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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5-03 12:23:08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肖新民 - 小 + 大
文革忆实 今昔对比（1） 1、自我简介 肖新民，男，江西兴国县人，1934年出生于南昌。抗日时期，随母亲辗转避难回兴国。1941年秋开始上小学直接读三年级，1946年春迁回南昌，继续上初中、高中，因肺结核休学4年，1955年秋南昌一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60年秋毕业。分配至第二机械工业（核武器、核能）部所属“工程技术大学”工作，讲过物理课，做过教务处行政工作。1961年初，二机部领导考虑国家经济困难，应该主动节约经费集中用于研制核武器，基本人员的培养，仍由北大、清华负责，决定工程技术大学1961年不再招生，1962年停办。我于1962年末调往天津，先后在天津电子仪器厂、天津第二电子仪器厂当技术员。1971年8月因照顾家庭团聚而调至南昌内衣一厂。1978年10月因照顾专业技术归口，调至江西师范学院（后改称大学）物理系，当过讲师、副教授、教授，以近代物理实验的工作为主，教过其他理论课、实验课，主编、参编、出版过一些教科书，进行过光散射、纳米粒子性能研究，在几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过研究成果。1994年秋退休，立即应聘在广东省教育厅直属广东教育杂志社当编辑。2002年初离开广东回南昌，和妻子欧阳璁合作，在她的兄弟姐妹支持下，整理、出版了其祖父的作品《欧阳祖经诗词集》（江西师大刘世南教授作序），后来又共同整理、写作、出版了《欧阳祖经抗日诗文选注释本》（诗人贺敬之题写书名，作家康式昭作序，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国家图书馆等单位收藏、展示）；同时写过一些反帝反修、宣传真理的文章在不同场合发表，还为一些科技核心期刊审阅稿件和撰写论文。 我不能不写出我亲历的事实和我的思想认识过程。我写的本篇全文，都按照我当年保存的资料整理写成，也加了一些我记忆深刻的细节，重要文句和正式出版物校核过。人名、单位都是真实姓名、真实单位。凡是没有资料依据和记忆不确切的，即使我现在认为内容重要，也一律不写。 我见识了民国时期的艰苦、落后、腐败。抗日时期，我们的不少远近亲友惨遭日寇杀害、凌辱，我们家却避难及时（父亲随机关去了重庆，我和姐姐随母亲、祖母回了兴国），幸运地没有见过日本鬼子。 我见识了新中国的兴起、富强。我们家，过去没人接触革命，却从1949年5月22日南昌解放开始，没几天就强烈地感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和日寇、国军截然不同的军队，解放军待人如此亲切，处处使人感到这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1950年1月，我很快就被接受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66年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我在天津亲历了很热闹的前半段，在南昌亲历了较平稳的后半段。当然也亲历了至今仍有的这40年某些人对文革的否定、诬蔑以及另一些人对文革的迷茫、反省、赞颂。 过去的几十年，我经历过这样那样的事件，接触过这样那样的人。按现在的时髦话，做过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值得高兴。不，这是不对的。要改成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要认真学习，不断改造自己，提高思想水平，从“自发”的状态提高到“自觉”的状态，认真为革命、为社会做应该做的事。下定决心，一息尚存，反帝反修，要为真理而斗争！ 2、从1964年我不断挨整说起 1964年，我在天津电子仪器厂迎来了城市五反运动，这和五十年代初以打击不法资本家为主的三反五反完全不同。后来知道，这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导演的，基本上和王光美女士在刘主席指导下创造的“桃园经验”模式相同，以整基本群众和基层干部为主的政治运动。“电子”厂是天津的重要试点单位之一。运动开始后不久，还进驻了人数众多的市委工作组，每次开会，每个学习小组都有1名工作组成员“旁听”。 