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运动为什么会“失败”？

时间：2019-04-07 16:19:01 点击：次来源：旗帜中流作者：金家柱 - 小 + 大

文化大革命运动为什么会“失败”？

【作者按】看了《旗帜文萃》2018年第9期王文广老师写的文章《浅析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根本性原因》以后，感到很受启发。他谈到的“力量悬殊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和“建国以后建立的‘打天下坐天下体制’、‘三制’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失败的根本性制度原因”等等，都是很有见地的论述。他谈到的毛主席对邓小平的严重错误“一再留情”，也是文革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也是同意的。看到他的文章以后，我有一个冲动，就是也想对文革失败，表明一些自己的观点。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毛主席毕生所办的第二件大事，这场运动的成败，对于世界共产主义事业关系极大。认真总结和思考这一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每一个革命者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曾经亲历过这场运动的人来说，更是责无旁贷。
几个月前，王文广老师生病了，我和几位同志去医院看他，见到他拖着病体，在医院病房里坚持写作，我们几个人都深受感动。我们互相说，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真正的革命者。那些大批的如同塌方一样倒下的所谓共产党员的官员们，在他的面前，简直是一堆粪土。祝愿他能够身体健康起来，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
我在文章中的一些看法和观点，也可能不成熟、不正确，希望能听到大家的批评和意见。

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否失败，有多种看法，主要有：
1．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失败了，而且失败得很惨；
2．文化大革命运动并没有失败，只是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3．文化大革命运动小败大胜利，只是政治上失败了，在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本人同意这种观点。
不管怎样，我用带上引号的“失败”来讨论这一个问题。

