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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9-12 07:34:24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冲浪篇】-（18）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 晴 星期一 整整一天一夜在火车上。 沿途，看到了泰山、黄河、大运河、和长江等等，感到祖国的山河是多么雄壮，我一定要为伟大的祖国日益富强而奋斗终身。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坐在火车上，思潮像火车一样飞快地向前奔驰着。在北京的十几天里的情景，像电影一样出现在眼前，心里一阵阵激动，哪里还睡得着？ 短短的十几天，学到的东西很多。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冠达革命师生冲天的革命干劲、宝贵的革命经验和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精神。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回去以后，我应当好好地将那些东西总结一下，用之于实践中去，检验、提高！ 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 晴 星期二 早晨七点四十五分左右火车到了上海北站。回家的路上，感到上海的革命气氛也比较半个月前浓厚多了。形势真是一日千里。 一放好行李，我和郑富亭马上赶到学校。学校里的情况变化也很大。叫黑小子回去造反，对学校大方向问题辩论；红卫兵组织问题（同时成立两个红卫兵总部。一是《上海市沪东中学红卫兵总部》，一是《上海市沪东中学东方红红卫兵总部》；……。 一到学校，好多人就问我们到北京问题，他们纷纷表示要上北京去，我表示支持。 我班红卫兵只剩下张品富、张阿荣等，其余人都到外地去串联了。 学校里的情况不顶了解；北京的经验没有整理、总结；所以最近几天的任务首先应当是作调查研究和总结、分析。 根据以往的情况看来，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看来，没有一个核心（必须是坚强的）是不行的。目前困难的是有些同学不理解这一点。 回来和久金聊天。根据他说，他学校情况也不好。我给了他一些传单等材料，准备到他校去串联应当支持革命行动。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晴 星期三 上半天没有到校，将一件毛线背心及三两参须送到公司交予人事干事，请他托人带到贵州都匀父亲哪儿去。 下午到学校去。谈了关于到北京去的问题。学校里有好些同学也准备去。 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今后斗争中的困难 相当多的，务必不能松懈警惕，我们必须作好一切准备，满怀信心地准备迎接困难，并且战胜困难。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很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六日 晴 星期四 到校较晚（九点钟），忙于布置教室及搬写字台等；叫丁文浩抄了一些主席语录。在领用钉时，初二（3）班的一些同学要我讲讲我们怎么到北京去的经过。我就讲了一下。他们准备也上北京。 下午，将北京带来的一些传单、报刊都拿出来，准备将一些好的东西翻印出来。 五点半看电影毛主席第二次接见革命师生。票有多，张裕明给了我两张，我叫两个妹妹去看了。 看完电影，我叫邹海星等同学到校，本想讨论成立战斗小组的问题。后大家（看电影的人）都来了，于是我就说：‘根据北京和上海的情况，成立了各种战斗小组。我们校里也有好多。我班同学也可以组织起来嘛。自己和与自己观点相同的同学组织起来。“我对郑富亭说我们红旗应当帮助支持他们组织。他说到关于成分问题（都是非红五类），意见让他们去。我则相反，应当支持他们参加革命。 在9月24日起，学校里兴起了这样一股风：将黑七类子女统统赶回去，叫他们滚回去造六天反再到校。许多黑小子“都不来了，红卫兵出去的出去了，剩下的也不多了，学校里人越来越少，这对文化革命不利，所以，我觉得应该将那些同学从家里叫回来参加校文化大革命。 勒令那些出身不好的（地、富、坏、反、牛）同学滚回去造反，称他们为黑小子，是否妥当，是值得商榷的。如果说叫他们回去造反（造经济上的反，物质方面的反较为造思想上、政治上的反容易。）这是好事，为什么要勒令呢？为什么要叫他们滚呢？难道这些同学都是我们的敌人？（当然可能其中有极少数的人中毒太深、不可救药）难道都是专政的对象吗？老子黑，子女一定是黑的么？应当相信，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我们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绝大多数出身于剥削家庭的青年是要革命的。即使“老子是反动派，儿子一定是混蛋”这样现象在我校普遍存在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采取压服（强迫）的方法对待所有的黑七类子女。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人家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应当而且必须按毛主席指示办事。 