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冒险主义还是无产阶级革命（中）

时间：2019-12-14 10:24:34 点击：次来源：红色文献翻译作者：佚名 - 小 + 大

革命冒险主义还是无产阶级革命（中）

持久战，还是持久的政治斗争？
因此，当我们被告知，在美国一旦革命战争开始，不仅会持续下去，而且我们已经在持久战的第一阶段时，我们又被告知，美国的经历将是独一无二的，俄国模型以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经验并不适用于这里。好的，这可能是的对的。只有僵化的教条主义者才会辩称，这种新分析正确的条件是不可能出现。例如，如果美国被另一个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美国国内持久游击战的条件就有可能出现。事实上，这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统治的唯一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遭受的侵略(发生在毛泽东的文章《战争和战略问题》之后）确实使某些形式的游击抵抗成为必要的斗争手段。但是，要使持久战成为可能和正确的战争，就必须由那些提出持久游击战的同志们来确切地说明今天美国的实际情况。
这些都没有在文章中被提及。相反，我们只是被告知持久战正在进行，然后斗争的各个方面都被解释为这一持久战中的一种行为：
“……持久战的战略应用（对美国而言）认识到：只有通过武装斗争，群众才能解放自己；但同时看到这场武装斗争不是壮丽的战役和行动，而是群众对统治阶级进行的各种消耗战的总和。”
换句话说，每当一头警察被打死，或者一个警察局、银行、军事设施等被炸毁，这是消耗战争或消耗敌人的一小部分，但这将有助于推翻国家的总行动吗？这种思想只能用一个词形容：形而上学。它与量变产生质变的辩证概念是完全对立的。具体而言：在暴动或实际内战期间——当斯大林谈到中国革命时，武装革命阵营（或政权）正在全力对抗武装反革命阵营——这种暗杀和破坏的行为可以在军事上打败敌人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正是为什么列宁愤怒地批评布尔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的起义时期没有采取这种形式的斗争。
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次起义期间，列宁主张，即使是一般的政治罢工，也应该定时进行，以最大限度地支持起义。此时，随着形势的质变，非军事政治斗争成为次要的，围绕着主要的斗争形式展开：军事起义。但在起义之前，军事行动是次要的，是围绕着主要的工作形式展开的：群众(非军事）政治斗争。列宁从未把军事行动作为城市持久游击战的一部分；他甚至从来没有谈论过他们，直到1905年的事件发展成起义。(当然，《城市持久战》的作者没有提到这一点——我们稍后将详细讨论这一点。）
在阶级斗争进入全面战争阶段之前，就必须根据破坏和暗杀行为对政治斗争全面发展的贡献程度来评价它们。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发展成为军事斗争。但这是一个质变，是的，是因为政治斗争数量变化的总和产生的：例如，当人民的政治运动获得的力量使统治阶级完全暴露，从而采取更恶毒的镇压手段时，人民反过来采取公开战争来从统治阶级中夺取国家权力。任何一个研究俄国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正是发生在1905年和1917年的事情。但是，例如，当沙皇在1881年被俄罗斯恐怖分子暗杀时，就认为这是一场持久战，是反对沙皇战争消耗战的一部分，这只是对俄罗斯历史，特别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嘲弄。
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斯大林用冰变成液态水的例子来证明热量的量变最终是如何导致物质本身发生质变的。但正是因为量变成为质变，冰与水是两回事。用冰完成的事情与用水完成同样的事情有不同的含义——通过用冰填充游泳池以及将水倒入一杯可乐中可以很容易地证明这一点。
回到军事战略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家，非军事斗争（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这点）最终质变为军事起义。但是，在这种质变之前，每一次政治行为，甚至是武装斗争的行为，都不是真正的战争行为，而是尚未达到实战阶段的整体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是的，政治是没有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但是，当我们到达战争阶段并且真正流血时，双方都会出现新的问题和任务，并对我们提出要求。与此同时，如果我们在处于非战争阶段却表现得像在打仗，那我们就是在自取灭亡，将人们导向自杀，特别是因为这绝对是千真万确的，因为这篇“持久战”文件指出：“我们正在与人类全部历史上最危险的统治阶级面对面。”
