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8-10-28 07:00:56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冲浪篇】-(63) 1968年5月27日 晴 星期一 贾梅娟是初三的同学,接触不多,但我觉得她似乎太天真过头了。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要吃亏上当的。于是我今天向她只出了这一点,希望她能多用用脑子,不要盲从。两年多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事实教训了我,有问题不能从表面,而要看实质,而实质往往不是一下子就全部暴露无疑的。除了分析表面现象之外,还需要一个等待的时间。就像运动中有时表面上看来只是几个学生在那里搞,实际上往往在学生背后有长胡子的。这个胡子是复杂的,有好,有坏。所以,过去自己只想反正自己没有丝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念头而放松了警惕,这是不对的。因为敌人会利用我们的幼稚无知达到他们丑恶的目的。之所以有时自己犯了错误,还不知道的原因也就在于此。还对她说,应当努力学习毛著,像两论等也可以看看,学学。 之后我骑车到居家桥去了一下。俞飞飞说到一些情况,我对她说了我的看法。她表示与她们谈一次交换一下意见。今后怎么办的问题,我们想不干不行。要动,我认为就目前的这些同学是动不起来的。我也谈到陈鸿飞、林忠发等情况。我今后也应注意,不要再到他们家去吃饭了。这也不是小事。革命的友谊建立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而不是酒肉朋友。 回到学校,陈金龙、丁福祥等告诉我,下午要揪高锡林(特务)、董昭仪(反动教师),还有三个,一个不点名。于是,我就叫贾梅娟去叫俞飞飞来校参加会议。 吃了饭后,我乘到长阳木行之时,到陈,林家叫他们来参加会议。会议在阅览室进行。将中美合作所战略情报员——特务高锡林揪了出来。他不仅是个狗特务,而且还是一个腐化堕落分子(人称衣冠禽兽)。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家庭出身虽然不是决定因素,但也是重要因素。一个人思想的阶级烙印不可能不与他长期生活的阶级地位有影响。十多年来的社会经历告诉我,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是个颠扑不破的真理,特别是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更尤其是在一系列铁的事实的面前,我觉得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是我终生永远不能有一刻忘记的时候。看问题,特别是看一个人,决不能忘记阶级分析的方法。 董昭仪是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反动家庭的娇小姐。其父据说在解放前汉奸商会会长的秘书,解放前夕逃往台湾,至文化大革命前还通信。其母是一个解放后还放高利贷者,她上学读书坐小轿车,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吸血鬼后代,当然不可避免地在她的灵魂深处深深地打上阶级烙印。联系到运动中盗窃绝密文件看等事,再联系到平时的一贯生活作风等等,怎么不能说是资产阶级反动家庭的孝子贤孙呢? 张照根出身是个中农,但在运动中他与董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同志们对他的怀疑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平时的表现来看,确实张照根太丧失警惕了。当然,根据他的出身及运动中我所了解的一些表现,我是采取一批二保的态度的。之所以对他这样除了自己思想上的阶级烙印所决定之外,还与李美常之流搞张照根有关。我想目前的情况发现又进一步了。过去,我对董昭仪虽然并没有什么关系,也不常与她接触(之文化大革命中)并且在今年三四月份与孙培宏等同学谈起她时,我也认为她出身。表现都有问题,如揪她我是不会有保的思想的。但是,我对她的警惕是不足的,也没有很好地将她与张照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自己明明知道董的出身,也看到其表现,最近以前在耳中刮到董家为狗父翻案的说法,但是我却不引以为戒,这确实是严重的右倾保守,右倾机会主义。 事实教育了我,我自以为看问题较为复杂,其实并不聪明,并且愚蠢得很。对于张照根的问题,至今起,应当保持警惕,不要因为对李美常的警惕而麻痹。这是片面的,也是幼稚的。今后,要吸取教训,不要大意,切忌主观臆断。 同样我也回顾了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所接触的一些同学来看,许多同学出身是不好的。以前我也有所警惕,但是有好长的时间内我却放松了警惕。具体表现在我到陈、林家去吃了好几次饭,经常到顾和平家去等等,这说明自己的阶级警惕性太差了。今后必须时刻注意这一点。当然,这样做,并不等于将陈鸿飞、林忠发、顾和平等同学看成像董昭仪一样的人物了。