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帜网讲座11】—《大众哲学》的现实启示微信讲座（二）

“笑里藏刀”这句古话，很值得我们吟味
——《大众哲学》的现实启示微信讲座（三）
 

艾思奇主编的《大众哲学》第二十一章，是讲“形式与内容”的问题。这一章里，艾思奇指出：恶人在表面上常常也有笑脸，侵略者也常常会戴着亲善的假面具。结果就看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根本性质常常和它的表面现象不同。简单一点说，就是本质和现象的不同。本质上虽然是一个恶人，但表面上我们只看见他的笑脸，于是就常常受骗。所以，单单从现象上看事物，是很危险的。
1939年12月，毛主席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大会上发表讲话，题为《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在这篇讲话中，毛主席指出：“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但是，谁是我们的朋友呢？一类所谓朋友，他们自称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中间有些人也不假思索地称他们做朋友。但是这种朋友，只能属于唐朝的李林甫一类。李林甫是唐朝的宰相，是一个有名的被称为‘口蜜腹剑’的人。现在这些所谓朋友，正是‘口蜜腹剑’的朋友。这些人是谁呢？就是那些口称同情中国的帝国主义者。另一类朋友则不然，他们是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的，他们是把我们当做弟兄看待的。这些人是谁呢？就是苏联的人民，就是斯大林。”
不光帝国主义有时候戴着“亲善”的假面具，修正主义分子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在工人运动中散布改良主义、工联主义、修正主义等反动思想。在国际共运的历史上，第一波修正主义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欧、北欧工人运动，其主要代表就是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以及“一战”前夕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1899年，伯恩施坦发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他鉴于资本主义的长期和平发展，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不会到来，只能采取改良的方法使资本主义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一战”爆发前夕，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又纷纷拥护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但是，这些社会民主党仍然打着“社会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号，有些甚至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1970年，毛主席会见美国朋友斯诺时就说过：“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有它欺骗的一面，西德现在的政府也有它的欺骗性。”当时的西德，就是社会民主党执政。
国际共运中第二波修正主义大泛滥，主要代表就是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苏联赫鲁晓夫集团为核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之流虽然大肆诋毁斯大林，虽然鼓吹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虽然鼓吹“议会道路”，但是他们却始终标榜自己坚持的是列宁主义路线。在当时，苏共中央全会每一次的决议上，都写着“坚持列宁主义路线”；苏共召开的大型集会，都把列宁的巨幅画像高悬厅堂。再加上，苏联当时只是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大搞历史虚无主义、丑化革命历史、丑化斯大林，还没有在经济领域里大搞私有化，表面上还是国营企业和集体农庄为主。这就给人一个假象，既然苏联的经济基础还是延续斯大林时期的两种公有制形式，怎么能说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呢？在当时，很多人，特别是国际上一些共产党人和国际友人，都不肯承认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
国际共运史上第三波修正主义大泛滥，在苏联以戈尔巴乔夫的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代表，在中国则以邓小平的“特色理论”为代表。
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不仅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而且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上台伊始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还大言不惭地声称：“向列宁求教是改革的思想源泉”、“改革要以完全恢复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为前提”。邓氏的“特色理论”更是虚伪，他虽然“彻底否定”了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却打着继承毛主席“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幌子。在邓氏“猫论”的指引下，“特色中国”不仅否定了毛主席文革时期的实践，而且把文革之前的国营经济也摧毁殆尽，当今的私营经济比例甚至远远超过解放初期，而且党民关系、劳资关系比解放初期的“公私合营”时期要恶化多少倍。另外，新中国建立以来党的优良传统、良好的社会风气，也早已荡然无存。正如人民群众尖锐指出的那样，现在已经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可是，邓氏却厚着脸皮声称他们的“改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一脉相承”。
以上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历史。这些历史情况，验证了艾思奇向我们阐明的道理：“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根本性质常常和它的表面现象不同。简单一点说，就是本质和现象的不同”。毛主席生前非常重视《西游记》里“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一段，并写下了《七律·和郭沫若》这首诗。诗中写道：“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意思就是说，自从历史发展的一开始，就有假装成美女的白骨精出来骗人，就有“事物的根本性质常常和它的表面现象不同”这个道理存在。因此，“本质与表象不同”是历来的、是正常的，我们必须学会“去伪存真”，识别假、丑、恶。
郭沫若在他自己的诗里，特别谴责了唐僧这种人。唐僧眼光不够锐利，识不破白骨精，反而认为孙悟空的看法不对，甚至为了保护伪装成为美女的白骨精，不惜念紧箍咒来惩罚孙悟空。郭沫若愤怒地指斥唐僧是“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毛主席则指出“僧是愚氓犹可训”，认为唐僧是“中间派”，可以经过教育逐渐觉悟起来，必须对中间派进行教育、争取。正如艾思奇所说的那样，“笑里藏刀”的恶人，“假面具对于他有很大的帮助，他可以用这假面具去骗得许多人来帮他”。诚哉斯言，在实际斗争中，暂时被欺骗的人们，往往为数不少。因此，对中间派开展耐心细致的工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我们用大家熟知的历史情况，阐明了“事物的根本性质常常和它的表面现象不同”这一道理。大家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对修正主义的本质，均已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但是，正如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提示我们的：单单知道一件事物的本质，而不注意它的现象的变化，那也不对。因为我们对付一件事情，必须要斟酌各种实际情形，用适当的方法去处理，才不至于失败。而这实际情形，就是指那各种的现象而言的。例如，当我们的敌人露骨地来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对付方法自然也是毫不客气的抵抗。然而，当他要利用亲善的假面具来骗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仅只要用抵抗来对付他。抵抗是不能放松的，但同时也要努力设法来揭破他的假面具。因为，在这时，假面具对于他有很大的帮助，他可以用这假面具去骗得许多人来帮他，我们不注意这一点，那就等于让他多有了一种武器，无形中就要吃很大的亏。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认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本质，而且要研究它们的花招、研究它们善于借用哪些外衣，从中找到规律，然后利用它们的花招和外衣，“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反过来揭穿它们。例如，修正主义往往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就要学会鉴别，什么是真正把马列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而发展了的马列主义，什么是打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而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往往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决批判修正主义的同志污蔑为“教条主义分子”，那么，我们就应当学会鉴别，什么是真正的教条主义者，什么是坚持原则的马列主义者。再例如，修正主义者或者资产阶级政客，他们用来笼络人心的伎俩，往往是鼓吹要发展经济、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目的，他们还肆意诋毁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勤俭建国的时代是“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人民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等等。邓小平1992年在深圳发表所谓“南方谈话”、鼓吹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也不忘带上所谓“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那么，我们就要分析，毛泽东时代从无到有地建设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还发展了“两弹一星”等尖端技术，难道这不是综合国力的提高？而“改开”之后片面发展外向型经济，而且是服装、日用品等轻工产品的加工业，难道这就是综合国力的提高？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断言新生的人民政权将无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毛泽东时代不但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而且我国人民在医疗、受教育等方面的待遇，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而“改开”之后，两极分化严重，医疗、子女教育、买房难，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这难道不是事实？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时，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时代，国民党尽管对国内人民处处实行法西斯统治，但是为了笼络人心，却自我标榜为“民主建国”。当时，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就接住国民党抛出的这张“民主牌”，揭露蒋介石反动集团干涉人民出版、结社自由，迫害进步人士等各种罪行，并打出“要民主”的口号，使国民党当局陷入了极端的尴尬和被动。这一斗争策略，就是从“民主”这个突破口，努力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假面具。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人民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如果不用这样的斗争策略，靠单纯的说教，人民群众是不会很快认清其反动本质的。当然，现在有人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向国民党要民主，共产党掌权之后就不讲民主了”，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土地改革，让耕者有其田；又开展“公私合营”、实行“劳资两利”，让工人阶级挺直了腰杆。这些，都是最根本的民主。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毛主席又提出“百花齐放”，让共产党开门整风；文革时期又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支持革命造反派，这些不都是人民群众享有的政治民主吗？
 