一、官僚特权阶层的力量太强大，他们的反对和对造反派的镇压，是造成文革“失败”的重要原因。
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是毛主席率领着千千万万无权无势的下层人民群众对抗党内各级走资派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场斗争，力量对比悬殊太大了。这一点，毛主席在发动文革之初，就已经预感到他没有胜算的把握。1966年7月8日在他给江青的信中，就曾说过自己可能被“打得粉碎”，以后也说过类似的话。
其实，按照他的本意，并不是要打倒所有的干部。他多次说过，大部分干部都是好的，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中也是这样说的。他只是对于少数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特权思想以及脱离群众的工作方法不满意，他只是希望用这样一种大风大浪式的群众运动来为这些干部洗礼，要求他们不要忘记共产党的基本宗旨，要求他们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走社会主义道路。
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不少的革命干部坚持革命的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赢得了人民的尊重。在文革中，他们虚心地接受人民群众的批判和斗争，认真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他们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继续前进，他们是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可宝贵的财富。但是也有相当数量的干部，他们不能理解毛主席的良苦用心，受到群众的冲击，认为自己是丢了面子、失去了尊严、丢掉了特权，因而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和造反派群众怀恨在心，利用他们掌握的政治资源和组织资源，采用一切手段对起来造反的群众实行残酷的打击和镇压，这是造成文革政治上失败的重要原因。
他们主要采取以下手段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
（一）组织和操纵保守派组织打击和镇压造反派，这样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可以削弱和消灭造反派组织；如果消灭不了，就利用保守派和造反派长期对峙，破坏工农业生产，造成工厂停工、运输瘫痪，向当时的党中央施加压力。
我们可以举一些具体的例子。在武汉，当权派操纵人武部组织了保守派组织“百万雄师”。这个组织成立后从来不搞大批判，只是采用暴力对造反派群众实行打击。他们提出的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这里的“牛鬼蛇神”，指的就是起来造反的群众，最后导致“7-20事件”爆发。
再比如，在广西，当权者指挥军队配合保守派武装进攻造反派，屠杀革命群众10多万人，彻底消灭了造反派。
在云南，文革开始后不久，当权派就组织了“中上层干部联络站”，官僚们互相抱团取暖，与群众对立。后来感觉这个名称不妥，又改名为“摧资兵团”，插手和操纵一派群众组织，在云南省制造了一系列武斗事件，打击造反派。比较著名的是组织了专业武斗队伍“滇西挺进纵队”，从昆明一直打到下关，沿途消灭云南省西部的造反派组织。
（二）组织和挑动武装农民进城武斗，消灭造反派。
1967年7月份，中共中央下达了一份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名为《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的文件，为什么当时要发这样的文件？在文革深入发展以后，走资派忽然惊奇地发现，利用不了解城市里情况的农民武装民兵进城来消灭造反派，是一件最彻底、最便捷、一劳永逸的除掉心腹大患的途径，他们就勾结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人，编造各种荒唐离奇的借口，指挥和调动农村的武装民兵进城来打击造反派，于是在1967年至1968年，在全国各地许多地方都制造了大量的流血事件。
走资派指挥农民武装进城打击造反派，严重干扰和破坏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正常进程，造成无辜群众大量伤亡，是一种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这就是当时中共中央下达这一个重要通知的原因。但是，那些口口声声高喊着忠于共产党、忠于毛主席的当权派，并不认真执行这个重要通知，而是我行我素，为了自身的利益，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依然指挥和调动农民民兵进城来打击造反派。从这个通知下发以后，各地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情况没有减少反而大量增加。例如在云南，很多农民进城打击造反派的事件都是在1967年下半年和1968年发生的。最惨烈的流血事件发生在云南省文山地区，文山保守派“联指”和军分区在农村组织“文山农民革命军”，号称“文山农革军60万，基干民兵16万”。更为荒唐的是，他们还有自己的“法庭”，滥杀无辜，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革委会成立后，据文山州逐人调查核实，从1967年9月至1968年8月一年间，文山地区发生乱杀人事件435起，被杀害人1015人（未包括武斗伤亡人数）、涉案人员2638人。这就是当时的历史事实。
在云南省思茅地区（现在叫普洱市）的墨江县、普洱县、江城县和澜沧县也发生了武装民兵进城攻击造反派群众的重大事件，其中墨江县最为惨烈。有知情者告诉笔者，有名有姓的一共被杀害了614人。其中有地主、富农、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的子女，还有很多当地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
1968年7月，由澜沧县“人武部”调动全县10多个公社一万多武装民兵进入县城，在澜沧县和冶炼厂保守派的配合之下，包围和攻打澜沧县和冶炼厂的造反派群众，由于造反派群众手无寸铁，被打死30多人，打伤100多人，抓捕了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四五十人，制造了震动全省的“7-26事件”。
（三）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以后，官僚体系通过开展“揭批查运动”和“清理三种人运动”用血腥的暴力对造反派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处死不少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有数以10万计的造反派头头和骨干分子被关进监狱，自杀及非正常死亡不计其数，批判斗争及各种处罚达千万人以上。至此，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政治上彻底失败。
二、首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经验不足，领导文革的决策层一些决策和部署有失误。比如说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516”运动，还有挑选接班人问题上的失误。
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史无前例的一场革命，是一种性质特殊的斗争，最大的问题是敌我阵线是非常模糊的。
正如毛主席所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领导文革的决策层难免发生一些战略部署上的错误和进退失据的现象。
比如说，在文革后期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516”运动。从理论上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并不错。但是，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由于种种原因，开展这些运动确实对起来造反的革命群众给予了很大的伤害和打击。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这样做的结果，在全国范围内除了少数地区（比如上海）以外，大部分地区的政治权力都落在了军队干部、老干部以及保守派的手中。总的说来，文革最初确定的目标并未达到，就像一些群众说的，“文革煮了一锅夹生饭”。
革命不彻底的后果是严重的。由于官僚特权者蒙蔽和操纵保守派组织保自己，所以文革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两派之间的斗争。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造反派总是把参加保守派组织的人看成是受蒙蔽、受欺骗的群众，对他们的态度是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就是团结、教育、帮助他们转变立场，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也就是说，我们是把他们看成是对手，从来没有把他们看成是敌人；而保守派的头头和他们的后台，则以共产党的化身自居，从文革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从来都是把造反派的这些负责人和骨干分子看作“牛鬼蛇神”，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文革后期，他们重新掌权，可以顺理成章地利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516”运动整造反派，很多地方的造反派都受到程度不同的打击。
虽然毛主席对于“清理阶级队伍”有明确的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毛主席还说“要做过细地工作”。但是，由于下列一系列因素，使这些政治运动还是发生了很多严重问题。
当时的情况是新的政权机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进入革命委员会的有军队代表、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造反派或者是保守派的代表），革命委员会的主要权力掌握在军队干部手中。就是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相继开展上述三项政治运动。问题在于，掌握主要权力的军队干部基本上都是职业军人，他们的职责应该是管理和训练部队、保卫国家的安全。在这方面，他们是干得相当出色的。但是，他们并不是政治家或行政人员，缺乏掌权的经验，加上他们对地方的情况不甚了解，凭着他们简单的、直观的“阶级斗争”观念，来开展这三项政治运动，能不出问题吗？如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时任长沙警备区第二政委的邹xx在东风广场召开的、号称有十万人参加的宣判大会上竟连呼六个“杀、杀、杀、杀、杀、杀”字，扬言要“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世界！”可以说血腥味十足，如此逞匹夫之威，怎能不把早已泛滥的极“左”倾向推向极端？又怎能不混淆不同性质的矛盾、任意扩大打击面、伤害更多的群众？而且开展这些政治运动，还是沿用了过去多年来搞政治运动的老做法，有一个很重要的潜规则，那就是“‘左’比右好”。长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那就是“‘左’是认识问题，而右是立场问题”。如果有人被认为有立场问题，那他就会倒大霉，甚至于遭到灭顶之灾，所以人们在搞运动的时候，工作方法上往往是宁“左”勿右。坏人抓得越多，越能显示工作的成绩，甚至于得到上级表彰、提拔重用。这种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往往造成运动中扩大打击面，起了非常坏的影响。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往往用刑讯逼供来取得运动的成果。综合这些因素，使这三项政治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清查516”运动。在这个声势颇大的深挖“516”的运动中，大搞“隔离审查”。所谓“隔离审查”，实际上是每个单位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对受害者采用了捆绑、吊打、压扛子、跪瓦片、坐老虎凳、用烙铁烫身体、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穿羊皮大衣等。有的地方让被审查的人不睡觉、不吃饭，曾经有7天7夜不让人睡觉的记录，而审判的人则轮流睡觉。各种酷刑，使无数被审查者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不少人自杀身亡，多少冤魂在大地上飘荡。在全国揪出了1000万“516反革命分子”，其中湖北省的造反派被揪出了60余万“516分子”，江苏十三万人被打成“516”……其实，虚构的“5.16反革命集团”根本就不存在。
历史证明，当初耸人听闻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纯属自上而下人为制造的冤假错案。曾经轰轰烈烈的清查“5.16分子”运动，就成为“文革”史上一幕既可悲又荒唐的历史。教训极为深刻，令人永难忘怀。
很多无辜的人受到伤害，特别是对于充满革命的理想、有血性、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的造反派的打击尤为惨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以来我们民族的重大损失。支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社会基础几乎丧失殆尽。
正因为这样的原因，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以后，反对文革的人、要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官僚特权阶层才能轻而易举地取得了政变的成功，导致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失败，导致了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实。