根据我在平时的一些接触中,觉得还不至于如此吧。但是提高阶级警惕是必要的。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和同志接近,交朋友,不是不可以,但要有阶级警惕性。不能采取麻痹大意的态度,当然也不是“草木皆兵”了。主要的要认真地(不是一朝一夕、一时一事所能作出判断)观察,分析其思想、表现,应当严格区分要革命的、背叛家庭的和甘愿作剥削阶级的陪葬品的或划不清界限等等方面的表现。决不能一概而论,都是好的或不好的,决不能忘记毛主席的教导。要正确地对待这类问题(这是分清敌我的问题,革命的首要问题),确实是个十分重要的,也是十分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难的,也是不难的。对于那些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同志来说,这是十分容易的。对于我们缺乏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法的青年,无产阶级立场不最坚定的人来说,确实是意见难事。我要下决心学会阶级分析法,首先要树立起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要努力在斗争实践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而我现在却并没有做到,因此对于目前的情况,头脑里的头绪很乱,思想激烈地翻腾,既回顾过去、分析以往,又要考虑现在。总之一句话,要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衡量事物。 在开完会后,在广播室里,大家谈起,我由于思想正在激烈地斗争,因此心不在焉。有同学提出我们这些人“散伙”即不要再在一起了。我心里左右为难。好的地方也有,可以省力一些;坏的地方也有,这样也许会更糟。总之,拿不定主意。 1968年5月28日——5月31日 星期二——五 可恶的老毛病又发足了。28日下午去看了一下。没有完全好。31日又去看了一下。共花去了七元钱左右。这次病发得比5月初更厉害。后一次医生说我贫血。身体太差了。 29日下午,林忠发、俞飞飞、顾和平包其昌、李蓉芳来我家看我。谈了关于董昭仪的问题。现在区里批准可以批斗,隔离审查。 30日下午,丁福祥、陈金龙、贾梅娟先来。我对他们说,我思想很乱,与张、董虽是有关,但更主要的是考虑到同学中,陈、林出身不好,李也不最好,顾出身更不好。没有谈下去,俞、顾、李、包他们也来了。于是就没有谈下去。后来讲了关于三夏劳动的问题。6月23日我校要下乡,据说到崇明。 1968年6月1日 晴 星期六 身体是虚弱了。头晕眼花,气喘也没有停。昨天医生说我略贫血,这是应当注意的,否则,可能病发得更厉害。 放学后,林忠发来告诉我,今天下午学校开了一个座谈会,他,包其昌、俞飞飞也去参加了。主要是预备下星期一召开批斗董昭仪会议。会议上向大家介绍了董昭仪的情况。 之后,我谈了最近我的想法。我对他说,我们平时革自己的命的想法不多,这是不对的。交一个朋友,可不简单,要了解一个人更不容易。我不希望自己经常接触的同学中将来在五湖四海内出问题成为专政对象,但这仅仅是主观想象,因而我们必须自觉地加强思想教育,斗私批修。我们还年青,今后的几十年将为国家为世界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不要被资产阶级俘虏。 我对林忠发谈到,我们经常接触的同学之间思想互相不最了解,也不见面。我想,为什么我们老是这么几个人在一起?为什么班级中其他出身好的同学不能团结在一起?为什么我们老是懒懒散散?这难道与自己思想上的阶级烙印没有关系么?我们有没有改造自己思想的觉悟?我还回忆了自己的经历,检查了自己的缺点与错误。例如,主观、片面、固执等等,这与自己的阶级烙印有关系的。 我们还谈到解散与否的问题。本星期没有学习。解散了,别人会误会,尤其是现在,另一方面在班级里更没有力量,同时也不能根本保证解决问题。 中午奚克成来过。他与陈金龙之间的问题没有解决,似乎更大了。问题的分歧和产生不仅与管理广播有关,而且与贾梅娟有关。当然他是不会那么明显地告诉我的,我是从他今天的谈话中看出来的,并且可能贾本人是不在意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年龄一天比一天地大起来。社会经验一天比一天多,思想也逐渐复杂起来。这里面就有两种前途。一个向无产阶级发展,一个向资产阶级发展。我们要保证自己向无产阶级发展,就必须与工农相结合,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和客观世界。由于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复杂,由于剥削阶级几千年来的统治,剥削阶级思想流毒甚广,一不自觉就会不知不觉地陷入资产阶级泥坑。在这个意义上,“灭资兴无”是不容易的,是要花力气的,而“兴资灭无”是不要花气力的,也就是说,学艰难学坏易呵! 我对林忠发说,俞飞飞同学是较好的。我并不完全了解她,但从三四年的共同工作与斗争中,据我了解的情况,她的思想觉悟较高,待人和气,工作积极肯干,我对她是尊敬的。回忆在过去团支部工作中,她看问题确实比较我起来要深刻。例如在65、66年间,我曾经一再提出发展蒋如华,她和沈月娥说蒋不可。