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9-05-11 18:35:33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丑牛 - 小 + 大
“罪人”信史——读《红水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从1966年发动时算起,已经五十三年了;从1976年结束时算起,已经四十三年。平均算下来,大约五十年,半个世纪。 人死了,盖棺认定,文革过去五十年,还争论不休。亿万人直接参加的运动,又搞了十年之久,轰轰烈烈,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呢?非客观事实不同,实主观认识各异,叫做:“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五十年来,由于时事的变迁,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文革发动后,对文化大革命是一片欢呼声,全国上下处处一片红海洋,有非议,如“二月逆流”,但只能是“暗流”,到文革晚期,主席病重,这股“暗流”才涌现天安门,诅咒文革,影射毛泽东。 第二阶段,毛主席逝世后,一场宫廷政变,迅速促成了反文革的浪潮,《历史的决议》、《世纪大审判》,官方权威的认定:文革是“十年浩刼”“民族灾难”。 第三阶段,发生在上世纪末,“包产到户”没有取得当初设想的“第一次飞跃”,反而是几亿农村劳动力“孔雀东南飞”,城市三千五百多万产业工人“下岗”,由资本家买断他们的主人公身份。人们自然地回想起文革中的口号——“打倒走资派”——对不对?如是,“纪实文学”取代了“伤痕文学”。在书市的地摊上、在小书店的柜台下,出现了各类“文革纪实”的书。“纪实”是针对早先出版的文革史的“不实”。这也是一股“暗流”,但很快就登堂入室,摆上了一些书店的书架,但位置在里边角落里。同时,对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风云人物的研究会、讨论会,也半公开地举行,比如:“武汉七二O事件”,内幕一直神秘莫测,始作俑者的一位权威人士说:“是林彪和‘四人帮’设的一个圈套让我钻进去"。一次研讨会,就把事件背景弄清楚了,因为当年对立的双方一一武汉造反派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坐在一起了。谁是罪魁禍首,群众的眼睛雪亮。 最有趣的是,湖北最大的走资派和最大的造反派的一次见面握手:原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尔重,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批斗后,关进监狱,坐了五年牢;原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武汉钢二司一号头头杨道远,在文革中被走资派关进监狱,坐了二十八年牢。在纪念毛主席诞辰的一次聚会上,李尔重握着杨道远的手说:“得亏你们小将一冲,把我们惊醒了,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什么是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看清楚了”。 在那时,这种集会属非法,尔重的打扮,像个鞋匠,他把车停在远处,走进会场,第一句话是:“我又做地下党了!” 第四阶段,到本世纪初的第一个十年,资本主义危机已漫延到整个世界,总设计师设计的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起来了”的道路,难以为继,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中国已逐渐显现,百人以上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一年以万计,最有代表性的有两起:一是“通钢事件”,一是“乌坎事件”。 “通钢事件”因私企入主国企而爆发,一位私企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竟公然当场侮辱国企工人,工人们愤起抗争,当场把这条走狗打死,並全厂罢工,要赶走私企入主国企。 “乌坎事件”,是两万多乌坎村民打着“还我土地”的旗帜,要求把卖给资本家的集体土地收回,他们撵走了“两委"(村党委和村委)建立了自己选举的党委和村委。 这两起事件,都明显带有文革色彩一一“大民主”和“夺权”。 上届总理惊呼:“文革来了”、“清查文革余孽”、“肃清文革思维!”党内管思想意识形态的大官员,也发表了一篇重头文章:“防止文革的再度发生”。 一位部级高官于幼军,在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广州,开设了反文革的“大讲堂",他精心准备了两个多月,写了三十多万字的讲稿,总题目是:《错误理论,荒唐实践》。他幻想着,这是对“文革余孽”的致命一击,哪知一开讲就砸了锅。第一讲的题目是:“我有任务教大家自觉拒绝文革”,大家一听,就站起来问:“谁给你的任务?”这轻巧一问,于先生就乱了阵脚,他怎么敢回答谁在背后出的主意呢?只好自己“认错":“这个‘任务’二字,用词不当,应该是“我有责任"。大家又问:“你有什么责任呢?谁托付给你这个责任呢?"于幼军先生语塞。第一课未讲完,就挟着皮包下课了。 这是2015年冬季发生的事,到2016年一开春,时逢文革发动五十周年,对于幼军的批判,演变成了对文革的“大论战"。从网上的阵势来看,反文革派只是临阵挑战,不到三个回合,就拖枪回马,挂起“免战牌",文革派则越战越强,一些国外著名的学者也参加进来助阵,逼得《环球时报》出来灭火,连发三篇评论大喊:“停!停!停!"“文革早有定论,争论全是泡沫"。 争论是泡沫吗?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陆伟东先生在《宏大叙事下的文化大革命》一文中写道: “文化大革命意欲解决的问题,依旧存在,甚至远比文革时期更加尖锐地摆在中国和世界面前,而人民的直接政治经济与文化经验和理论成熟,则要远远好于当年的文革时期”。 