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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07 00:55:10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古彭万俟轩 - 小 + 大
（42）干部学习班 1992年春天，我和一位姓杨的老干部一起，共同筹备即将召开的镇人代会。当时，这位老同志已经退居二线，主要负责人大、老龄委、关工委方面的工作。他在退二线之前是该镇副镇长，几十年间先后换了十几个地方，都是担任副乡长。尽管最后一站是副镇长，但大家还是习惯喊他杨乡长。 那天，我正翻看着一本新到的杂志，突然看到一篇介绍文革期间老干部“蹲牛棚”的文章，便问杨乡长：“你文革期间也蹲过牛棚吗？”他正在看书，听到我问，便摘掉老花镜说：“什么牛棚？”我把杂志递给他，他戴着花镜看了老半天，突然扑哧一声笑了：“我说什么牛棚呢？这不就是五七干校吗？这些文化人真能瞎忽悠，还蹲牛棚！”接着便认真地告诉我：“要说这牛棚，俺还真蹲过呢！”于是，他给我讲了下面这段故事。 在徐州地区，“五七干校”最初称为学习班。文化大革命期间，徐州地区的造反派分成“踢派”、“支派”两大对立的组织。“踢派”的成员多数来自基层，工人群众居多；“支派”的核心领导多数是干部子弟，或者有点背景的人，也有人称他们是“保皇派”。两派为夺权闹得不可开交，后来铁路、煤矿的员工也参与进来，越闹越凶，谁也不服谁。由于派性思想严重，大联合总是弄不到一块。中央知道这件事以后，便把两派头头召到北京办学习班，彻底解决派性问题。这个学习班当时称为“徐海学习班”，后来还把学习班撤回徐州继续办。各级党委政府发现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就逐级推广，不仅市、县办，各公社也相继办起来了。大约是九大召开之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办“五七干校”，徐州地区随即将原来的学习班改成“五七干校”。名称改了以后，任务也变了。原先是为解决派性，现在的任务是干部培训。 进了“五七干校”，通过学习才真正了解“干校”的含义。原来，“五七干校”是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创办的一种干部学校或培训班，是集中党政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学习、劳动和思想改造的地方。办“五七干校”的目的，就是教育广大干部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彻底改变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轻装上阵，全心全意为老百姓办事。最初进“五七干校”的人，多数是文革初期受到批斗“挂”起来的干部，后来还包括被定性的走资派头头、高级知识分子、学术权威等，先把他们集中起来学习、劳动、改造，然后根据表现分批“解放”，重新安排工作。再往后，参加“五七干校”的学员范围逐渐扩大，市县两级部委办局以及公社副科级以上的干部，还有国营、集体企事业单位中层以上的领导，都要参加学习，就像轮训一样。 我是最早一批参加“五七干校”学习的。我们县的“五七干校”在城东郊一个叫李井的地方，这里以前就是党校，不仅有现成的教室，还有宿舍。因为大家都是吃“皇粮”的，报到时一律按规定交伙食费和粮票。不过，我们后来才发现，伙食费和粮票只是象征性地收取，实际吃的东西价值要远远超过。宿舍是6人一间，空间很大，将近20平米。房间里非常干净，就像出差住旅店一样。 现在有人说，“五七干校”都是关“牛鬼蛇神”的地方，这全是瞎说。当年，我们这些人都在“五七干校”学习过，难道也都成了“牛鬼蛇神”？其实，文革中对“牛鬼蛇神”是有着比较权威解释的，那就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等。文革结束后，有知识分子自作多情，把自己都纳入到“反动学术权威”范畴内。因为“反动学术权威”排在第九位，他们便自称为“老九”。大家都知道，知识分子与“反动学术权威”根本不能划等号，这是最起码的常识！至于“牛棚”一说，估计也与上面说的“牛鬼蛇神”有关。既然他们把“五七干校”说成是关“牛鬼蛇神”的地方，这“五七干校”不是“牛棚”是什么？不过，说“牛棚”的人肯定不是咱们这一带人，咱们这儿根本没有“牛棚”这一说。北方农村，大多数都把牛驴骡马、猪羊鸡鸭住的地方叫“圈”或“场”，比如猪圈、羊圈、鸡圈，牛场子等等，哪有叫“牛棚”、“猪棚”、“羊棚”的？ 说到底，“五七干校”就是把各种有“问题”的干部集中起来学习和改造，说通俗一点，就是“干部学习班”。因为我是第一批“五七干校”学员，所以对学员成分很了解。客观地说，一开始进来的人多少都有一些“问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在文革初期多次挨批斗。那时候公社组织批判会，所有领导干部都像过筛子一样“过”一遍，把自己的问题说清楚。有的说不清楚，甚至有抵触情绪，群众便揪住不放。我觉得，当时的干部队伍中，存在最多、表现最突出的问题有三种：历史问题、经济问题、作风问题。 历史问题比较复杂，有的因年代久远，找不到证明人或知情人，自己的问题就很难说清楚。比如有个副县长，他一直说是抗战初期参加的革命，可是介绍他参加革命的人已经找不到了，所以他参加革命的时间就成了悬案。 经济问题，严重的已送司法机关处理，来“五七干校”的大多属于多吃多占等轻微腐败行为。那时候老百姓喜欢说，有些干部肩膀头子扛个嘴，走哪吃哪，批斗时还不服气。