在文化大革命间,果然蒋在大串连间出过事情(占他人之钱粮为己有)。本来我总认为蒋如华这个同学是较好的,虽然过去也了解到她有过类似手足不干净的事,但总认为那时人小不懂事可以原谅。自从那次事情以后,再联系到她平时的表现,我就不大愿意再接触她了。陈德祥是我初三时的同学,我想平时接触较多,我应当了解他了,因而我很信任他,但是现在他怎样了?!与张阿荣等人混在一起了。上述同学,俞飞飞在团支委会议上都提出过看法,但我当时还与她有争论呢。现在想想,还是她有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的表现是不错的。 我在三四年来所接触的同学中,俞飞飞是最多的一个了。平时她是团支书,是班级中的骨干,因此,经常在一起讨论工作,也谈思想。比起现时所接触的一些同学中来说,应当说要了解得多。并且,它的出身也是其中最好的。要了解一个人是不容易的,但是不能来一个“怀疑一切”,只要思想水平随着客观发展而发展罢了。最近的情况应当和俞飞飞交换一下意见,前几天已经谈过一次了。病愈后,对有些问题例如同学中的问题与她认真商讨一下,亦可谈谈思想。 1968年6月2日 晴 星期日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鲁迅两句有名的诗句。一个人活在世上,总有几十年(除夭折之外)。这几十年内,究竟为什么而忙碌呢?应当做到鲁迅的这两句话才有意义。否则什么整天价地吃什么好呀,穿什么料子呀,搞什么小家庭呀之类的,专门去追求这些,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呢?这是资产阶级所需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我早就想过了,什么好的,什么漂亮的,这些都不想追求,只要能够生活下去,只要维持一般的工农生活水平就很好了。为什么要去搞特殊话呢?老是追求这些,百分之百要变“修”的。警惕呵,生活上向高标准要求,就是政治上向低标准倒退的开始。我身体不好,这是客观事实。健康的身体是革命的物质本钱。十多年来的党的教育,毛泽东思想的教导,党和国家、父母的培养,我怎么能忘记呢?毛主席和党培养我,是希望我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即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父母的抚养,也是希望我成为一个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人。当然我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下面还有弟妹,父母希望我能帮助他们减轻负担。但是,这十多年来(即我记事以来),万恶的支气管炎发作,浪费了国家和人民的大量财富,大大加重了家里的负担。在这点上,即在国民经济和家庭经济方面都可以说,我是犯了罪。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兄弟姐妹,这一点我时时在想着,怎么会不记得呢?我怎么会不渴望自己的毛病早日治好呢?我怎么不渴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为世界革命和我国革命出力呢?我怎么能忘记毛主席的教导、党的培养和方面的养育之恩呢?正因为我觉得我必须尽力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事情,所以我从懂事以来,特别是初三以来,我除了例假期和生病不能到校之外,我将我整个心思都放在学习、工作等方面了。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更是如此。我老是想以此来作为我对党的哺育和父母的关心的回答。当前要毕业了,党和毛主席号召我们做到四个面向。家里希望我能留在上海,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全局地利益,阶级的利益为重,我必须坚决服从分配,到任何地方、任何工作岗位上去。这个决心我下定了,我不会变。我决不做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1968年6月3日 晴 星期一 外祖母经常说,我一天到晚钻在书中。其他人也这样说。这是事实。我喜欢看书、看报。从小学到初中,我看了许许多多的小说,都是囫囵吞枣,走马观花的,影响不大。从初三到现在,我也看了许多书籍,但是内容变了,其中小说也有,但大多数时间用在看政治书籍上,并且较以往的走马看花又有不同。毛主席的书正在和必须成为我今后读的主要内容。政治统帅一切。统帅的东西错了,一切都会跟着错了。在阶级社会中,决不能忘记政治,即忘记阶级与阶级的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不懂唯物和历史辩证法。 哥哥从部队回来以后,从我所看到的所有现象看来,正如父亲所说,他把政治忘记了。他不是钻在业务技术书中,就是钻在搞自己的小家庭里,我为他这样下去担心。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生产技术知识必须学会的。