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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13 07:30:26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古彭万俟轩 - 小 + 大
（48）乡村小学校 我记忆中，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这里除了非常小的自然村以外，绝大多数村庄都有学校。到七十年代初期，不仅大队办有“完小”，还有“戴帽中学”。公社一级还办有高中部和“联中”。大约在1975年前后，我们这里的农村教育便全部消灭了“盲点”：所有自然村都有了学校。当时农村有句口号就是指这个说的：“学前班不出队，一二年级不出村，初中不出大队，高中不出公社”。 所谓“学前班”，就是现在的幼儿园。上级要求每个生产队都要办，一个生产队至少要配备一名学前班老师。我大妹妹就是1976年高中毕业后当上学前班老师的。那时候的学前班，主要学唱歌、跳舞、做游戏，也学拼音字母和简单的汉字。1975年前后，高中、初中在农村已经普及，所以上级要求学前班老师必须是高中毕业生。公社还有一个组织机构，名称好像是中心幼儿园，负责对学前班老师进行培训。好多学前班的学生，到入学时，已完全具备一二年级的水平。其实，那时候的学前班，相当于后来的幼儿园性质。大人下地干活，把孩子朝学校一送，又省心又放心。当然，生产队是最赞成办学前班的，因为学前班解放了大批妇女劳力。队长并不关心学前班老师的能力大小，反正都是小孩，能哄好不哭就行了。 学生年龄小，安全最重要。碰上阴天下雨到外村上学不安全，也不方便。所以上级要求一二年级一律在本村上。“完小”指的是一到五年级。因为文革期间小学是五年制，没有六年级了。那时候大队不仅有完小，还有“戴帽中学”，两年制，上完初二就算初中毕业了。公社还办有高中部和“联中”。高中部一般设在公社驻地。有的地方距离公社驻地比较远，便几个村子联合起来办高中，所以称“联中”。我们公社当时24个大队，除高中部外，还办了四所“联中”。 我的读书生涯全在“文革”以前。尽管在校读书时间不长，但记忆却非常深刻。我对小时候读书的地方非常留恋，对教过我的为数不多的几位老师，始终充满着感恩之心。我离开学校以后，在生产队干了几年农活，从1969年底开始，作为统筹工到大队医务室工作，直到1978年才离开。由于医务室跟学校紧挨着，所以对学校情况也非常熟悉。 我的一年级到四年级，是在本村小学校上的。我们村的学校就在村子西边山坡上，因地势原因，分台上台下两部分。台子高约1米，台上是教学区，台下是操场，是学生上操、开会、上体育课、搞课外活动的地方。台上堂屋、东屋、西屋各三间，三间西屋分别是办公室、宿舍和厨房。堂屋、东屋是教室。台子下面的操场，平坦宽阔，足有三四亩地。东面、南面、西面都有围墙，学校大门面东，就在东屋南山头的位置。六十年代初期，因学生太少，一二年级合在一块在东屋里上课，三四年级则合在一起用堂屋。随着学生的不断增多，再加上混合教学也不正规。“四清”那年又在操场西面建了六间教室，四个年级的教学才彻底分开。 我的一二年级，就是在本村学校东屋里读的，上三年级时才搬到堂屋里。混合教学有利有弊，这边一年级上课，那边二年级做作业，相互影响是肯定的。但也有有利的一面，脑子聪明的学生可以提前学到不少东西。 听老年人说，我们村这所学校是日本鬼子进中国前建的，已有好几十年历史。当时我们大队共有五个自然村，十个生产队。三个大些的自然村都有学校，我们村的学校规模最大。“文革”前，我们村三个队和南面邻村一个队，一至四年级都到这里来读书。大队部所在的村庄共三个生产队，一二年级在本村上，三四年级也来我们这里。大约是1972年前后，大队重新选址，在大队部北边划出几十多亩地，盖了几十间房屋，开办了“完小”和“戴帽中学”。三年级以上的学生全部集中到那里去，只有一二年级和学前班还留在原来的老校舍里。 我上小学时，班级每学期都要评“三好学生”，被评上的学生是非常光荣的。拿着“三好学生”奖状回家，全家人都跟着高兴。“三好”指的是“思想好、学习好、劳动好”，而且一直把“思想”放在首位。那时候讲“品学兼优”，“品德”放在前面，“学习”放在第二位。现在不同了，虽然还提“三好”，其实已经走样，“思想”只是陪衬，主要以学习成绩为标准。劳动就更“虚”了，除了打扫一下卫生，哪还有什么“劳动课”？我们那时候，对“三好”的要求很严，都有具体的标准和要求，上“劳动课”也是名副其实的。 “思想好”包括尊敬教师和老人，团结同学，助人为乐，经常做好人好事，爱护班级荣誉，完成班级各项任务，服从命令听指挥等等。记得1964年开展“学雷锋”活动，学校把做好人好事作为“思想好”的主要标准。各个班级都把本生产队的五保户、困难户摸底排队，定期去他们家打扫卫生、收拾家务，帮助他们收割自留地的庄稼，大些的学生还帮助五保户挑水、劈柴、干家务活等。