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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9-17 06:41:00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秋石客 - 小 + 大
【红色江青】-（24） （6）江青遭批数月 如果说批林批孔是党内左派向右派进攻，而批江青和整顿则是右派的反扑。 1975年的人事安排对江青不利，很快显示出来，江青党内遭批，社会上谣言四起。江青后来1976年在打招呼会议期间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时透露：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四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四月底一直斗我到六月。后来，党中央毛主席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就是证明，并且正式撤消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因为他一直在搞阴谋诡计，在共产党内部造成许多矛盾和斗争。没有按照毛主席要求去保护维护年轻同志。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同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一段话，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文章提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法权。3月21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 4月4日，江青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4月中旬，江青把反“经验主义”的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进行讨论，并主张“交锋”，邓小平反对。 1975年4月，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4月18日，邓小平借陪毛泽东在北京会见金日成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一个多月来江青等反经验主义的问题，表示他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4月23日，毛泽东对姚文元所送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写下批语：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为盼。 4月27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贯彻毛泽东批示。叶剑英、邓小平等在会上先后发言，批评江青、张春桥等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针对江青1973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到处送材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活动！会后，主持会议的王洪文致信毛泽东说：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江青也通过秘书转告毛泽东：27日政治局会议是在搞围攻，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 周恩来没有出席27日的政治局会议，但4月29日和30日他先后同邓小平、华国锋、吴德、陈锡联、王洪文等谈话，了解会议的详细情况。5月2日，周恩来嘱秘书将《人民日报》刊登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时所加编者按语和3月21日社论，以及其他刊登反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刊找出送阅。 5月3日，毛泽东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也不能看书，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 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批林批孔都要这些人来干，没有这些人批林批孔就不行。走后门这样的人有成百万，包括你们在内（指王海容、唐闻生），我也是一个，我送了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办法，我说你们去上学。她们当了五年工人，现在送她们上大学了，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静宜）不得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俘虏了一批验主义。你（总理）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的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还没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文章，反对邓、毛、谢、古。邓是你（指小平），毛是毛泽覃，谢是谢唯峻，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除邓以外）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指邓），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有两年不能吃鸡蛋，因苏联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啦。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有经验主义的人多，无非是不认识几个字，马列也不能看，他们只好凭经验办事。历来对经验主义是没有办法，我是没有办法，慢慢来，还要十年、八年，二十年，三十年可以好一些。太急了不好，不要急，一些观念连不起来。 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搞宗派主义。这三条我重一遍，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 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你们外交部也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指王海容、唐闻生），讲错了没有？你们两个臭知识分子，你们自己承认，臭老九，老九不能走。 我要负责任，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春桥的文章是有理由的，因为一九五八年就写了文章，那时我还不认识他，好像不认识（张春桥答：见过一面），没有印象，那篇文章我写了一个按语，人民日报登了，人民日报那时候是邓拓管的吧？（张春桥说：是吴冷西。）只有两篇文章是拥护的，其他的都是反对的，所以他有气。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有一些，不多，跟我差不多。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中国与俄国的经验批判主义。列宁说：那些人是大知识分子，完全是巴克莱学说。巴克莱是英国的一个大主教，你们去把列宁的书看一看。（江青：主席是不是说看《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嗯。江青同志，党的一大半没有参加。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她都没有参加斗争。没有参加长征，所以也难怪。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她不像王明那样写了一篇《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也不会像张闻天那样写《机会主义的动摇》。 