不学会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句空话。但是不能忘记政治是统帅,把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也放在一边了。 在人类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几乎要经历两性生活的一环,几乎每个人都会、也一定会结婚、生孩子和组成一个小家庭。这多年来的社会生活告诉我,这是一个规律,至少是一个普遍问题。恋爱、结婚这是一个正常现象,是完全可以的。哥哥和徐嘉玲谈恋爱,准备成亲,这是他们的事,我们家里的父母兄弟不要干涉他们。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问题上,哥哥和母亲发生了分歧,为此还争论了多次。分歧所在表面上我了解,哥哥不愿结婚后住在我们一起,母亲要他结婚在家中,但是实质我不了解。作为一个青年人的我来说,不要去管这类事为好。我向来就抱这种态度的。但不能不注意此事的发展。不干涉、不卷入此风波是对的,但应当关心一下此事。从中,也可学习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知识的。 1968年6月4日 晴 星期二 这次发病,今天基本上平息下来。今天上午听说要开批斗董昭仪大会。于是就去参加了。董昭仪是一个反动大汉奸、商会私人秘书的女儿,她父亲逃到台湾,在文化大革命前还书信往来。每年他们还要写贺信。其父还经常寄钱来。她为其父翻案,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孝子贤孙。过去不了解,只知其生活作风不最好。看来张照根也不了解。如了解的话,他如此与她接近,这个问题就大了。会后与王保宏讲了我的看法。他说还有重大嫌疑没有核实。 我校66届、67届要到奉贤星火农场劳动。时间决定在10日。我坚决准备参加这次劳动。身体不好是实,但也应为革命出力。这是学生生活中的最后一次集体劳动了。我想,自己这一次发病高潮过去了,估计以后就会好一时期。去参加一次集体劳动,对人的教育和锻炼很大。我下去,一则参加适当的农业劳动。二则到农村中经历经历。后者是主要的。 1968年6月5日 晴 星期五 今天上午与母亲谈了我的看法,对劳动与哥哥问题。我要去参加劳动。母亲当时没有表示反对。我以为同意了,很高兴。 今天,李美常讲了劳动问题,明天准备。 长期来,身患支气管哮喘,给国家与家里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我要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为世界革命和我国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万恶的病魔犹如泰山压顶,使我动弹不得。我生这病,自己也知道这一生内是难好的。我不愿做寄生虫,剥削别人的劳动果实。我应自力更生。现在即将毕业,我应试着锻炼。但是家里总是以有病阻止。我不是不知有病,也不是发病好过,不发病有意搞出病来。我的意思是在有病的局限条件下,如何为人民出力。有多少力出多少力。如果对人民无益,相反要损害人民的利益,那么这种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晚上与父母谈了很久,父母不同意而且还算了经济账,以经济压人。想到平时,是自己连累了全家,全家老少经济上损害很大。既然如此,我连学习自力更生的条件和能力都无,活在世上有什么用呢?我不愿意再如此活下去了。 我越想越苦恼,父亲说,你去好了。去就去,于是我就走了。我想没有意义的活着,不如死了。死了倒可以省国家家里一笔钱,不要再害他们了。 跑到半路,想到身边还有同志们交的团费,我想应当托妹妹去交给俞飞飞不能丢失。于是回来,再想走,被他们拦住了。 1968年6月6日 晴 星期四 身体不好,就要寄生?!祸国害家,我不愿意!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不愿意苟且偷生,无意义地活着。这块废料,还是死了倒或许有些用场,可作肥料。 心里无比地痛苦,闷头睡了半天。眼看就要毕业了,自己的身体如此差,怎么为革命出力呢?毕业后去做什么呢?考虑了半天,心想以死来对待疾病,这不是革命者的态度,我应当尽自己的力量参加革命工作。 下乡劳动是锻炼的好机会,不让我去,我怎么不难过?管它让不让我去,我管我作准备。下午整整半天洗了蚊帐、被头、衣服等,准备下乡劳动。 1968年6月7日 晴 星期五 劳动缴费等工作今天进行。张洪生父亲病重住院。我想我先下去也行,于是准备九号走。 上午,与俞飞飞谈了我的思想情况:(一)关于学校里、班级里情况,对同学的看法。(二)家里的事,主要是哥哥问题。近来的思想相当复杂,负担很重。需要同志帮助。对于我想的这些问题和谁讲呢?我想来想去还是跟俞飞飞谈谈吧。她是团支书,为人正直,正派,许多方面比我强。于是就告诉她,与她讲讲吧。 我想与顾讲讲,请她谈对自己家庭看法的,尊求俞飞飞的意见,她认为谈不出什么。 关于哥哥的问题,她的意见直接与哥哥谈。我想不知哥哥在想什么,怎么讲呢? 时云勇的来信还是给顾、李、包等看了。我想下午叫顾和平来校一次,她回答不来。她们对我将她们闹意见之事讲给时听不高兴。晚上,将给我的下乡粮款一点,少了五元,心里很急。 这次下乡我是去定了。