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冒险主义还是无产阶级革命（上）

时间：2019-12-13 08:53:53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佚名 - 小 + 大

革命冒险主义还是无产阶级革命（上）

革命联盟领导层
本文件主要是为了回应提交给上一届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文件《美国革命的军事战略：城市持久战》。我们深信，我们的组织必须彻底理解这一所谓的战略所反映的路线，而且一经理解，就必须彻底否定这一路线，因为任何执行这一路线的企图不仅会让我们偏离我们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在工人阶级中间建立真正的基础，促进和发展工人阶级对反帝统一战线的革命领导——而且实际上会导致组织在早期遭到破坏。我们说“这一所谓的战略所反映的路线”是因为该文件本身更像是一面模糊的镜子，反映了我们组织中一些成员所持有的想法和态度，而不是一种战略或路线的明确表示。
在逐字研究这篇文章时，我们将试图阐明作者的政治路线，这比军事战略的问题要深入得多，但包括了美国革命将如何发展的整个问题，以及这场革命的意识形态的和实践上的领导者必须是什么阶级。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不得不说上许多话，而这篇关于“军事战略”的文件的作者们恐怕会为此感到烦扰。我们确实与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分歧，试图掩盖这些分歧是毫无益处的。
但是，我们要从一开始就表明：我们不是在质疑提出这份文件的同志们的动机或意图。我们非常关心的是他们的政治路线及其客观效果。我们将让组织成员来确定我们是否公平和充分地表述和驳斥了他们在“军事战略”的文件中所反映的立场。如果我们成功地为他们的政治路线树立了一面清晰的镜子，而他们仍然不喜欢所呈现的形象，那么这就要靠他们改变他们的政治路线了，而不是对着镜子生气。同样，我们将由组织成员来判断我们是否如实提出了他们路线的准确情况，还是实际上对事实的歪曲。
为确保成员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正在重印《美国革命的军事战略》(这本《红色文件》选集的第一篇）。这也可能会引起作者的反对，因为提交给中央委员会的文件被清楚地贴上了“提议草案”的标签，文件也正在被重写。
我们当然不反对同志们把这篇文章改一改，更不反对他们修改其中一些比较明显的错误。但是，作为共产党人，作为自觉地努力科学地进行革命的人，我们组织的成员必须能够看到政治路线从最初的提出到(至少在当时）最终形式的发展。如果在第一稿中提出的观点或事实在第二稿中有不同的表述，或者根本没有提出，那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有权利，也有责任去问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如果这些变化没有伴随着自我批评，那么作者至少有责任描述在文件的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客观和主观条件发生了什么变化，从而导致这些变化。我们强烈反对仅仅是对错误的、有潜在危险的政治路线进行更好、更完善的表述。另一方面，如果第二版确实纠正了第一版的政治路线，我们会非常高兴。但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不指望这样，尽管我们通过这些文件和整个组织展开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希望如此，“军事战略”的作者能够确信，他们的政治路线从根本上是错误的——而不仅仅是在一个小细节上有错误，或者是在目前正处于讨论中的一些特别的文件中有表述不当。
如果我们似乎对一份文件，一项提议草案反应过度，我们只能重申，虽然这份文件本身不是很重要，但它是一种政治路线的具象，这条政治路线至少是由一部分负责这份文件的人在几年的过程中形成的。美国客观条件的发展，包括革命运动的情况在内，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我们的组织无法在这个时候朝着绝对必要的方向——工人阶级的方向——前进，除非我们团结在一条正确的路线周围，并在我们的组织内击败这条错误的路线。这些客观条件是什么，以及组织现在所处的十字路口，将在关于“军事战略”的文件的具体分析中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但首先，我们必须处理一些已经提出的反对意见，而且按照我们目前提出问题的方式，这些反对意见肯定还会再次提出。
首先，虽然整个组织的同志们可能还不了解情况，但在组织的部分地区内，在旧金山湾区，我们已经被指责为“路线正确主义”——一个在这方面我们并不完全理解的词。我们不认为那些指责我们“路线正确主义”的人是在暗示我们的组织不应该遵循正确的路线。正如毛所说，没有正确的路线就像没有灵魂。显然，“路线正确主义”一词还隐含着其他一些东西。我们理解这个术语的意思是——我们自己也用它来表示——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问题的方法，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不把事物看成是由于一切事物内部的矛盾而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而是把一切事物看成是不变的，向来如此的，处处相同的，看成全是单方面的或全是其对立面的。
让我们更具体来说，当黑人汽车工人詹姆斯?约翰逊对汽车老板对待他的方式如此愤怒，以致开枪打死了几名工头时，“路线正确主义者”就会采取这样的立场：好吧，工头并不是真正的敌人，无论如何，暗杀个人并不是革命之路，因此我们应该谴责詹姆斯?约翰逊的这种行为。