我们村一队有个小女孩，小时患麻痹症走路不便。学校两名高年级女生，每天都跑到她家，背着她来上学，放学时再背着她回家，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两个女孩考上五年级，去公社驻地去读书了，另外两个女孩再接替她们，直到患麻痹症的女孩三年级时突然病故为止。我们村坐落在山坡上，拉车上坡很吃力。那些年，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孩子们在上学、放学时，争抢着帮社员推车。社员们说，学校里教育出来的孩子就是好！关于“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一条，我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记得从三年级开始，学校经常组织学生排练节目，开展文艺活动。除了在学校演出外，还常常到生产队给社员演出。参加文艺活动当然是件很光荣的事，问题是每次分给我的角色都是反面人物，比如地主的狗腿子，潜伏的国民党特务等等。我自认为小时候五官长得还算端正，平时也没做过什么顽皮的事，说过什么顽皮的话，为什么总是把这种角色安在我头上呢？因为有“服从命令”这一条，尽管内心不乐意，却一直不敢拒绝和反对。直到今天，我都弄不清究竟是何原因。 关于“劳动好”的标准就更具体了。我上学的时候，每周至少有两节“劳动课”，相当于一下午时间。多数劳动课。由学校统一组织参加生产队劳动。主要是下地帮生产队捡麦穗、择花生、拾棉花、翻红芋秧，或者到打谷场剥玉米皮、搓玉米、剥花生米。上“劳动课”时，除组织学生去生产队参加劳动，有时还组织学生上山。山上有很多青草，这些青草晒干后，是生产队和公社良种站大牲畜过冬的上佳饲料。学生们唱着歌向山上出发，不到两节课时间就可以拔一捆青草背回来。青草晒干送到生产队，或送到公社良种站，都能换来一笔钱，成为班级的活动经费。记得有一次拔草，同学陈“杭州”违反纪律扔石头，把我的头打破了，害得他母亲给我们家送来一碗鸡蛋红糖茶。 除此之外，学校还定期开展清洁卫生，打扫教学区的院子和操场。我对这项活动记忆尤深。打扫操场时，为避免灰土浮起，首先要把操场地面用水泼湿。学校位于山坡，距离南大汪很远。要求学生端着洗脸盆去南大汪取水。因为路远，我们年龄又小，每次端水都要歇上好几歇，有时还弄得浑身是水。除了打扫操场，有时还到学校后院参加劳动，主要任务是清除杂草。这个后院指的是堂屋和西屋后面的空地，大约二亩多。靠墙跟前有五六棵杏树和桃树。夏秋季节，后院空地上种着辣椒、茄子、豆角、四角梅等蔬菜。墙头上爬满丝瓜、梅豆等藤蔓植物。牛腿南瓜吊在树上，冬瓜、葫芦也在宽大的叶丛间时隐时现。向日葵开着黄色的花朵，在窗外伸头探脑地摇晃。后院就好像一个五颜六色的大花园。 我记得，小学一年级就开设“劳动课”了，但作为一项主要课程，是“文革”以后才有的。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学校好几年了。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发出五•七指示，其中有一段是专门针对学校的学生说的。毛主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遵照“五•七指示”精神，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增设了“劳动课”、“军事课”。大约是1972年春天，我们大队的“戴帽中学”在老师带领下，初一、初二两个班的同学在操场南面划出一块地，准备试种棉花。为什么要种棉花呢？因为棉花属于经济作物，秋后收获可以换回一笔钱，为学校添置教学仪器和体育器材。 为了种好棉花，学校首先组织大家学习农业科技知识，还把植棉技术作为学习重点；二是请大队农技员和有经验的棉花专业队员现场指导。大家按照植棉要领，先准备了足够的肥料，又买了一些塑料布和塑料薄膜。然后挖出一个长10米、宽1.5米、深20厘米的长方形池子。肥料是用来打营养钵用的，打好的营养钵，都密密麻麻地摆放在在池子里。在每个营养钵的凹坑里，都放上一到两粒棉种，最后再用弓形竹片插在池子两侧，将塑料布撑起来。这种塑料棚子既能吸收光线，又能起到保温作用，有利棉种尽快生根发芽，直到苗肥苗壮后再移栽进大田里。按照要求，管理人员每天都要打开塑料布的一角，用喷壶朝营养钵上浇水。学生们既好奇又激动，每天都要跑到塑料棚子跟前，观察棉花幼苗的生长情况。幼苗长成后，开始移栽。这时气温还比较低，特别是晚上还很寒冷，移栽进大田的棉苗需要保温，塑料薄膜就是为了遮盖棉苗购买的。 在此之前，学生们按照要求，早已把一亩多大田平整好，先把土挖细弄平，做到上松下实，然后开出垄沟。播种前，还在地里施了底肥。为了减轻幼苗期病虫害的发生，在移栽的当天，还用喷雾器在肥料中喷洒了农药。