【关于“桃园经验”的说明—— “桃园经验”是刘少奇指示其夫人王光美在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间带领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桃园大队蹲点开展四清运动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基本内容便是通过秘密串联，发动一部分积极分子，整广大群众和基层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9月第一版。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国史稿”即完全遵照“决议”的精神编写）专有一节评述“桃园经验”（第二卷398-401页），承认：“‘桃园经验’过分夸大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基层组织和干部被撇在一边，运动完全由工作队领导。在工作方式上实行大兵团作战，搞人海战术。”“以党的干部为主要斗争对象。”“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大批干部受到伤害，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桃园大队党支部书记吴臣被定为坏分子，清除出党。” 互联网上极力反对文革的那些人也承认： （例http://baike.so.com/doc/6073947-6287023.html ） 这场运动的第一线领导人，便是刘少奇。刘少奇越来越左，逼、供、信和残酷的体罚现象比比皆是。那些人揭露：“桃园经验”广泛使用一种叫“燕飞”的批斗人的模式，它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斗人时极为流行的“喷气式”！（摘引者注：两个人押着被斗者，抓住被斗者的胳膊向身后上举，同时按住被斗者的头向下低，形成后掠机翼喷气式飞机的状态。这种体罚和羞辱，只有“联动”等常用；造反派革命群众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反对“喷气式”的。） 那些人甚至认为：刘的极“左”，鼓舞了毛泽东的许多还处于萌芽状态或正在形成中的极左思想。而且，刘少奇在中共最高层开创了“夫人参政”的极坏范例，使毛泽东随后启用江青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正史”“互联网”揭露的那些事实，王光美的正式作品和答记者的谈话中，都没有提到。她认为在桃园没有开过斗争会斗过谁。 可以说，“桃园经验”是1957年反右严重扩大化的延续。1957年，毛泽东亲自调查后估计，全国右派分子总数约4000人，其中大部分在北京。主持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却扩大到全国共55万人！“桃园经验”也是文革初期，刘、邓派大量工作组镇压革命群众的样板，是“联动”（见本文3.5节）大肆打砸抢、迫害文化名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样板。 反毛颂刘、诋毁文革的那些人却视而不见，毛泽东在1965年1月就对刘少奇的错误进行严肃的纠偏，制定了“二十三条”（见下文）。毛泽东一直主张：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任何人都坚决反对搞逼供信。刘少奇却始终把走资派丢在一边，甚至根本不承认存在走资派。】 在运动中，我们每个工人、技术人员都要在小组会上“摆评现实表现”，小组成员都要在会上批判“摆评”者的错误思想和现实表现。按理说，有了错，进行批评是必要的、正常的，我也亲历过多年，都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自我批评从严，批评别人从宽，而且上下级平等，谁都可以实事求是地批评任何人。这回却不，领导人不摆评、不受批判，却在工作组领导下每天组织一小批“积极分子”，秘密研究选定批判的靶子、以及如何使批判越来越狠。这一小批“积极分子”究竟是谁，始终没有公布，小组成员对此也不打听不猜测。从许多迹象可以看出，这一小批“积极分子”并不都是党团员，党员也未必是“积极分子”。总之，我怎么自我批判都过不了关。有意思的另一情况是：一些工程师（其待遇、地位相当于现在的高级工程师），本人原是大资本家或曾在反动政府担任重要职务，作了一般检查就轻松过关，对他们的评价是“从旧社会过来，有认识就好”。 按说，我从1962年底到厂开始，在天津电子仪器厂工作期间，已有不少“先进”“业绩”受到各级领导和工人师傅的好评。