家里不给钱,也要想法去的。 1968年6月8日 晴 星期六 上午到校去了一次。原来五元钱是李美常没有交。 下午我到三宝娘娘家去了一次,想看看祖母,告诉她,我要下乡了。 “独多我一个人”。这句话主要是指外祖母。她的话中经常流露此情绪。老实说,家里父母、兄弟妹妹都待我不错,有什么不好呢?我没有理由怨他们。父母不让我下乡劳动出自关心我身体,我能理解。我恨的是“只怪自己生这种病”。 我对祖母讲(对母亲也讲过),再过几个月分配了,我到外地去。 回来后,补了一顶帐子。 1968年6月9日 阴 星期日 上午打好行李,准备出发。父母、哥哥拦住不让走,我到校去找革委会。母亲说,问题弄弄清楚走。没办法,只得坐下。 时间不早,俞飞飞从校来。林忠发正好捉一只猫来。于是我将钱粮油等交给俞飞飞。后来金龙来对我说,俞飞飞、林忠发和孙培宏、包其昌、李蓉芳五人一起去了。俞、林没有准备好,今天下去后,明天跟卡车上来。 下午,我到林忠发家对林母讲了一下,说林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来。市轮渡(其昌栈)不摆渡,于是从民生路过渡,顺便到余俊矞家看看。她家经济历来困难,不知她下乡去否。 生活困难对一个人来说,有很大影响,但它阻挡不了革命者去进行革命。我对余说,你应当多关心外面的事(即文化大革命),不要老是钻在家里。 这次她的妹妹也要下乡劳动,她家一时钱抽不出,下乡有困难。我就说,那么你实在没办法,就不要去了,让你妹妹去吧。 1968年6月10日 阴 星期一 心里异常气恼,睡了整整一天。林忠发、奚克成来看我。我也懒得说话,心里难过。 1968年6月11日——6月16日 星期二——星期日 11日又去医院看了一下,花了4.30元钱。 12日病情又有好转。晚上父亲同我又去医院打了一针可的松,花了两元三角钱。 闷闷不乐的心情怎么会不发病呢?老实说叫我下去倒不一定会花如此多的钱呵!家里不让我下去的心情我理解,但他们却不了解我的心情。 13日,父亲出差到贵州都匀去。今天下午乘船到重庆,打重庆那儿走,因火车不通。 这几天来,天天睡觉,什么事也不做。头脑里胀胀的,就是闷睡。身体不好,以前不大放在心上,现在心里却想着此事难受呵。马上就要毕业分配了,这样的老爷身体干什么好呢?思想再进步,本领再大,没有革命的物质条件——一个健康的身体条件,同样是对革命事业的一种损失呵。当然政治是统帅,“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毫无自私自利之精神,就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自己知道。这支气管炎的毛病是难以根治的。问题在于自己如何正确对待它。光是闷闷不乐有什么用?一死这个消极态度来对待它,只能说明自己向疾病投降,说明自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6月5日晚上的错误念头,只能说明自己的人生观成问题,不是无产阶级的哪有无产阶级战士向疾病低头的道理? 每当碰到这类考验自己的时刻,自己总是暴露出弱点来,这证明自己头脑里的无产阶级思想太少了,离做一个无产阶级接班人的要求太远了。必须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努力用毛泽东思想逐步战胜头脑中的形形式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今天(16日),经过这些天来的思想斗争,是思想上有点开朗了,想得开了,于是就一天没有睡。将回给时云勇的信寄了出去。 不能下乡劳动固然是坏事,但坏事在一定条件下可变成好事。不下乡在家,还有两个星期时间,应当好好利用起来。一则保养身体,二则更可以多学习一些政治,特别是毛泽东思想。三夏劳动结束之后,估计马上要投入毕业分配工作中去的。不管怎么样,反正那时许多工作要做的。这一段时间就应当利用来作一些准备工作嘛。 1968年6月17日 晴 星期一 健康的身体是革命的物质本钱。马列主义者历来是尊重客观的。自己身体差,有毛病,不能自不量力,硬要去做自己身体条件搭不够的事情。但是也不能以身体不好为借口而不去做自己身体条件够得上或革命事业需要自己尽力(甚至牺牲)去做好的事情。总之,对待健康与革命工作之间发生的矛盾,必须正确处理,不能以错误的态度来对待。 最近来,社会上出现一股“练身体”的风气,这是很好的。每天清晨或傍晚,东一群青少年,西一堆小伙子,在那里举重、压腿等等。这对增强革命的物质本钱有很大好处。我身体差,对此类运动不宜参加,但我可以搞一些适合自己身体条件的锻炼活动,例如每天做广播操、打太极拳等。 1968年6月18日 晴 星期二 世界革命形势大好。欧美帝国主义的老巢内起火了:美国黑人空前规模的抗暴斗争,法国八百万工人的大罢工等等,标志着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很长了。帝国主义的走狗现代修正主义者的日子也不好过,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也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亚非拉地区的革命人民武装斗争如火如荼。印尼、马来西亚等地的武装斗争迅速发展。……。形势一片大好。 帝修反狗急跳墙。最近,美帝与苏修炮制的、全世界只有四十多个国家批准的所谓“防止核扩散”条约的产生,这就是苏美狼狈为奸搞反革命勾结以威吓革命人民的见证。 