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这一回跑了十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要守纪律，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更要谨慎。我跟江青谈过一次，我跟小平谈过一次，王洪文要见我，江青又打来电话要见我，我说不见，要见请大家一起来，完了。对不起，我就是这样，我没有更多的话，就是三句，九次、十次代表大会都是三句，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的讲话明显批评了江青。 5月4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讲话。随后，用两天时间起草《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意见稿》结合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内容，谈了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认为，在学习过程中需“在一定时期有针对性加以宣传”，“把主席指示的反修防修的目的说清楚”。对犯一般经验主义的人，“要慢慢来教育改造”。 5月8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继续研究在政治局内讨论贯彻毛泽东讲话事。会议商定，等邓小平出访法国回来后，召开贯彻毛泽东讲话的政治局会议。 5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王洪文向在京政治局成员通知这件事。 5月14日晚，在医院的周恩来打电话向王洪文询问政治局会议通知情况，并在15日写报告给毛泽东说：对主席这样重视的会议和指示，我们处理这样迟慢，报告又这样不及时，责任完全在我。 18日晚上，周恩来在三〇五医院与刚从法国返京的邓小平单独交谈完，又先后同叶剑英、李先念、吴德等政治局成员谈话。 5月21日，周恩来致信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5月3日政治局同志面听主席指示后，我提议政治局常委五人先谈一谈，弄清当时没听清楚的问题和如何传达4月23日指示的问题。关于弄清当时没听清楚的问题，主要是文章中提到主席在1959年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提到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现在政治局既开正式会议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我已请洪文同志向会议上说明，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报告转呈主席一阅。 5月22日，王洪文在周恩来的信上批道：请剑英、小平、春桥、江青、文元、先念、锡联、登奎、国锋、吴德、振华、志福、桂贤、海容、静宜、闻生同志阅，阅后送总理阅，是否呈主席请总理定。张春桥批语：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江青在5月24日的批语中说：许多情况不了解，同意报主席。 5月27日，周恩来写信致张春桥： 春桥同志： 我在5月25日晨收到洪文同志退回我的报告，要我决定是否呈主席。 在你的注语中，说我信中有些话不确切。我因头上皮下神经疱疹未好，脚上皮下毛血管麻痛未止，故晚了两天才将当时认为较确切的语言写出，请你审阅。 当时，你说，由于批判彭德怀反党集团时，主席建议印读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些组织和同志还读得多些和较好些，而《哲学小辞典》三版选辑，却很少有人读，几乎没有什么反映，所以主席在批印的指示时就说：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而后，刘、林反党集团实施阴谋诡计，经验主义者就常常上当，所以你在批林整风时就提出将主席批印《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再印一批发出。这次，主席指示要把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才会防止变修正主义，如果不把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阐明和限制，林彪一类加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就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还要你写文章。因此，你联系到十多年的思想，经验主义者由于不多读书，难于总结经验，易于上反党集团的当，甚至陷进去，如你在3月1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四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可看出。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如你的低温已退，我很想在今天下午或晚上到你处一谈。 盼复！ 周恩来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五点半 张春桥在信上写道：“不再改了。”周恩来接到张的退件后，立即将21日信的原件报送毛泽东批阅。 5月27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说：3号主席这篇话很长，内容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主要是对政治局讲的。政治局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到很多原则，首先是告诫政治局同志，要“安定团结”，要“三要三不要”，首先要政治局同志“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只有这样，才能做出榜样，领导全党。主席再三讲“三要三不要”，联系讲到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是告诫、帮助我们。主席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讨论，无非是赞成不赞成，理解的深一点还是浅一点。需要好好讨论。主席4月23日批示，27日政治局讨论，到会同志都讲了话。有同志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是“突然袭击”、“围攻”。27日的会，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谈不上过头。无非是讲了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有的来自经验主义，有的来自修正主义。我没有主席讲得那么清楚。历来都提反对修正主义，说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否改变九大、十大的提法？这样提出问题，没有什么过。对主席的话，看得太浅。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三件事：批周、叶，当时钻出一个“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批走后门，提到对马列背叛的高度，当面点很多人的名；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件事雷厉风行。还有上海机床厂的经验。如果搞下去，这个反经验主义，面对几千万，比走后门大十倍。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这次，主席要我们政治局讨论三要三不要。主席的三条是总结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这方面要讲安定团结，首先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更要注意，首先是政治局要注意团结。主席建党学说，即弄通思想，又团结同志，这是列宁也没有的。学理论，安定团结，把经济搞上去，贯彻三项指示，不搞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在不在“四人帮”，都要警惕。政治局有责任把主席的优良传统贯彻下去。我们要带头做到这一点。 周恩来十分关注会议情况，28日，同第一个来到医院的邓小平长谈达三小时之久，了解27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接着，他先后同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王洪文、苏振华等谈话，了解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的情况。 