1963年初，厂领导就要我专门为12位各车间的老工人（工龄都很长，解放前就参加工作；好几位年龄不老）补习文化，我没有按厂领导预定的简单方便模式每周给12人集体讲一次通用的“文化课”（总时间暂定一年），却结合他们的工作，个别指导各人学习看懂图纸，了解技术原理，再给各位分别讲更进一步的技术理论。人们说我是在指导12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研究生。总之，他们每个人都很高兴，很快就大大提高了文化水平、工作水平。我们13个人，彼此交往密切，有时人多，有时人少，有时在厂，有时在家，共同交流思想、讨论技术问题。他们认为能从我这里得到帮助，我更是从他们那里理解了新旧社会的斗争和工业技术的发展，学到了更多东西。满一年后，这种交往仍在继续。1963年春夏，国家给了一些指标，给部分工人、干部涨工资；但是各级领导却要求党团员退让不涨，领导干部也全部退让，一个也不涨。涨的多数是车间的骨干工人和技术人员。有意思的是，还专门留了一些指标给那些表现不好、曾是右派分子的技术人员涨了工资。领导说：他们在政治上挨了批，吃过亏，这回要照顾他们。我虽然已因超龄离团，当然还自觉按党团员要求，退让，不涨。岂料主管此事的副厂长专门召见我，要我不要退让，他说：“车间工人很有意见，在车间贴了不少大字报批评厂领导。工人说：技术图纸错得一塌糊涂，给生产造成重大损失的老右派涨了工资；和工人相结合、采取有力措施纠正技术错误，对生产有重大贡献的肖新民却不给涨工资，这是毫无道理的！”于是，我接受厂领导的安排，涨了一级工资。 我虽有不少“先进”“业绩”，从未以此炫耀自己，自我“摆评”只检讨自己犯过的各种错误，却怎么都过不了关。我逐渐明白，批判者抓住不放的，原来只因为我的父亲、岳父都有政治历史问题。其实，我早就摆清了他们的情况以及历次政治审查对他们和对我的审查结论。客观对比，我的父亲、岳父的问题，并不比那几位“工程师”本人的问题更严重。再怎么说，历次审查都没有影响我进入国家机密部门（核工业单位）并担任重要工作，我过去也从未因此受过任何批判。这次“摆评”的批判者却始终认为：“在那么黑的两个反动家庭里，你们夫妻却是两盏社会主义明灯？这不可能嘛！”他们硬要把我划为敌人！很可能，按照“桃园经验”，必须找出一个、几个特殊的“敌人”才算运动有“伟大成绩”。我对此当然决不接受！ “电子”厂的主要领导人一贯重视工人的在岗技术培训和文化技术的业余进修。大约1963下半年，在厂内办起了“半工半读”学校。大专班只收厂内技术工人，要有一定文化基础，半脱产学习，收了20多人；中专班则面向社会招收初中毕业生，收了约100人，编成2个班，在课堂学习文化和基础科学，同时，每周安排了不少时间参加车间劳动，直接学习生产技术。对我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除了必须完成原来的本职工作，必须完成几个信号发生器（仪器，电子厂的正式产品或研制任务）的试制、设计、指导生产之外，还要我担任半工半读学校教员，开始只结合专业，为大专班开设我提议的《电子技术基础》《电子仪器制造工艺》两门课。人们说，我的学生由12人扩增了20多人。岂料招了中专班的时候，缺教员，又要我给一个班讲《语文》《政治》两门课。还行，我把业余时间加上，几方面的任务都能胜利完成。 “半工半读”，当时受到刘少奇主席高度赞赏（后来知道，马克思和毛泽东主席称赞这样做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而且是“早期结合”“密切结合”；刘少奇主席却是赞赏这样可以低成本、分等级、分层次培训劳动力）。“电子”厂当时也受到上级高度重视，来了三位工作组成员专门指导半工半读工作。他们是：李立三，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不是第一书记），当时被派到天津作为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包括五反、四清）的工作组组长；邓平，华北局书记处的一位处长，是延安抗大毕业的老革命；赵侃，天津作家协会的作家，曾长期在河北农村工作。赵侃博学多才、平易近人，具体工作做得最多最深入，他和护厂值夜班的工人挤住在一起，白天就在那间小卧室办公，坐在床上，加了一个只有一个小抽屉的小桌子。邓平和赵侃都各自听过许多课，在不少车间参加过劳动，和许多学员、教员、工人、干部有过深入的交谈。中午、下午下班以后，我和赵侃经常在食堂买了饭，就共同坐在赵的小床上边吃边谈论全校的教学计划和其他工作。有几次，他曾动情地对我说：“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各种考验！同时坚持原则，做好各方面的工作；还要劳逸结合、注意保健。”