革命青年必须“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们应当时时关心世界革命的形势,关心国家大事。古人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待世界革命就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要为世界革命人民的忧虑而忧虑,为世界革命人民的快乐而高兴。天天读报,关心时局和全国的大事情,这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去年十月起,在我再三要求下,家里订了一份《解放日报》这对我了解国内外革命形势带来了方便。下月起,因家里经济关系,不准备订报了。这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不方便。但是,有什么关系呢。世界大事和国家大事不能不关心。不过又要每天多走一点路去邮局门口或东昌电影院哪儿去看报了。 1968年6月19日 晴 星期三 听说,昨天晚上,我校66届高三毕业生白春韶被批准第一批到江西农场参加革命。今天报上也报导了本市有九个上山下乡勘察小分队昨日出发的消息。 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革命青年的光荣任务。知识青年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火热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去。这样,才能学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成长为无产阶级接班人。对于我来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大有益处的,我必须将自己置身于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去,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去当一辈子农民,这是革命的需要,是毛主席的号召。虽然自己身体条件差,但我也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 1968年6月20日 晴 星期四 两点一线(家里——学校里。学校里——家里。)十多年来,就是这么生活的。而学校的教育制度又被封、资、修所控制,长期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劳动,接受的多是资产阶级教育,因而变得十分缺乏三大革命的实际经验。特别是自己由于身体条件局限,使自己接触的范围、内容更窄,就养成了知识分子的弱点:思想往往是空虚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 在这两年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更加暴露了自己身上的缺点:主观主义、片面性等等。回顾以往,无论在运动前还是在运动中,自己干了许多愚蠢的事情。当时干这些事情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是十分聪明、十分革命的呢。过去,我总以为自己是较善于思考、善于用脑筋的,因而总是认为自己总是正确的。其实,自己是最不会分析,最缺乏实际经验的。事实上我对于世界上事物的了解太少了。“学到老,学不了”,这确实是真理。 正因为自己患有知识分子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毛病,而这个毛病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所以,在毕业分配后自己更应当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拜工农为师。当前,虽然66届还没有分配毕,但我应当确立起革命的态度,在毕业分配上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四个面向。 天气开始热了,夏令季节到了。自己的身体虚弱得很(学校里下乡劳动的师生还没有上来,人很少),应当好好地休养。 今天下午,我在其昌栈街上碰到张阿荣、王丗立两人背着被头铺盖回来了。他们对我说,被赶回来了。我也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他们俩被赶回来了呢,还是全校或全班呢?为什么被赶回来呢?有人对我说,是我班被赶回来了,我不清楚。 1968年6月21日 晴 星期五 父亲的来信受到了。他还没有到贵州都匀,到了武汉,等到重庆去的船票。武汉还有武斗现象发生。 矛盾无处不在。哥哥回来以后(现在华光啤酒厂当电工),总是与家里母亲闹矛盾。今天为商量如何搞房间问题,母亲与哥哥有争吵起来。母亲和哥哥今天争吵主要是因哥哥问阿宝娘娘与母亲什么关系?母亲听了就生气了,说什么“好教头”啦等等。 对于这类矛盾与问题,我从来就主张采取不参与、不干涉的态度的。当然这不是积极的。