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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0-14 00:34:29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古彭万俟轩 - 小 + 大
（49）胡兴乾上访 胡兴乾是我们公社梁庄村的社员。我认识他时，我们公社已经改镇，社员也成了村民。我与胡兴乾的结识，缘于他是我镇有名的“老上访”。那时候，我作为镇政府办公室主任，同时还负责信访接待，所以就跟他有了来往。接触后我才知道，胡兴乾上访还与文革结束后为四类分子“摘帽”、“平反”有关。他每次来到我的办公室，都会义愤填膺地大喊大叫：“反革命、四类分子如今都吃香的喝辣的，我为革命出生入死，却没人管我的事了！” 据胡兴乾自己介绍，他是1939年参加革命的，先后在部队当通信员、侦察员，与日本鬼子打仗出生入死多次负伤。1942年部队从皇藏峪东撤去洪泽湖根据地时，他向领导告假回家结婚。结婚的当天晚上，叛徒邓合忠带人来抓他，他翻墙头逃走了。邓合忠没抓到他，便抓走了他的哥哥，最后打得遍体鳞伤才放回来。他二次回到部队，一直干到淮海战役结束。1949年春天解放军渡江前夕，他因拉肚子严重脱水被领导批准回家养病，后来就再没跟部队联系上。胡兴乾本来并没有什么“野心”，没想到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胡兴乾虽然已经死心塌地当了农民，但时不时还想炫耀炫耀过去，说他当年参加革命打鬼子什么的。村干部不买账，就说：人家打鬼子都成了国家干部，有一份好工作，你怎么还是个种地农民呢？他觉得这个村干部看不起他，是故意奚落他，一来二去就和这个村干部“杠”上了。最后竟发展到跟所有村干部都产生了矛盾，而且越闹越僵，越闹越严重。大约在人民公社成立前后，村里准备伐树打农具，他故意给村干部添乱，写了许多标语贴在树上，并鼓动社员到大队部抗议，还和村干部打了起来。上级派人前来调查，他指责来人官官相护，又跟上边派来的人打成一团。最终司法机关出面，以破坏生产、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把他抓起来关了好几个月。 胡兴乾出来后，心里虽然不服气，却再也不敢明目张胆继续与村干部对着干了，前后老实了十几年。没想到文革结束后的“平反”“摘帽”，一下子又激起了他的满肚火。 1978年，正是我调到公社办公室工作的那一年。那时候，“拨乱反正”一词喊得越来越响，大家都有一种预感：可能政策要变了。果然没多长时间。上级就下发通知：给四类分子“摘帽”，为右派分子“平反”。刚开始，这项工作阻力很大。因为有很多贫下中农，特别是基层干部想不通。他们说，有些解放前土地并不多、又没有多少劣迹的地主、富农，给他们“摘帽”就“摘帽”吧，大家没什么意见。还有那些所谓的“右派”，有的是从城里下放（多数是回乡）的，还有学校的一些老师。社员们说，他们都是喝洋墨水的，除了平时说话有些酸了吧唧的“不中听”外，也没见他们做过啥坏事，“平反”就“平反”吧！社员反对最强烈的，是给反革命、坏分子“摘帽”，特别是那些有劣迹的地主、富农和已经定了性的反革命。 但上级的政策当时是“一刀切”，什么条件都不准讲。于是，所有的“四类分子”都摘了“帽子”，这就引起很大的反弹。我们村有两家四类分子，还是地主兼反革命。抗日战争时期，爷仨合伙把前来筹款的八路军地下交通员杀了。解放后搞“土改”和“三反五反”，因主谋解放前已经病故，便把两个“帮手”划成地主、反革命，没有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这次给他们两家“摘帽”，便引起被害者后人的不满。但是，这个被杀害的地下交通员没有什么直系亲属，只有几个远房侄子。大家仅仅是发泄一下不满，没有谁去真正较真。所以很快被人淡忘，渐渐也就没有人再提了。 在“摘帽”过程中，我们大队引起最强烈反应的是反革命分子杨玉新。我在《人民公社岁月》系列中曾提到过他。