三、没有通过文革建立起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比如废除官员任命制度、实行“普选制”）和没有建立起对权力实现有效制约的制度。以至于最高领导人掌控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只要这样的人一旦叛变革命，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失败”了。
几十年来，毛主席先后选了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邓小平和华国锋作为接班人，但是都没有成功。
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以后，华国锋以及邓小平等人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造成后来的共产党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改变颜色的严重局面。
一个坏人篡夺了共产党的领导权，10多亿人民就要受苦受难，这个教训实在太惨痛了。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于人民没有真正当家作主，对于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
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在经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风波之后，毛主席曾专门抽时间，带着几个“秀才”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后来出版了一本《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与谈话》。根据“批注与谈话”的记载，苏联教科书在第23章，讲到1936年苏联新宪法时，论述了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毛主席在这段文字旁醒目地批注道：“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并发表议论说：“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从“窑洞对”到“批注与谈话”，我们会发现，毛主席对民主的解释有了重大变化，他已经不再单纯地满足于“人民监督政府”了，也不再只是笼统地谈论“人人起来负责”了，而是把“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作为民主的主要内涵了。
真正能够落实由劳动者管理国家有一个最好的契机，那就是文化大革命。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喊得最响的就是“巴黎公社的原则”。当时群众组织负责人就是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由群众推选出来的。
官吏、政府和国家机关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社会的一部分。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主要的危险在哪里？应该是像恩格斯指出的那样，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我就想到，为什么毛主席要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认为可以把它理解为防止党和政府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蜕化变质，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老爷。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那么注意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我理解是，巴黎公社提出了解决工人阶级要“防范”自己的公仆蜕变成官僚的两个办法：一条是普选制，一条是低薪制。实行普选制，可以随时撤换官员，谁不好好为人民服务，就把谁撤换掉，而且薪水也不高，这样就使得那些投机分子感到当领导人没有什么意思，辛辛苦苦、任劳任怨，到头来没有什么“好处”，他就不会钻头觅缝地想当官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为工人阶级防范自己的公仆变成官僚，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实施巴黎公社这两条基本原则最好的契机。为什么这样说？
1．当时有文化大革命运动极其巨大的声势，有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空前革命热情；
2．当时有两派（或三派）群众组织，广大人民群众经受了锻炼，已经淬炼出一批有政治斗争经验的骨干和群众领袖。
我认为，此时此刻，是推动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大民主百年难遇的历史机遇。如果当时不搞“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516”运动，而是集中精力和智慧，解决如何将文革中的“大民主”制度化的问题，如果当时不解散群众组织，并且纳入法治轨道，群众组织就可以成为制约权力的重要力量。而且在此时废除各级官员的任命制度，以极大的决心和魄力实施普选制，各地行政首长和人民代表均按人口比例由群众组织推选产生，并且规定，可以随时撤换官员，那么，像华国锋、邓小平这样的叛徒就不可能胡作非为，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失败了，中国的历史可能会重写。

【编者后记】我们在这里刊出金老师此文，供大家学习、讨论。金老师是拥护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拥护文革的。他的文章中勾画出文革中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值得读者思考。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能否建立起一套普选制？即使建立了，能否完全杜绝文革的暂时失败、杜绝走资派上台？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讨论的。我们在思考、讨论上述问题时，不应该忘记的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即使在人民内部，也时刻存在着正确与错误的对立斗争。

责任编辑：

赞赏

感谢您对人民之声网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

打开微信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赞赏哦


用户名		密码		匿名	匿名发表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