但我现在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来解决此问题。 现在我认为,家里的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我们父母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没有什么根本利害冲突。因此,之需要用民主的、讨论的方法去解决。 对于哥哥,我是有一点意见的,这就是回来以后对政治关心少了。他与徐嘉玲的问题上,我有一个想法(也许是不正确的),哥哥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太轻率了一点吧。虽然他们相识日子不短,但他们实际接触的时间不是最多的。哥哥真正了解她么?当然这个问题用不着我操心。但根据我了解的有些情况来看,我对徐嘉玲有一点意见的。记得又一次为哥哥与其它女同学通信问题,好像徐为此与哥哥争吵过,又有一次她还向哥哥要回给哥哥的日记本等。为此,我还在写信时骂过呢。徐好像气量太小了。 对于母亲,我也有点意见。这就是她旧思想、旧风俗较重。在哥哥结婚问题上不应当如此。总之,对于目前的问题,我仍采取不参与的方针。我不想多讲什么,因为对解决问题好处不大。 1968年6月22日 晴 星期六 好多日子没有到学校里去了。主要原因有二:一,身体不最好,虽然不喘,但头昏耳鸣,浑身无力,顿咳等;二,学校里也人很少,没有大事情,因此去看了一下就回来了。 毛主席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客观条件虽然是很好的,但有的青年思想不一定会是无产阶级的。有的青年他身受党和国家的关怀和培养,真是无微不至的,但他对当对人民并不感恩。相反他的思想倒是有些反动。例如他说:“我看穿了。有些人在运动前对老师怎么好怎么好,在斗老师时手指头触到他鼻头上。”言下之意,人是没有感情和情义的。这是一种早已被驳斥了的“超阶级”论,是十分反动的。还说:“我别的不想什么,只要吃饱肚皮。”(按:这是什么阶级的人生观呢?真正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人生观。)“现在青年出去做工作,赚的工资只能养活自己,连老婆也养不起,只好两个人合讨一个老婆。”(按:好个今不如昔!十足的右派言论。)什么“红卫兵我是不参加的”等等,他真是把党和人民对他家的关心忘得一干二净。这种人老实说我是看不习惯。难道你忘了是党如此无微不至地关怀你家?你们生活困难,国家没有补助你们么?在旧社会,你们将怎么样?真是黑心黑肚肠呵!忘恩负义。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我决计不会和他交朋友的。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我了解到他对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满,或者反对,我就坚决于他决裂,并且对他的这种思想行为作不懈的斗争。因为,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全国人民就要遭殃,我江荣清当然也不例外。 1968年6月23日 阴 星期日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毛主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革命烈士夏明翰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门合同志“生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死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献身。”这样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我必须向这些革命英雄学习,树立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生死观即人生观。应当做到:病弱不要紧,只要赤心真。生死为革命,誓作革命人! 勤俭和节约是革命得的传家宝。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革命事业。勤俭节约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之一,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原则之一。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勤俭节约的革命传统。哥哥参军多年,他把部队里的作风带回来了。他回来后,各方面都很注意节约,这是我应当学习的。他今天自己在学着缝衣裤,这样可以节省一些做费,这是对的。他说:“欠债不结婚。”我十分支持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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