但更重要的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不仅应当一分为二的看待这一举动，更应当努力加强积极的一面——激进的反抗——并且在这一坚实的基础上建立更完整的阶级意识。如果我们错误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个人主义的消极方面，没有把矛头对准主要的敌人，我们就会使指望我们发挥领导作用的工人灰心丧气，使他们和我们同广大工人隔绝开来。
但回到目前的问题上来：我们组织内部的意识形态斗争。“路线正确主义”一词显然是用在我们身上的，特别是“军事战略”的一些作者在这么做，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目的是在组织内巩固正确的政治路线。为此，我们被指责没有为实现团结的目标而斗争。在这里，反对我们的论点基于对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第一段的误读：
“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
但这一团结必须围绕一些具体的东西，即政治路线。抽象地为团结而斗争是不可能的。思想斗争之所以能够保证团结，就是因为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诚实的、有献身精神的，并能够把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正确的工作作风。毛泽东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认为意识形态斗争的目的是达成无原则的妥协，这种妥协短期内能避免冲突（也仅仅是短期）——而这也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这正是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第二段中所反对的。
“但是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
如果把毛泽东的著作解释成不应当对机会主义路线发起全面斗争，那么不仅没法解释文化大革命和对刘少奇的全面攻击，也没法解释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早期所说的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陈独秀因拒绝纠正其机会主义而被赶出党。另外，这也将无法解释列宁的工作及著作，他用了大量的时间跟机会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把拒绝改变的机会主义者驱逐出党。
当然，毛也说过，我们的方法必须是“治病救人”——与同志们的机会主义思想作斗争从而把他们从机会主义中拯救出来。例如，李立三没被开除党籍，正是因为他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观点。（关于反对陈独秀和李立三机会主义斗争的详情，同志们请参阅《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版，第170-244页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238页的注释4和5中特别提到陈独秀和李立三；但鉴于我们目前的思想斗争，整篇文章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当然，为了分裂而进行思想斗争，不给同志改变的机会，不向其他参加斗争的人学习而采取傲慢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是完全反对马列主义的。如果这就是所谓的“路线正确主义者”，那么我们无法认同。我们认为，那些负责“军事战略”文件路线的同志，可以相信他们现在的路线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一般来说，我们在回应那篇文件时所要阐述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我们有许多东西要向整个组织的同志学习。正因为如此，我们非常迫切地希望围绕现在讨论军事战略所提出的主要政治问题进行最彻底、最尖锐和最明确的思想斗争。我们认为，在这个时候，确保意识形态团结的唯一方法是把已经在最高领导层内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斗争扩大到整个组织。
在我们直接讨论“军事战略”文件之前，这又引出了一个问题。虽然目前的意识形态斗争几乎完全是由常务委员会成员发起的——他们属于组织在湾区的一部分，但把这场斗争看作湾区大人物之间的个人斗争是完全错误的。在一个共产主义组织中，不同的政治路线不可避免地与为这些路线发言的领导人联系在一起。我们很清楚，这些领导人物并不都住在旧金山湾区。
我们充分期望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我们作为全国性的共产主义组织的政治和组织全面发展的一部分——新的领导层将在区域和国家两个方面更加明显地展露和得到巩固。事实上，这篇关于“军事战略”的文件是由湾区以外的一位领导同志和湾区的一位中央委员共同撰写的。
最后一点：我们相信，并将试图表明，这一“城市持久战”理论的阶级观点是小资产阶级的。我们这样说，是承认这些写这封信的同志，是同工人阶级有联系的，在工人阶级中进行政治工作是负责任的。我们组织的一般情况，至少据我们所知，是在每个领域的工人阶级中工作进展缓慢，但已经建立了一些联系，建立了一些组织(党团会议等），并吸收了少数工人。在今天的美国工人阶级中，有一小部分人已经完全厌倦了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正在寻找革命的领导和组织来反对它。但是，仍然没有群众的革命的工人阶级运动，工人阶级中先进的少数人的经验——像共产主义组织的经验——也是非常有限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可能，甚至不可避免地会犯许多错误。仅仅指出一些工人——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谈论的——被这条路线所吸引，而借此试图掩盖我们的错误或捍卫一条政治路线是行不通的。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必须应用到今天美国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中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在建设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将会发展出正确的马列主义路线，反对许多错误的路线，反对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形式的思想。无产阶级中最具有阶级觉悟的成员，要带头把无产阶级思想发展成为我们斗争的领导和指导力量。