陆伟东先生讲的在文革发动五十周年前后出现的“文革热"的成因,很深刻,很透彻。第一,文革要解决的问题依旧存在,而且,比文革时期更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第二,经过文革和文革后两个时期正反两面的比较,人们的认识更提高了,更成熟了。 第四阶段“文革热"的形成,决不是偶然的。 在文革发动五十周年纪念日(516)的前夕,《戚本禹回忆录》一书出版,把“文革热"推向高潮,它把“历史的决议”“世纪的审判”全都掀翻,把“伤痕文学”千百篇一下子全部扫除。戚本禹18岁后进入中南海,工作了十八年被打入冷宫,冷宫十八年后被判刑十八年打入地狱,刑满后分到上海图书馆工作,退休时给他计算的工龄是“一年半”。和司马迁一样,他是“罪人"写史,也和司马迁一样,秉笔直书,谴恶扬善,乱臣贼子惧。 读了《回忆录》中的《第三部分:中央文革小组的日日夜夜》再对照“历史决议"对文革的“定论”: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不禁哑然失笑,这个“历史己经判明"中的“历史"是从哪里来的!?“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毛泽东被谁利用了!?被林彪?被江青?事实何在? 我遇到几位批判文革的党史学家,他们读过戚本禹的书后,也不禁掩卷叹息:“这是一部信史"。 最近几年来,“罪人"们写的文革史一年比一年多,一部比一部精彩,但多半偏于写个人。今年初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一批“罪人"们,合作编写了一部文革史《红水院》。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地处东湖之滨,珞珈山之麓,依山傍水,环境秀美,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里却烽火连天,武汉最大的红卫兵组织钢二司的总部就设在这里。“抗暴"时期,它是全武汉造反派的“避难营"。实际上,它是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一处战斗堡垒,文革中武汉地区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都与这里有关联,因此《红水院》的文革史,可以说是武汉地区文革史的缩影。 中国的文革,最有影响的城市有三:一北京、二上海、三武汉。1966年5月16日,毛主席在北京点燃了革命之火后,就秘密地回到他的家乡,在“南方的一个山洞里"即韶山滴水洞住了十多天,就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白云黄鹤”,指的是武汉。七月十六日,他以七十三岁的高龄,畅游长江两个多小时,他说:“长江水深流急,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这是鼓励大家,要勇敢地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二年即1967年6月,武汉文革形势严峻,“百万雄师"围攻造反派的各路踞点,血染江城,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到武汉游泳去,保陈再道”。在武汉,他和周总理坐镇指挥,平息了震惊中外的“七二O”事件。两个月后,他又一次来到武汉,巡视大江南北,判断“七二O”事件后的形势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因此,我们可以说《红水院》写的文革史,也是中国文革史的重要部分。 这部书稿我一连读了三遍,第一遍读完的感受是“真实”。书中的风云人物如王任重、宋侃夫、张体学、陈再道、刘真、张华、孟夫唐、张旺午、李守宪、任爱生……。这些人我都熟悉,他们在文革中俯仰浮沉,都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没有随意地褒扬贬损。书中所叙述的重大事件,我都亲自参与过,比如文革初期,对“红旗大楼”的冲击,我当时在湖北日报工作,湖北日报就在大楼的四、五、六层办公,下面的一、二、三层是《长江日报》。长江日报发表武汉地区几个造反组织的联合声明——《二八声明》,排版前,《长江日报》的编辑,还和我通过气。此文发表后,武汉军区的某负责人,说它是一株大毒草,在江城引起了毒草派和香花派之争。在“抗暴”初期,我像一个“难民”,在“新华工”,“红水院”两个抗暴据点徘徊,度过了好多天的“恐怖之夜"。最难忘的是有一天半夜,警报传来,我们躲进东湖的一个野湖汊,半夜三更天,广播突然响起了“毛主席派人来”的歌声,划破长空,驱走了周边的恐怖。消息传来,真的是毛主席派人来了,山林湖汊里,点点灯火,一片欢腾……。 第二遍读完书稿的感受仍然是“真实”,“打倒刘、邓、陶、王”中的王任重,终于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要把南下学生赵桂林拉去劳改的张体学,坐到九大的主席台上……。文革是迫害老干部,还是挽救了老干部!? 第三遍读完书稿的感受还是“真实”:“罪人本无罪"。全书着重写了水院钢二司的头头丁家显同志,他是红卫兵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却受到了野蛮残酷的打击、迫害。流放边疆后仍然忠心耿耿,为祖国的三线建设作出重大贡献。到了晚年,以残疾之身,把自己的家安置在祖国的边陲。在文化大革命中,钢二司被反文革派贬称之为“二癞子”。这种“二癞子”精神,实在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革命精神。《红水院》一书,编写得这样精彩,许多年青人不了解文革,甚至受妖魔化文革的影响,读了《戚本禹回忆录》,读了《红水院》,让你了解一个真实的、伟大的文革。 “罪人”信史,历史往往就是由“罪人”们承担,又由“罪人”们书写出来。 回头看看那些“肉食者”写的文化大革命史,糞土当年万户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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