很可能，他对我的工作特忙，特别是“摆评”过不了关，有所了解而又信任我。 “半工半读”毕竟是个新事物，需要花功夫认真探索。于是成立学校的教育计划小组，由这个小组研究、制订全部思想教育规划以及各课程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及选用教材或确定如何自编教材。我参加了全校教员、干部的会议。学校的最高领导人（党支部书记）居然这样说：“我宣布，学校教育计划小组现在成立，我担任第一副组长，肖新民同志担任组长，第二副组长请肖新民同志邀请一位技术人员担任。组员有赵侃同志、……”我赶紧抢着说：“无论如何不行，我最多只能当组员。”支部书记动情地说：“不要推辞了。这是立三同志的意思。他事先作了许多调查，调阅过你的人事档案，访问过不少工人和技术人员，他了解你的历史和现实；他也在学校征求过不少同志的意见。都认为你有能力、有条件做好这个重要工作。”接着是到会全体同志热烈鼓掌。我当然只能“上任”。 即使有高级领导人如此器重，我挨批的程度还是毫无减轻的迹象。还算好，没有取消我设计、试制新仪器的资格；没有不准我参加车间劳动、对已投产仪器进行技术指导；也没有限制我在半工半读学校的活动；只要求确保全程参加“摆评”的会议，听取对我越来越狠的批判。我也算相当好，除了始终不承认“敌视”社会主义，也始终没有针对“批判”的具体内容正面反驳、正式自我辩护，保持不公开对抗。这样艰难的“相持”，延续了很久。总算过完了1964年。 1965年1月，中国政坛出现了非常重大的事：党中央公布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而且是立即在单位内部张贴文件全文，这和过去先党内后党外、逐层传达的方式完全不同！ 就在贴出“二十三条”的当天，立即开了“摆评”会，始终“旁听”从不正式发言表态的工作组成员这回正式发言了：“上级指示，城市五反工作结束。大家好好学习二十三条。散会！”我没有放过最后的机会，赶紧上前去问：“过去对我的批判怎么处理？我交的自我检查怎么处理？”得到了当众的大声回答：“摆评会的一切记录，各人交的一切材料，都会在工作组领导同志的监督下，全部烧毁。工作组也会在这一两天全部撤走。” 市委工作组全撤了。李立三、邓平、赵侃却都没有走。据说李仍然指导天津的工作，反正他还对全厂职工作过不少次报告，有的报告讲形势讲政策相当重要，还有不少厂外人员来听。当厂领导作为主持人介绍李立三的身份难免有赞颂言语时，李立三都会诚恳表态：“别忘记，立三路线是给党造成了严重损失的！我要和大家一起，认真学习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总之，每次报告都受到热烈欢迎；其中有一次专门讲到了戚本禹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李立三的精彩点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李立三、邓平还有令人感动的特点：他们按级别都住在睦南道的高级招待所，来去工厂（吴家窑大街），却从来都是步行，不要招待所按规定派专车接送，也不要任何人陪护。他们毕竟年岁较大，走一趟大约要30分钟，有时两人同来往，有时各人独自来往；碰上午餐、晚餐，没空回睦南道，就和职工一起，在食堂窗口排队买饭吃。赵侃一直住厂。他们对半工半读学校的关心指导一直很细；另外，因已有市委工作组进驻工厂，李立三等对半工半读以外的其他工作不作任何干预。市委工作组也不过问半工半读的任何事。 “二十三条”公布的当天，我就激动地反复细读了好几遍全文，当然特别注意到“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当时幼稚地认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概只在农村有，我不相信电子厂的几位党政领导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市委工作组之内，派遣工作组整群众的某些市委领导人，会不会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中央有没有，我完全没想，也不敢想。 “二十三条”，使我感到太阳出来了、空气清新了！这种前所未有的公布方式，更使我亲切地感到党中央特别地相信群众、贴近群众！我和“批判者”的隔阂居然迅速消除了！不过，谁也没有翻起往事再谈“摆评”“批判”；也从来没人认定谁是不是“积极分子”。各项工作进展得更快更顺利！1965全年和1966上半年基本都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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