但是，在任何时候，说支持某一特定组织或政治路线的工人人数决定了该组织或路线的无产阶级程度，这是完全不科学的。在美国，修正主义的美国共产党比我们的组织更“无产阶级”——它仍然比我们的组织有更多的工人阶级。或者，更明显的是，意大利和法国的修正主义政党——他们声称拥有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将必然比那些拥护毛泽东思想并试图将其应用于自身情况的国家中的共产主义组织更具有无产阶级特征。
如果工人没有被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吸引，那就不需要马列主义的科学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将完全成为多余。实际上，特别是在工人阶级运动的早期阶段，在某些方面，较容易吸引少部分工人阶级的是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并不是要诋毁工人阶级，而是唯物主义总是比形而上学更难掌握；一开始，情感比科学更容易引导你；摆脱自私和狭隘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我们完全相信，美国无产阶级能够而且一定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只有把它的实际斗争同共产主义的鼓动和宣传结合起来，只有当作为它的共产主义组织成员的最先进的成员和代表，在他们的队伍中进行最彻底的思想斗争，而这种思想斗争不断地、全面地对实践进行总结，并把理论同实践联系起来，这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只是开始了许多这样的意识形态斗争之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学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中心的政治问题上：什么政治路线会导致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什么路线会阻碍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我们认为，“城市持久战”的观点将使我们远离建立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但是，我们也相信，在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时，我们能够巩固我们的认识，团结在一条政治路线周围，这条政治路线将使我们在建设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而我们现在将直接处理这一“军事战略”。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什么？
本文开始时对美国的局势——特别是对美国工人阶级的意识水平——做了错误的评估，并从那里开始退化到幻想：在没有马列主义政党，没有由这个党领导的巩固的统一战线，没有红军或人民军队迹象的时代，对共产党的红军和统一战线的人民军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正如毛所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的工作不是为甚至还没有出现的情况制定计划，而是科学地研究正在发展的情况，并采取和实行将在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上进一步推进斗争的政策。
具体地说，在今天，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分析美帝国主义正在发展着的经济和政治危机，特别是它对工人阶级的影响；工人阶级受到的压迫越来越多，抵抗也越来越多，作为共产党员，我们怎样才能有意识地领导这种抵抗，并把它提高到更高的政治水平。我们怎样才能把美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斗争，从许多人开始严重质疑既存秩序，少数人意识到推翻它的必要性的地步，发展到大多数人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已经相信需要革命，并准备为实现革命而战斗和牺牲的地步呢？
但“军事战略”文件否认这是目前的形势。第4段告诉我们：
“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一个革命组织必须发展革命群众为获胜而需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除非我们拥有这样的战略，否则将我们自己定位为组织与领导者的行为就是在犯罪。而群众是明白的。他们拒绝像危险的梦想家一样的理想主义者。不需要让工人们信服他们应该统治国家。他们想知道的是：这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它实际上是如何实现的？”（强调是我们做的）