对于出身不好的同学来说，也应当采取启发他们自觉革命的方法（只要不是反革命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也应当给他们参加实际斗争的机会，开辩论会应予他们发言权，写大字报也予他们阐明观点。这样做可能有人认为你纵容他们放毒。不，错了。这样对革命利多而弊少。如果他们是要革命的，那么他们的行动增添了一份革命力量。如果他们是放毒，那当然是坏事，但要知道，坏事在一定条件下能变为好事。我们的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为武器，决不害怕什么毒草，是毒草让它长出来然后连根斩除比让它埋伏在地里成为定时炸弹好得多。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能铲除更多的毒草幼芽不是更好么？同时也能及时挽救一个人，这不是一件大好事么？如果我们采取像9月24日前后的方法勒令他们“滚”等等，给他们一个沉重的打击。挫伤了他们中许多人的革命积极性，是真正的阶级敌人有空子好钻，这样对谁有利呢？如果我们采取在运动中启发帮助他们自我改造、自觉造自己黑老子的反不是更好么？ 因此，我坚决要将那些赶回去的同学叫来，让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为此，我与邹海星、沈月娥、林忠发四人连夜赶到陈鸿飞、吴国森家，说服他们来。 好不容易从北京带来的两份关于团的工作问题的《告全国共青团员书》，上午借给团委书记梁俊，下午却被她在看电影时丢了。 一九六六年十月七日 晴 星期五 今天来校的同学（我班）较多，但是来了也没有什么事可以做，因此下午走了较多。 下午，我将在北京的一些情况告诉了另外两个支委。她们也表示同样的看法。还提到了女生中的情况，也谈到了关于“偷敲公章”的问题。 对于红旗新北大战斗队，她们认为其中有些问题不对，例如那写字台，要这要那，封党支部门等等。我也感到，既然是一个组织就必须执行最高指示：有个核心，继承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必须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决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如果一个组织只追求形式，追求出风头，那么就会走入歧途。 对于红旗新北大战斗队的问题，我认为采取这样的态度和措施：最好不要解散其组织，我们在中做工作，将大部分同学拉过来，不要再出现以前那些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克服哪些缺点。大家动手么。如果实在不行，我就退出者组织。 共青团是党的助手，是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在文化大革命中，团组织应当发挥其先锋作用。我是一个共青团员，决不能看着团的工作停顿（指学校）而不管。我今天向团委书记提出（上午）：建议召开团支部会议讨论团的工作。她说，明天下午2时开。（下午整理笔记，后又参加第三次批判孙坚山大会。）过去我总是听到支书讲团委没有布置，在运动中也确实团委工作抓得不紧。看来要发挥团员在我校文化革命中的作用，首先就必须健全和发挥团委的领导作用。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 ，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因此我向梁俊谈了自己的看法，希望使干部认清形势，统一思想，积极行动起来。 下午，与陈鸿飞、顾和平、邹海星、沈月娥，讨论准备成立一战斗小组。首先要总结经验，看清形势，努力学习，积极行动。准备从明天起开始总结过去的经验与教训。我们要成立一个战斗小组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既要内部统一，又要联系群众。成立了战斗小组就应当首先突出政治，处理组内与外界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十月八日 晴 星期六 到校后，就讨论了关于语文组红旗战斗组的《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感到有许多问题。我向王贤志老师了解了一下，战斗组的成员成分较好一些，不包罗万象的。 请陈鸿飞帮我将《访问团中央整理笔记》抄出去。我没有以《红旗》新北大的名义写。一方面我写的东西，全队是否同意，另一方面我觉得红旗所做的一些事没有认真按照最高指示办事。我将红旗的章程拿出来一对照，发现我们的一些行动没有按照它去做。当然，有些行动是做得好的，做得对的，我是赞同的。最主要的一点是：没有认真地突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例如，办事无一定计划，缺乏一个坚强的核心，个人做事以红旗整个组织名义出去。追求的不是如何发挥其战斗作用，而是风头主义、形式主义，想做官当老爷的样子，以命令的口气，叫其他同学做这做那。再有在北京的几天中所言所行，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凡此种种，我按照自己的诺言，尽量按照最高指示办事，劝止不听，只有退出。在晚上，我对顾玉利、张振福、张裕明、俞飞飞、顾和平、王见非、沈月娥、陈鸿飞、林忠发等讲了我的意见。