我们必须牢记，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总要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而且是反复的过程，不可能“一眼洞穿”。正如毛主席所说：“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尽管我们说，经过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人民一定会认清修正主义这一挂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招牌的货色，但是我们从历史过程中也深深认识到，要认清伪装的货色，必然要经历巨大的艰难和曲折。
公开的“反毛”小丑，其实并不可怕。打着毛主席旗号的邪说谬论，则需要及时揭批。在当今中国的左派队伍里，有一种人，打着“毛派”旗号，口头上拥护毛主席、甚至拥护文化大革命，却要“保”、要“救”、要“挺”所谓“党内健康力量”，幻想不经过革命人民和共产党人的斗争，实现所谓“高层左转”。这里所谓的“健康力量”和“左转”都是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主观臆造，是同毛主席倡导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思想方法相悖的，也是同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相悖的。最近几年来，公开的“保”、“救”、“挺”观点已经被各地左派同志批倒，而隐蔽的“保”、“救”观点却在“悄悄地进村”，他们又幻想“高层健康力量”给人民以文革式的“大民主”，鼓吹所谓“二次文革”。对于左派队伍中的这些主观、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我们即使不用“口蜜腹剑”、“笑里藏刀”这样严重的词语来形容它，至少需要做出必要的澄清和批判吧！
其实，《大众哲学》中只是借用“笑里藏刀”这一成语，意在生动、形象地阐明，事物的内容与形式、本质和表象是经常分离的，在直观上往往是看似矛盾的。艾思奇指出：“笑里藏刀”这句古话，很值得我们吟味。恶人的表面的笑，和内面的刀也完全分不开。我们不能单单懂得他的笑就算完事，也要注意里面的刀，我们不单单注意他的刀就完事，更要注意他的刀是藏在笑里面。能够把“笑”和“刀”都同时看得透，那就算是把现象和本质统一地认识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