对于这一声明的第一部分(我们未加粗的部分），“我们完全”同意。我们组织有这样一个战略：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统一战线。这就是说，围绕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五个先锋，发展和联系群众斗争，培养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和意识形态，把这些斗争统一起来。但是，从这一段的最后一部分(加粗部分），我们推断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人们要求所要求的东西更多：他们要求实际推翻政权的军事计划。
但事实并非如此——即使是在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工人中也是如此。情况并不是工人们认为工人阶级应当掌权，而我们只需要向他们展示这怎样成为可能。除非，我们的意思是，我们有可能说服很多工人，让他们相信，如果劳动人民可以代替富人来管理事情会更好。如果这就是它的意思，那么它没有告诉我们太多。在这种认为也许工人应该管理一切的抽象思维和工人阶级为了解决人民的迫切需要而绝对必须掌握权力的具体信念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列宁几次提到推翻旧统治阶级所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1）旧统治阶级处于这样一种危机之中，它内部的矛盾已经到了不能再以旧的方式统治的程度。（一个迹象是，政府不能再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纠纷的和平调解人，资产阶级的不同部分正在组织自己的私人军队、突击队等）（2）下层阶级不能再以旧的方式生活——他们深信革命的必要性，并且（列宁特别指出）愿意为此而献身；（3）共产主义组织取得了群众运动的领导地位，有所必要的战略战术，来把斗争进行到胜利。
“军事战略”似乎在说，条件(1）和(2）已经存在，满足条件(3）是我们的紧迫责任。我们认为条件(1）或(2）还不存在。
我们真正迫切的任务，是把群众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团结起来，通过群众运动，推动美帝国主义矛盾的进一步发展。这项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公开的政治工作，不是非法的军事工作。在这个时期，武装斗争将作为政治工作的次要方面展开；它的主要价值将是政治上的——帮助动员群众进行政治斗争，其中大多数将不涉及武装斗争。换句话说，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的是武装斗争的战术，而不是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战略。在我们看来没有什么新鲜事。这正是《红色文件1》中《现状和目标》一节中所说的：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美国工人来说，要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不可能的，除非通过革命者的政治工作，他们的阶级觉悟能够得到提高——这种觉悟不仅包括理解他们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受到的剥削，而且也要理解垄断对美国工人的剥削与其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过度剥削之间不可分割的相互关系。除此之外，劳动人民必须意识到，他们自己是打败阶级敌人——垄断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决定性力量。”

《团结无产阶级抵制垄断资本家对生活水平的攻击》一节的第一段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
“……目前，尽管黑人和有色人种革命派发挥了先锋作用，但无产阶级显然不是人民运动的主导力量。通过融入工人阶级，并同垄断资本做斗争从而粉碎无产阶级身上的污泥浊水，共产主义者才能建立无产阶级先锋队领导革命，只有通过世界人民以及国内黑人与有色人种的团结，通过反对压迫妇女，通过坚决和积极的斗争来扭转法西斯的镇压，无产阶级和其盟友才能在今天生存下来，并为明天的斗争争取力量，以便从帝国主义敌人手中夺取政权，以便充分保障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和未来的安全，这一点将被证明。”（《红色文件2》）
是的，今天的美国工人不喜欢那些管理国家的有钱混蛋。但他们很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将重塑世界的阶级。他们对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只有初步的了解。（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位于加州弗里蒙特市的通用汽车公司工厂里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愚蠢的“领袖们”怎么能动员工人，包括许多墨西哥族裔工人，来反对虚构的学生运动“敌人”呢？）他们还没有抛弃对体制和统治阶级本质的所有幻想，统治阶级的利益与他们自己的利益根本上是对立的。（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洛杉矶的黑人为何在1965年大闹瓦茨区，然后在1968年又将大量选票投给鲍比·肯尼迪？）我们毫不怀疑，美国工人和被压迫人民将学到这一切。但他们将在许多斗争的过程中学习它们，在这些斗争中，他们将越来越多地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政治上独立于统治阶级及其代理人而进行组织。发展和领导这些斗争，发展这些独立的组织形式，把这些斗争联系起来，建立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不搞与当前情况无关的“军事战略”——这才是我们最紧迫的任务。