后来郑富亭来了，也对他讲了：“如果再不按照我们的章程突出政治，加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话，我就退出红旗新北大战斗队。”执行最高指示，成立一个巩固的核心，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发挥战斗作用（联系、团结班级及别班的同学）。 上午（近中午时）郑富亭与初三（8）等同学争吵起来（为校名），他将别人一份《坚决支持》的大字报贴没了初三（5）班同学写在乒乓台上的最高指示。这明明是无理，他却硬要争（后来他也认输了）：将我班红卫兵钱蟾仙写的那副对联撕了；又对校长说要写对联：“理应如此”“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等等。情况越来越明。我不能再让它发展下去，我提出来触动他们一下。 下午2时，团委办公室里召开一次座谈会。团总支委员也不来开会（姜克勤），只有到了（连老师）五人。在会议上，也心不在焉，心早飞向阅览室第二批赴京同学传经那儿去了。可见要发挥团的战斗作用，首先必须先抓干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团委书记自己不上马，就催她上马。她说下星期上半周召开干部会议，下半周中上一次团课。现在来说，团委书记是上马了，上马不等于前进。马不走，就还须催马走。要步步紧跟。对团的工作要抓紧。 会议草草结束，因此要作好准备，迎接前进路上的更大困难。 会议一结束，就到阅览室，正好听见陈开展在讲：“北航红旗是一个不好的组织。我连忙回教室去拿有关材料，本想当场就与他辩论，后一想不对，因此听他介绍下去。当他讲到在北京没有听到“毛泽东主义万岁”时，我插上去说：“在前门的一个广播台上，10月1日游行过来我听到他们在读《毛泽东主义万岁》一文。”后来说到一些其它例如对黑帮分子的问题。会上顾武（顾顺官）谈到他在团中央了解的情况，基本上与我了解的相同，并且比较我详细。 会议结束之后，我找陈开展问他：为什么你要赶我们走？我说如果有理并能说服我们，不用你赶，自己会走；如果无理，也说服不了我们，那请走开。他说有两理由：1，你们中间有黑的；2，违反国家法律。我对他说，“如果我们是违法的，那么不用你赶，我们早就已到监狱里去了；我们也到不了北京。现在的情况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并没有赶我们，相反，以待你们一样的待遇对待我们。”我又问：“你说谁是黑的？”他说：“姓余的。”我说：“据我了解，她父亲帽子早已摘掉，现已死了七年了（死前帽子就摘了）。黑老子的黑帽子可以摘掉，难道他的子女就要被一辈子黑帽子？”后面又对他提出，说红旗肯定是不好的，太片面了。讲得他哑口无言。 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 晴 星期日 打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可以看到几行金光闪闪的字：“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去攻击真正的敌人。”在文化大革命同样也是如此。在广大青年学生中间，除了极个别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都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十六条也明确指出：“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当然，黑六类（或黑七类等）分子的子女也不是一定都是我们的敌人，也不能都勒令他们滚，也不能都另样看待他们。决不能将我们的主要力量放在对待所谓的“黑小子”身上，以免扰乱我们的大方向。那些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并且是革命的，不管他出身于什么家庭，我们都应当团结他。这样才符合于主席的这一指示。 党中央、毛主席从来没有两样看待过我们劳动人民子弟，也从来没有下过“勒令地、富、反、坏、右、资的子女滚回去造反”的指示。他老人家总是“要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依靠左派，团结、争取大多数。孤立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当然，家庭出身对一个人的世界观有重要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谁否认这一个，就不是一个革命者，同时也不可否认主观努力对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起着决定作用。所以，我们必须有成分论，要看成分，但又不唯成分论，还要看其政治表现。这样才较全面。 与久金谈起关于他们化学工业学校的情况（他班）如是像他所讲的那样的话，是不符合最高指示的。不符合最高指示，就要过问。因此，我准备到他校去串连，了解情况，然后再发言。一个革命者必须认真执行最高指示，必须坚决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下星期中，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学习，积极投入文化革命，绝不能让宝贵的时间轻易溜走。 身体是不够好的，又要发老毛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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