棉花移栽那天，学生们都非常兴奋，请来的技术员先做示范，按照株距比例，用植钵器在垄上打出一个个圆筒样的坑，学生们按照他们的示范动作和要求，把营养钵放进圆坑里，上面再用塑料薄膜覆盖，整个工序就完成了。 大约几天后，棉苗就将塑料薄膜顶出一个洞，翠绿的幼苗伸着懒腰，倔强地伸出头来。学生们非常开心，瞪着大眼看着棉苗一天天长大。当棉苗长到20厘米高的时候，开始两面偎土，真正的棉垄才最后形成。 整个棉花生长和管理共分四个阶段：苗期管理；蕾期管理；棉铃期管理；吐絮期管理。按照技术员的示范，学生们都非常认真地投入到管理过程中。 苗期管理主要防治蚜虫和地老虎，所谓“地老虎”，我们这里也称地蚕，是一种常见的农作物害虫。其次是控制株高。为此，学生们分成好几个小组。各小组都利用课余时间，轮流到棉地里观察有无虫害，并定期用乐果按比例兑水对棉苗做防治性喷雾。再就是给棉苗“断尖”，把苗高控制在90厘米至100厘米之间。蕾期管理主要是保花蕾长势稳健。在这一阶段，学生们严格按照要求，除了继续防治病虫害外，管理工作还包括除草，去掉多余枝叶以及施肥灌水等。棉铃期管理主要是确保棉桃多、个体大。在这一阶段，施肥用的是尿素；治虫、灌水和整枝方面的工作也需要紧紧跟上。整枝的工作量比较大，枝干上的嫩芽都要抹去，多余的枝叶还要剪掉。吐絮期管理主要是促进棉桃早熟，防止早衰。在这一阶段，需要做根外追肥，注意保持棉地适当的水分。为了让棉地通风透光，让棉桃成熟吐絮，还要把主茎下部的老叶和空枝都剪掉。 由于棉花成熟时间是9月份，为确保棉花丰收，棉花管理小组的学生整个暑假都留在学校里，轮流管理，直到进入新的学年。那一年，学校的棉花获得大丰收，一亩地出售籽棉600多斤，这在当时已经属于非常高产了。 学校后来总结的棉花丰产经验一共有三条：一是大队技术员和棉花专业队员的现场示范指导；二是严格的规范管理；三是学校师生积极热情的全身心投入。 因为我们大队靠近山区，除了种棉花，学校还组织初中学生成立采石队。做法与植棉大同小异，也是请来两个老石匠作老师，现场示范指导。当时他们主要生产矿井巷道使用的料石，正方形，长宽30厘米，厚度15到20厘米。记得当时送到煤矿是三毛钱一块，学校采石队前后开采加工1000多块石料，除去运费，还收入200多元。 除了植棉和采石，学校还经常组织高年级学生，分头到生产队参加夏收和秋收。都说人多好干活，收麦子时，大家集中在一起，每人三耩（每耩三行，共九行），一拉溜排成队，嘻嘻哈哈的，一天能收割几十亩。当收当种的季节，他们给生产队帮了大忙。秋收时掰玉米、刨山芋，到处都能看到学生们的忙碌身影。记得1972年冬天，高年级学生还开到农田水利工地，挖的挖，抬得抬，先后干了好几个半天。 在没有开办“联中”之前，我们公社只有一个高中部，两个年级八个班。大队“戴帽中学”的学生毕业后，最多只有八到十分之一的学生可以到高中继续读书，其他的都要回生产队务农。真没想到学校的“劳动课”还真起作用。他们回队后，有的进了石工队，有的进了棉花专业队，由于在学校就学过干过，有一定的基础，所以很快就能适应，还干得不错。 说起过去的乡村小学，直到现在还令人怀念。可惜的是，乡村小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各自然村的学校也早已拆除，我们村的学校遗址荡然无存。大队部附近的完小、初中也停办了，校园改作他用。 学校合并是本世纪初的事，好几个行政村（相当于原来的大队）的学生集中到一起上课。高年级的学生问题不大，关键是低年级的学生和学前班（幼儿园）也合并了，我们大队好几个自然村的小学生和幼儿都要送到公社驻地去。大家出钱雇用一个小四轮拖拉机接送，后来上级说不安全，又改用面包车，一二十个孩子挤得满满的。由于孩子太小，被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家长每天都提心吊胆的。据说这样做是因为生源少，经济压力太大，不得已才采取学校合并的办法。 曾有报道说朝鲜的很多海岛上只有一两名小学生，为方便这些学生，国家就把学校办到海岛上去，派轮船、直升机送老师去海岛上课。老百姓不明白，咱们国家不是经常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吗？不是自称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吗？怎么还不如朝鲜这个“吃不上饭”的国家呢？ 还有学校的“劳动课”。我听说，现在虽然还有这门课，但早已变味了。现在搞的是“应试教育”，为提高升学率，学校和老师的所有心思都放在学生成绩上。上面的考核也主要看成绩，“思想好”、“劳动好”只是一个虚名。只要“学习好”，也就一好百好了！ 2017年10月5日初稿 2017年10月15日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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