这类干部很难得到群众谅解，所以一直被揪着不放。 作风问题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军阀习气浓厚，动不动就骂骂咧咧的，这种类型的干部多数是工农出身的大老粗，群众对这种干部很反感。有个祖籍山东的南下转业干部，说话喜欢带口头语“他妈的”，大会讲话也这样，群众便不依不饶地多次批斗他。记得在学习班时，每个人都要根据自身问题进行反省检讨。他口头语说惯了，总改不过来，一张嘴就说：“大家说我骂人，我他奶奶的莫办法呀，谁他妈的想骂人啊？他妈拉个巴子的，你们老实听着不就行了，我又不是故意的，也没指名骂你妈的嘛！”话没说完便惹得一阵哄堂大笑。 第二种类型就是生活作风问题，说白了就是搞女人。最恶劣的是，有些干部还利用手中权力，对身边的女下属动手。“四清”运动和“文革”期间都揭发出不少这样的干部。这种干部影响坏，民愤也大。我们班有个学员原先是市文化部门的，几年前把剧团年轻女演员的肚子搞大了。他自己家里有老婆，弄大肚子后不能同人家结婚，只能动员女孩流产。他从此也由处级领导“发配”到下面公社当副乡长。谁知他是一只馋嘴猫，到哪里都想吃“腥”，没多久就和公社女播音员好上了。“文革”刚开始就被揪了出来。这人表面斯斯文文，其实心地很肮脏，走到哪里都少不了风流韵事。说到他，还有一件趣事。 在“五七干校”里，一般都是上午集中学习，下午分组讨论。学习主要是读报纸，讨论都是根据学习内容，结合自身问题检讨反省。有的直接讲，有的写在小本子上念。那时候似乎形成了某种规矩，大家在发言前，都要背诵几句与自己问题有关的毛主席语录。其实并没有这种要求，只是有人开了头，觉得很时髦，就都这样了。问题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与自己问题有关而且又恰如其分的语录来。这个生活作风有问题的副乡长，检查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他第一次检查时背诵的毛主席语录是：“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有人当场提出，这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不是毛主席语录。于是第二次检讨时就改成了：“1947年10月10日，毛主席在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中说，（七）不调戏妇女”。大家见他对自己的这种破事，竟能冠冕堂皇、毫不脸红地说出来，感到又好笑又恶心。有人私下评价说，别看这家伙表面文绉绉的，其实满肚都是花花肠子，典型的大流氓。可笑的是，这个家伙除了搞女人，还有很多稀奇古怪的臭毛病。他清高得很，看不起工农干部，除了女人，跟谁都搞不到一块去。大家都很讨厌他，有时便故意捉弄他。有一次轮到他发言，有人说，你到哪里都犯这种错误，为什么改不掉呢？他不知羞耻，竟然大言不惭地说：不行啊，我见到漂亮女人就冲动，控制不住呀！有人接着说：我教给您一个好办法。以后再碰到漂亮女人时，你就把她当成你亲娘，当成你姐妹，当成你女儿，看看还冲动不？这个家伙当时脸涨得通红，一句话没说就出去了。他刚出屋，大家便忍不住笑成一团。 我在文革初期挨批斗的原因，主要是工作作风问题。我参加工作虽然不算太早，但却先后举荐了几个人才，而且这些人后来都混得不错。1958年推荐上大学的一个年轻人，文革前夕已经当上了区长。解放初期送去当兵的一个小伙子，在部队当了师长。还有一个小伙子，经我推荐当乡文书，文革开始时已经是地委组织部的副部长了。就因为这，我动不动就喜欢在大庭广众面前摆老资格，只要一张嘴，就是“那个某某某，就是我当初怎么怎么的……”我自己觉得很得意，别人却看不惯了！还有一个问题，由于喜欢摆老资格，与主要领导关系一直处得不好，换的地方不少，干的年月不短，可几十年过去了，还一直是个小小的副乡长。不过，到现在都想开了！ 现在还有人说，“五七干校”就跟监狱似地，限制人身自由。这都是瞎扯的。我所在的“五七干校”就不是这个样子。 先说吃饭。一日三餐的伙食非常好，几乎天天有肉，而且花样很多。我们吃饭时都是八人一桌，早上有馒头、烧饼、玉米粥，还有四盘素菜、两小碟咸菜。中午和晚上是馒头、花卷、米饭、面条轮流换，有时候还做发糕和油饼，热菜一般六到八样，荤素各半。有时候还有水饺、包子，吃水饺和包子时，就没有那么多菜了，但酱油醋和大蒜随便吃。每星期要搞两到三次“忆苦思甜”，忆苦思甜时，食堂都是蒸红薯面、玉米面或高粱面的窝头，因为还有几个菜搭配着，并不觉得多难吃。“五七干校”里没有酒。但我们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多数喜欢喝酒，有的人就通过各种手段弄些酒过来，几个人在宿舍里偷偷喝。时间一长领导好像也知道了，但大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有时候也提醒我们：不能喝醉发酒疯。 再说学习。集中学习都是在学校礼堂，多数是请领导作报告，或者请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大家都很认真地听讲和记录。讨论都是分成小组，在各自的宿舍进行，气氛要比会场上活跃得多。讨论累了，大家就找一些“花絮”，冲淡一下比较枯燥的话题。讨论暂时中断，就等于中间休息一下。由于大家很长时间在一起，彼此越来越熟悉，有的甚至成为很要好的朋友。正因为如此，讨论时经常会出现嬉笑怒骂的场面，还有人会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 晚上是自由活动。干校经常放电影，有时还会搞搞演出什么的。也有人在宿舍里下棋，或是在操场上打篮球。