当然，工人阶级有一种感觉：“你无法打败市政厅。” 但是，这些工人的意思是，你无法赢得当前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斗争——改善生活条件、反对警察镇压、结束印度支那战争。他们不谈论夺取国家权力，这对绝大多数劳动人民来说完全是抽象而遥远的。正如我们在《红色文件2》中所说，国家权力问题将“在群众运动中……产生……通过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围绕统一战线和统一纲领的斗争。”（《红色文件2》）为了明确这一点，我们引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战略与战术》一节中的斯大林的话：
“怎样才是正确运用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呢？……第一，要把这样一种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提到第一位，这种形式最适合于当时运动的来潮或退潮的条件，能够促进和保证把群众引到革命阵地上，把千百万群众引到革命战线上，把群众配置在革命战线上。问题并不是要使先锋队觉悟到保存旧制度的不可能和推翻旧制度的必不可免。问题是要使群众，使千百万群众了解这是必不可免的，使他们表示援助先锋队的决心。可是，群众只有从亲身的经验中才能了解这一点。任务就是要使千百万群众有可能根据亲身的经验认识到推翻旧政权的必不可免，要提出适当的斗争方法和组织形式使群众易于根据经验来认清革命口号的正确性。”

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区别
但是“军事战略”说了一些不同的东西。群众即使不相信推翻政权的必然性，至少也要相信在旧政权下继续生活下去是不可能的。他们想知道的只是：我们能推翻旧政权吗？如果要推翻，该怎么办？“军事战略”的作者们必须意识到，他们正走在危险的道路上，因为他们的下一段警告说反对“学者在图书馆中秘密制定的空想计划”，并以这样一段话结束：“在一种情况下的获胜策略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就是自杀，除非群众能够理解并应用它，否则任何策略都不会成功。”我们很赞同！这正是我们强烈反对这份文件的路线的原因。要是这份文件有什么意义，那么只能将其理解为机械地把一些战略移植到美国的企图，而这些战略是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并被广泛地推广到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这种做法忽视了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重要差别。
为什么这么说呢？简单地说，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里，人民群众始终处于革命状态；在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里，只有在极端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时期，群众才处于革命的状态。
作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像1950年以前的中国，或者今天的印度，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农民的状态，是时时刻刻革命性的。列宁的三个观点中的前两个是在不断成为现实的。不同的地主军阀的私人军队互相交战。不同的大资本家集团与不同的帝国主义列强勾结在一起，因此彼此也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任何中央政权都不能建立全国性的权威和力量，也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建立自己的统治。
另一方面，特别是农民，他们为生存而进行着生死斗争；他们没有民主权利，对地主的善良本性也没有幻想。至于推翻地主，农民们只“想知道这是否可能，如果可能，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农民缺少什么？他们缺乏勇气和组织性。他们与生产资料(高度个体化）的关系，以及他们所使用的生产力(简单的犁、锄头等）的原始性，使他们不具备大工业工人所具有的广阔思维。他们很容易被宗教信仰、其他形式的迷信和对地主的敬畏所迷惑。那么动员和组织他们的策略是什么呢？向他们表明地主不是万能的，地主是可以被杀死的，农民作为一个阶级，通过集体组织和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可以推翻地主和他的私人军队。换句话说，农民从一开始就是围绕着枪杆子来组织的。
这并不意味着农民中的非军事斗争是不重要的，也不意味着不需要建立群众组织来赢得农民的支持。除非农民有政治组织，否则他们是不会支持武装斗争的：他们不会为人民军队生产粮食、衣服和其他物资，也不会为人民军队产生战士。问题的关键在于：武装斗争、对敌人军事上的胜利，使建立解放根据地成为可能，在那里农民能够行使政治权力。农民的小生产者、自给经济(以及它所需要的小市场）可以由坏变成好：可以建立一个自给自足、可以供养人民军队的根据地。政治力量从枪杆子中直接迅速壮大，反过来又加强了枪杆子。毛本人在1938年末就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
“所有这些，表示了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他一切，例如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斗争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一定不可少，一定不可忽视，但都是为着战争的……‘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第543页。最后一句话引自斯大林）