徐州解放前夕，他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留下，在徐州地区潜伏下来。解放初期逃到皖南安庆，后来竟入伍参加了抗美援朝，并因作战勇敢当上了连长。解放初期军官特别吃香，安庆黄梅剧团的一个女演员看上了他，他们结婚生子，很是幸福美满。但杨玉新是个聪明人，他深知自己身带命案，被暴露发现是早晚的事。特别是共产党的运动接连不断，风声只会越来越紧，长期隐瞒绝不是好办法。不如自动投案，还能落个宽大处理。于是主动到政府自首。由于认罪态度好，又有投案自首情节，所以只在监狱里蹲了几年便放了出来。出来后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改造，大家这才大吃一惊，原来杨玉新还是个国民党潜伏特务！ 这杨玉新能说会道，见过大场面，在城里还有很多熟人，能帮大队、生产队办很多事，所以大小队干部都很喜欢他。四清时，他在批斗会上讲他如何潜伏逃跑，如何参军结婚，如何投案自首，大家竖起耳朵生怕落下一个字，都觉得比看反特故事片还过瘾。杨玉新虽然是反革命分子，回家接受劳动改造，却并没因此受什么罪。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大队成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先进典型，村中主要道路都是四类分子负责打扫的，每天早晚各一次。因为大队干部都喜欢杨玉新，就让他当了保洁组长，不干活，只负责对其他四类分子监督和检查，俨然一个干部似的。他们一家在农村呆了十几年，好像并没有什么人歧视或为难他们。 1978年给四类分子“摘帽”，杨玉新一家不仅摘了“帽”，还落实了“政策”。如何“落实政策”呢？杨玉新原先是部队军官，现在要重新安排工作。他老婆是剧团演员，属于事业编制。虽然年龄大了不能唱戏，但可以安排到其他事业单位去。那时候，孩子户口是随母亲的。母亲进了城，五个孩子除老大老二超龄，其余三个全部转为城市户口，一家五口吃上了“皇粮”。杨玉新落实政策后，被安排在徐州市黄河市场，带着红袖章负责市场管理。他老婆安排什么工作我不太清楚，但几个孩子跟他们夫妻一起进城可是有目共睹的。 杨玉新的待遇让很多人不服气。特别是那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那时候，抗美援朝的复员退伍军人还没有生活补贴，我们大队有七八个抗美援朝老兵，全在生产队务农。他们一个个愤愤不平：“他娘的，这真是革命不如反革命了！” 由于这种情况各村都有，所以引起强烈地反应。胡兴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找到公社的。他愤愤不平地说，我拎着脑袋打鬼子，现在一个屌毛没有。他们打共产党，干反革命的事，现在竟转成“国家计划”，吃上了“皇粮”。早知道这样，我当年还不如当反革命打共产党呢！胡兴乾的意思很明确，他也应该“落实政策”。但是，负责“落实政策”的人说，你不是“四类分子”，不是“反革命”，怎么给你“落实”？ 现在看来，“一刀切”的政策确实有些太“过火”，让那些跟着共产党干的人感到“憋气”和不满。其实还有更加“憋气”的事呢。我们公社某大队有个台商，是淮海战役结束前随国民党撤退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军官，退役后到美国经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回乡探亲。公社党委把他当做宝贝蛋，无论他提什么条件和要求全都答应，并最大程度地给予满足。台商有个弟弟，还有三个侄子。他来大陆探亲时，地主成分的弟弟已经“摘帽”。台商向公社党委提出，要出钱给三个侄子建房。建房倒没什么，关键是地点的选择让人无法接受。这个台商点名要在村中间的戏台前建房，因为这地方就是当年他父亲借“歉年”（灾荒年头）之机，从其他几个农户手中巧取豪夺过来的。土改时，这一片土地分给了贫下中农。由于人口的增加，村庄向外扩张，这些土地逐渐变成了宅基地，盖起了民房。公社为表示诚意，吸引台商投资，竟让大队、生产队出面做工作，让已经建好房子并居住多年的社员拆迁，把这块地方让给台商。