最多的是打扑克，因为这是一种最大众化的娱乐形式。当然也有人会找各种借口请假回家，没有特殊情况，一般都会批准。不过，多数人都很自觉，出去一律请假，没有私自外出现象。看电影或演出之前，各连、排、班之间会比赛唱歌，那场面还是很热闹的。 除学习外，主要就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我们的劳动场地不太远，一般都是附近的大队、生产队。我记忆中，整个学习期间至少搞了二十多次，主要是帮助当地生产队收割小麦或播种、插秧等。因为我们这些学员大多是工农出身的干部，对农活并不陌生。文革以前，公社干部一直是坚持下队参加劳动的，当时还把参加劳动作为一项制度，规定一年至少要参加多少天。参加劳动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忘本，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要时刻和劳动人民在一起。说实话，大家在参加劳动时，确实有很深的感触。看到社员吃的、住的还很差，看到他们劳作时的辛苦，多数人都会产生有愧于国家、有愧于人民的感觉。如果说“五七干校”有什么效果的话，我觉得让干部们触及一下灵魂，重温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就是最大的效果。 现在有人把“五七干校”说成人间地狱一般，其实不是这样，至少我所在的“五七干校”不是这样。大家反而觉得，这么多干部集中在这里，学习、讨论，吃得好，住得好，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这跟上大学有啥两样？别看大家都是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其实多数属于工作作风或轻微的经济问题，谁都没感觉多严重，反而认为在这里学习改造受受教育，以后出去也能轻装上阵，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了。很多人感觉在这里比单位还好，甚至有人希望在“五七干校”里多呆些日子。当然也有例外。那个喜欢搞女人的副乡长跟大家弄不到一块，每天度日如年，期盼早日离开这里。学习改造有一定的教育作用，但对少数人是对牛弹琴。刚才说的那个家伙，出来后旧病复发,与现役军人的老婆搞上了，这一回触犯了法律，终于以“破坏军婚罪”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刑满释放后不知跑什么地方去了。这种人是干部的败类，在群众中影响极坏。当时好多人都说，他屡教不改，早晚会出事。 杨乡长的故事让我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个被称为大师的人写过一本《牛棚杂忆》，该书把“五七干校”说的一无是处。近些年，这本书随着大师的去世又火了一阵，“牛棚”一词再次被人提起。他说的“五七干校”与杨乡长说的“五七干校”，肯定是一样的。但他们的叙说，其差别竟然如此之大。我觉得只有一个道理可以解释：那就是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角度看问题。 几千年来，知识分子信奉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们推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规则，认为知识分子高人一等，他们从来都不屑与底层草民为伍。毛主席提出“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就是试图让那些自视清高、看不起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彻底改掉身上的臭毛病，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人。但是，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思想深处，对此一直是有抵触情绪的。当年迫于压力，表面上老老实实接受学习和改造，其内心却认为与泥腿子混在一起，是对他们的人格侮辱。时过境迁，当他们在改开年代扬眉吐气、重新成为“人上人”时，就要彻底对过去进行清算了。所以，他们怎么会放过曾经对他们进行“人格侮辱”的“五七干校”，怎么会放过曾经让他们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接受思想改造的发起人和提倡者呢？几十年来，他们在反毛污毛去毛化的道路上充当打手和先锋，这一点都不奇怪。他们喋喋不休地对文革、对前三十年大加挞伐，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都是阶级本性使然！ 把“五七干校”说成“牛棚”，说成“人间地狱”，这是一些知识分子在发泄和报复。当我们真正了解到他们所说的“牛棚”是什么样子时，一定会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和无聊。当年，毛主席的女儿李讷也进过“五七干校”，难道毛主席的女儿也是进“牛棚”、进“人间地狱”吗？把干部和知识分子学习劳动改造的农村称作“牛棚”和“人间地狱”，这本身就是对亿万农民的亵渎和侮辱！ 2017年9月27日初稿 2017年10月14日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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