。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这一对比,就可以看出,提纲的作者们究竟处在一种什么地位了。 (十)当前的斗争,是执行还是抗拒毛泽东同志的文化革命的路线的问题。但提纲却说,“我们要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开辟解决这个问题(指“彻底清理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思想”)的道路”。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著作,早已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给我们无产阶级开辟了道路。提纲却认为毛泽东思想还没有给我们开辟道路,而要重新开辟道路。提纲是企图打着“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这个旗帜作为幌子,开辟一条同毛泽东思想相反的道路,即现代修正主义的道路,也就是资产阶级复辟的道路。总之,这个提纲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这个提纲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同这条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绝对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 各级党委要立即停止执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通知》是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十人组成的文件起草小组起草,毛泽东亲自定稿的,起草小组人员后多成为新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通知向全党全国宣布要开展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江青参与通知的起草,又—次证明她是文化革命的发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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