注意，毛说中国革命的特点——特别是军队是主要的组织形式，群众工作的目的是支持战争——标志着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这篇文章写于抗日战争初期，这使得战争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但是毛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体战略与半殖民地国家的总体战略有何不同，却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既然毛在这一点上讲得很清楚，我们就来引用他的话：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在资本主义各国，在没有法西斯和没有战争的时期内，那里的条件是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在那里，是长期的合法斗争，是利用议会讲坛，是经济的和政治的罢工，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那里的组织形式是合法的，斗争形式是不流血的（非战争的）。在战争问题上，那里的共产党是反对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了，党的政策是使本国反动政府败北。自己所要的战争只是准备中的国内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到资产阶级处于真正无能之时，不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有了武装起义和进行战争的决心之时，不到农民群众已经自愿援助无产阶级之时，起义和战争是不应该举行的。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所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
中国则不同。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第542页）

关于法西斯主义和合法工作的问题，需要说几句话。很明显，我们仍然可以利用选举和国会(或州立法机构）作为平台，我们仍然可以合法地组织工会、普通党团会议、反战示威等，我们还没有进入法西斯主义时期。诚然，随着统治阶级变得更加绝望，他们正在加大对革命组织和活动的镇压力度。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反法西斯工作的一个主要方面，必须是捍卫我们进行这种公开的革命工作的权利。
我们必须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直到美帝国主义的灭亡——在这个战线上决不向敌人屈服。而且，即使我们未能成功地阻止法西斯主义，我们在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工作仍将是政治方面的，而不是军事方面的。但现在，共产主义政治工作本身就是非法的，我们必须学会如何把它与合法组织（退伍军人协会、教育协会等等）的工作结合起来。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共产党做过的事情，布尔什维克也证明了这是正确的。
毛说，长期以来，这种斗争是合法的，甚至是“不流血的(非军事的）”，他的意思并不是字面上没有流血，或者没有采取军事行动。他的意思是，在斗争发展到起义的程度之前，军事行动是政治斗争的战术；与中国不同的是，他们支持公开的群众政治工作，而非相反。
毛将俄国十月革命描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典范，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是先占领城市，然后占领农村，这两点对美国的共产主义者来说都非常重要。在阅读当前关于《城市持久战》的文件时，它们尤其重要。这篇文章在《持久战？还是速决速战？》一节中试图说明美国革命的军事战略是一场持久战：
“纵观历史，革命战争一直都是长期性的斗争，即，持久战……无论主要的军事斗争发生在夺取国家政权之前还是之后，革命战争都是持久的……这个国家的革命战争也将是持久性的。事实上，确实如此。”
这种说法有太多的错误，很难知道从哪里开始与之斗争。首先，被忽略的问题——内战是发生在夺取国家权力之前还是之后——回避了一些决定性的问题。直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的这个时候，革命内战总是发生在两个政权之间，也就是说，在人民建立了一种政治权力之后。这就是中国，30年代的西班牙，今天的越南的情况；而苏联的情况也是这样。的确，全国政治权力的建立总是伴随着内战。即使在俄国，工人们也只是在1917年10月才在几个主要工业城市掌权。经过几年的内战才在农村赢得了政权。
在中国，根据地在农村建立了起来，城市由于长期的内战(其间还有一段抗日战争）而被包围和封锁。最终，城市被占领了。毛泽东指出，中国模式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而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则是俄国模式。具体地说，历史已经表明，在一个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国家里——内战，无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都不能导致全国范围的政权，只有在同时夺取几个工业区的政权的起义之后，才可能建立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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