这个台商为什么非要在这个地方建房子呢？其实谁都看得明白，这是赤裸裸的阶级报复！被强行迁出的贫下中农一个个跺着脚说：“世道变了，国民党还乡团又打回来了！”类似情况还有很多，甚至出现个别“四类分子”搞报复，打骂曾经斗过他们家的贫下中农后代。我当时就在公社机关工作，曾亲眼看到一些贫下中农跑到公社办公室反映和哭诉。 胡兴乾为了个人的事，几乎每天都到县里、公社去找，但县里、公社的负责人都让他找烦了。只要看到他，就把门关上或干脆躲起来。时间一长，胡兴乾更加生气，大骂这些当官的吃人民的饭不给人民办事，还说共产党现在变了，变得跟国民党一样。事情越闹越僵，个别领导非常愤怒，甚至扬言说，胡兴乾的事，就是能办也不给他办！ 我是1988夏秋之际才知道胡兴乾上访这件事的。那一年，我从报社回到镇政府，负责办公室和信访。我过去从来没接触过信访，开始听了胡兴乾的详细叙述，从内心里为他打抱不平。我把他的情况向镇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汇报，没想到领导十分生气：你不要管他，他就是个无赖，胡搅蛮缠！我说，胡兴乾说他能找到当年的证人，如果真是这样，咱就要实事求是地给他个说法。这位领导没好气地说，你不怕麻烦，就去管吧！我知道有些领导被上访人找烦了，产生了逆反心理，多数采取不理睬的办法来对付。 我倒认为，如果胡兴乾说得是事实，不给他个说法实在不应该。我让胡兴乾开出一个名单，把能够证明他参加革命的所有证人都列出来。结果他列出了一个将近二十人的名单，其中有三门峡的，有杭州的，有武汉的，还有安徽宿县农村和徐州当地的。远地方的几个人我采取函件询问方式，近处的就亲自跑，直接找证人调查落实。此后将近两年，我为胡兴乾的事先后跑了几十次，效果都不理想。时间拖这么长，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我当时还负责着办公室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实在抽不出多余时间。第二个原因就是1989年我到北京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学习，所以胡兴乾的外调落实，直到1990年10月才告一段落。 当时外调有个规定，证明人首先要证明自己身份，然后才能给别人提供证明。自己的历史都无法证实，怎么能给别人作证呢？外地的四封信函，有三封很快就有了回音，但对方回信说不认识胡兴乾。还有一封没有回信，又发出一封还是没有回音，可能这人已经不在人世了。胡兴乾听说他提供的证人不认识他，气得跳起来大骂，说他们当官不认人了。我推测，可能是时间太久远，他们记不起来了。由于当时都是普通战士，接触不多，淡忘也是很正常的。胡兴乾提供的安徽宿县农村的四个证明人，我分三次前往落实，结果发现，有三个已经在多年前病故，还有一个是疯子，根本不能提供有效证据。在徐州市区，胡兴乾提供的四个证明人，有三个没找到，只找到徐州重型机械厂一个姓杨的。胡兴乾提供的信息是，他曾和这个姓杨的在一个连队。我带着介绍信来到徐州重型机械厂，首先从厂办查清了姓杨的身份。杨是1941年参加革命的，淮海战役结束后留在徐州。他说，他到部队时，确实见过胡兴乾，但1942年部队东撤以后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他的证明可以确认，胡兴乾确实参加过革命，而且至少在1941年之前。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跟胡兴乾说，现在只能证明你1941年之前参加革命，但无法证明你第二次回部队的情况，而第二次离开部队的原因又非常关键，如果不能确定或找不到证人，实在无法落实。你能不能再仔细想想，还有没有其他证明人，胡兴乾踌躇了老半天才说，还有一个人，但不知他愿不愿意给我做证明。我说是谁，他说是他的表哥蔡书仙。当年就是他表哥带着他参加革命的，一开始年纪小，跟表哥当通信员，后来干侦察员。但是，解放后他表哥当了大官，他曾去找过他，可是表哥对他很冷淡，他一生气，几十年都没再跟表哥联系。 他提到的这个蔡书仙我很熟悉。