6月3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毛泽东4月27日批示和5月3日指示，叶剑英作长篇发言。他说，5号文件以后，形势很好。可是，3月1日出现反经验主义，全国报纸跟着来了，用反经验主义代替反修正主义。不要只提一个，放过另一个。弄通马列可是难，一定要学习。不学好，没有武器。今后中央要带头学。有些同志读得多，不必拿来做私有财产。不要分裂，现在不同于庐山，那时有些同志商量如何对付林彪，是对的。现在情况变了，过去可以交头接耳，现在如果不变，就不利。团结的方法：一手是批评，一手是团结。过去一个时期不正常。如果保持下去，就有害团结。历来小组织存在，导致分裂。一定要严守纪律，坚持请示报告制度。一个时期以来几乎所有重大问题都不请示报告：提出11次路线斗争，事先未请示；批评经验主义，又是主席纠正。都是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为什么不请示？使主席有感觉？以后重大问题要提交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要引起极度重视。不要事先不请示，事后来纠正。不要干扰主席。你们这样做，是对主席最大的干扰。 王洪文作了自我批评。讲到江青、邓小平的争论，他说他只听一方面的意见，没听小平意见，觉得应向主席报告。征求过张、江意见，向主席报告是对的。对争论的看法有片面性。到长沙报告主席，受到主席批评，错误主要是自己。关于反经验主义，虽然没有发表文章、讲话，但对社论、新华社报告都看了，没有认识到问题在哪里，也没有引起重视。以后要好好学习。要按主席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的指示办事。对27日政治局会议的看法，多数同志的发言是好的，对他的批评是难得的。有两点保留，一是确实有干扰，但形势总的是好的；二是11月会议批周恩来，决不能因批评江青而否定这次会议。会议的大方向没有错。 江青表示，4月27日会上自我批评不够，又有新的不恰当的地方。还要加深认识。上次会，她有体温。有些问题还得消化一下，看一点东西，再作进一步的检讨。 邓小平最后说：提议结束，讲多少算多少。给主席作报告。 6月7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会见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 邓：会议的情况，主席都知道了。 毛：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 邓：最后他们否认有“四人帮”。 毛：“四人帮”过去有功劳，反刘少奇，反林彪，反总理，反邓小平，反叶帅，反陈锡联不行。要告诉庄则栋，有事要找陈锡联（主管体育的副总理），不要跑王洪文、江青，不然陈锡联不好办事。你跟庄则栋讲一下，告诉他，不找陈锡联不好。跑江青、王洪文，司令不好办。 邓：政治局的同志气很大，我说不要把话都说完，散了。 毛：这个办法好，留有余地。大家清楚就行了。我准备找王洪文谈，叫他找你，听你的话。他威望不高。 邓：王洪文最后的发言，政治局许多同志感到不真实。 毛：江青也不喜欢他，专门来我这里告他的状。他应该好好工作。 毛：没有大问题。你要把工作干起来。 邓：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 毛：那好。 邓：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 毛：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邓：开始工作时，主席给我这个工作岗位，我说主席是把我放在刀尖上了。 毛：这是叶帅提议的，我赞成的。 邓：总参谋长？ 毛：就是这样。 邓小平要批江加温，6月12日，邓小平陪同菲律宾外宾到上海同马天水谈话： 最近主席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有新的指示，你们这里批经验主义很凶。发展下去就要找代表人物。春桥同志在政工会议上的讲话里面有批经验主义的啊！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对这种大事要注意啊。老干部刚开始敢抓一点工作，这样一抓，谁还敢抓呀？ 中国这么多人口，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行？我们一定要搞上去。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该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 谈话后，马天水将谈话内容报告了王洪文、姚文元。后马应王要求将谈话内容整理成文字报王。 6月14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四月二十七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片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6月28日，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提交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她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的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的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 6月30日，周恩来看过检讨书批示：送在京政治局成员传阅，欢迎这一检讨，今后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经过组织讨论，事先请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执行，认真深入学习，联系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多听同志好意见，坚决改正常犯的错误，政治局的团结就会搞得更好。建议将检讨书送毛泽东。邓小平、叶剑英等看后，同意总理的建议。经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后，毛泽东圈阅了江青的这份书面检讨。 7月1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7月2日起，中央政治局常务工作由邓小平主持，邓主持工作后以整顿为名，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等批斗江青，表面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其实不然。有证据证明对1975年的政治局批江青的过分，遭到周总理多次批评。据知情人讲，周总理住院期间，的确同许多老同志谈话。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的确经常往总理那里去。谈些什么，江青等人只是猜对了一半。一些老干部找总理是不断做总理工作，希望总理乘毛主席身体不好，站在他们一边，对江青等采取一些行动，架空主席，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并说了意味深长的话“如主席是装病你们怎么办？”。直到最后总理死，邓小平他们也没有拿到总理任何支持他们的意见。有书回忆，叶帅到总理死前还特别交待，注意总理，希望总理留下点什么话和文字，结果大失所望，这是事实。另一半，江青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总理不但没有支持他们，反而语重心长反复批评他们，其中有一条是叫他们放过江青，不要再犯错误。他们不听，迫使周恩来带病参加批评江青政治局会议，阻止他们继续批判江青，结果被李先念等挡在门外，使周总理很生气，说了一些很重的话，大意提醒邓小平等人再批江青就要犯大错误，毛主席正关注此事，谁反毛主席决无好下场。 是邓小平利用党的民主生活会为自己服务。对江青有点错误抓住不放，一斗就是三个月，这是干什么？是为政治大变局服务。邓小平势力早在1975年就对江青散布很多谣言，如”约法三章”云江青不能参政，如因《红都女皇》，毛泽东说江青“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也是为政治大变局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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