八十年代初期，我曾因编写地方史志多次去宿县走访座谈，与蔡书仙有过多次接触。抗日战争初期，蔡书仙是徐州以南最负盛名的抗日武装“亢营”六连连长。解放后曾当过安徽某军事学校的校长，相当于大校军衔。他自己解释说，是因为五七年说错了话，被贬为宿县地区民政局局长，如今已离休在家。为此，我于1990年10月底再次去宿县。因为熟悉，很顺利地就找到了他家。此时蔡书仙已经八十多岁，但声音洪亮，思维还非常清晰。知道我的来意后，他说，胡兴乾确实是他表弟，也确实是他带出去参加抗日的。胡兴乾1942年以前跟他当通信员，还干过侦察员。但部队东撤后，他请假回家结婚，后来就不知道下落了。听说他又参加了队伍，但不在一个部队，所以并不知道具体情况。蔡书仙还说：“胡兴乾五十年代跟村里干部闹得很僵，曾找我帮他出气，被我骂了一通，从此生气再不登门。我是党员，要对党对人民负责，有啥说啥，不能瞎说！”说完还在我的记录本上签下了他的名字，并按了手印、盖了私章。来前胡兴乾还提供了另一个叫房玉殿的证人。房玉殿抗战初期是“亢营”六连三排排长，解放后一直在宿县军分区工作，八十年代离休。因为蔡书仙是他的老首长，所以常来看望。那天他正好也在蔡书仙家，他的证言与蔡书仙几乎一致。他也在我的记录本上签了名，并按了手印。回来后，我把调查落实的情况转告胡兴乾，可以看出，他的表情很失望。 11月初，我随水利指挥部到国家“南水北调二期工程”徐洪河工地，直到春节前夕才回来。没想到，刚回办公室，胡兴乾就找来了。他拿着一张纸，上面有蔡书仙写的证明，证明他1939年8月参加革命，1948年4月因病批准回家。蔡书仙还写到，胡兴乾第二次回家这件事，他亲自打电话询问过一位老同事，最终得到确认。证明信后面还有蔡书仙的亲笔签字和印章。 因为前后两份证明不统一，再加上蔡书仙说的那位“老同事”并没有留下姓名、身份和地址，这些都需要求证才行。于是，我决定再去一次宿县。可是让我没有料到的是，蔡书仙老人已于一周前去世。房玉殿老人也在蔡书仙去世前一个月病故。所有线索都断了！ 回来后，我专程到县信访局汇报，又与信访局的负责同志一起去县民政局。我解释说，胡兴乾参加革命的时间现在可以确认，但离开部队的时间和原因目前尚不能确定。因为有两个问题没解决：一，证明信是胡兴乾本人出面找证人写来的，不符合规定；二，证明人已经病故，无法进一步核实，证明人所提供的新证人也无从查找。民政局一位领导答复说，最近上级对落实政策问题有新规定，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宜粗不宜细，宜快不宜慢，宜宽不宜严。现在有蔡书仙的证明，又有徐州重型机械厂的一份证明。按照“宜宽不宜严”的原则，能确定就赶快确定吧！我听了很高兴，马上赶回去整理材料，第二天就将材料递交了上去。大约两个月之后，胡兴乾的历史问题批复文件就发下来了，对参加革命的事实和时间都予以确认。文件中还对待遇报酬都做了详细说明，但具体数额我已记不清了。 大约是批复文件下发后不久的一天，胡兴乾跑到我家，送来两瓶酒和两包糕点。我知道后赶紧把这些东西拿回去还给了他，并说这是政府给你办的事，要感谢你就感谢政府，不要感谢我个人。他可能觉得过意不去，又拿着镐头、铁锨跑到我家来，在我的院子四周栽了二十多棵石榴树。 去年春节回家，有人告诉我胡兴乾还健在，已经九十多岁了。目前享受着离休干部待遇，每月都有钱。他还经常被请到学校去，给孩子们上革命传统教育课。 我并不想就此为自己表功，只是如实记录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直到今天我都不理解，当时对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都能“一刀切”落实政策、安排工作，为什么对自己的同志，对为革命曾经作出贡献的人，反而那么苛刻、那么冷酷无情呢？特别是那位领导说的话：“能办也不给他办！”多么令人寒心啊！ 2017年9月30日初稿 2017年10月15日定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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