对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持久“消耗战”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毛泽东在讨论中国的革命斗争，尤其是抗日战争时对此进行了论述：
“我们首先可以说，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战役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但达到战略消耗目的的，还有战役的消耗战。大抵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战是执行消耗任务同时又执行歼灭任务的，三者互有区别。在这点上说，歼灭战不同于消耗战。战役的消耗战，是辅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战所需要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91年版，第501页）
毛泽东补充道：“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如果这场城市持久游击战对美国来说是正确的话，那么它必须解释如何通过歼灭，或通过阵地战(正规军进行的大规模的常备军的战斗），或通过其他并没有被证明是适用于农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但适用在城市中，在帝国主义的美国的手段来实现消耗战。歼灭意味着消灭敌人的部队。毛泽东特别反对仅仅是击溃敌军——造成重大伤亡，迫使他们撤退，而不是消灭他们。
我们不知道如何在城市的环境中做到这一点。一旦大量的警察、国民警卫队或陆军师被召集进来，实践证明他们确实会歼灭敌人，或者至少是将其击溃。即使城市起义同时发生在几个重要的城市中心，历史经验(例如俄国革命）表明，只有敌人军队的大部分站在人民一边，起义才能成功。无论如何，这将是一场起义，而不是一场歼灭或消耗的游击战。
如果在美国的条件下，城市消耗战不打算用歼灭的方法来打，那怎么打呢？根据这篇文件：
“这场斗争的主要特点是：在不断扩大的基础上进行小规模的单位行动，并受到群众起义的加强。由于革命力量将“与敌人融为一体”，除了在斗争的最后阶段，相对较大的军事编队将很难聚在一起。日常战斗的特点是伏击、破坏，切断供应和通讯设施，以及小部队利用其迅速的集中和分散的能力骚扰并在敌人中造成大破坏的行动。但是，由于革命斗争是群众的战争，并且由于整个体系的恶化，基本上游击队的角色将会采取暴动的形式，进行罢工、大规模示威、骚乱甚至大规模武装起义。随着统治阶级的形势越来越危急，矛盾越来越激烈，这种起义之间的间隔可能会缩短，其发生地带将更为广泛，从而在许多地区同时爆发。1968年4月的大规模起义周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解决这一过程中的许多问题。但我们想问的是：即使这一切都发生了，它将如何导致国家权力的夺取？不要用这场光荣战争的细节来刺激我们，而忽略了告诉我们如何取得胜利!如果这个问题听起来很讽刺，那只是因为上面阐述的方案就是一个方案，一个捏造的方案。它不是基于对美国群众斗争的科学总结，而只是这篇文件的作者的浪漫梦想。要回到现实，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正如你所说的那样，“革命斗争是群众的战争”（我们将忽视这种与战争和斗争的反复混乱）——这些“与敌人融为一体”的小部队，要怎样争取群众的支持呢？
为了说明群众的支持是怎样争取来的，你必须说明被召集起来支援持久的游击战的群众的具体生活条件是怎样通过这场战争来改善的。在中国和越南，人民的生活条件立即得到改善，他们推翻了地主，消灭了他们的军队，把土地分给农民，并引进了原始的生产合作形式。所有这些都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在任何一个领域完成。美国城市的情况如何？而且，如果革命者的这种活动不但不能改善人民的条件，而且很可能使人民的条件大大恶化，那么怎样才能赢得更多的支持呢？
列宁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共产党要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政治先锋队，唯一的办法就是领导人民为眼前的需要而斗争。(参见《列宁全集》第54卷，《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我们不能通过打游击战来达到这一目的，而是要同工人阶级一起进行他们自己准备进行的斗争，并在政治上把这些斗争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游击队，而是干部能够深深扎根于工人阶级，在工人队伍中为他们的迫切需要而战，将这些斗争与更广泛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并融入到最终不可避免的对国家权力的斗争。
事实上，这篇特别的“军事战略”部分，就像本文的其他部分一样，与这个国家正在发展的群众运动的现实关系不大。作者试图通过提及被压迫群众中正在发生的某些行动，使它呈现出现实的面貌——在第三世界社区中“杀警察”，与劳工斗争有关的爆炸事件。但对这些真实、客观事实的处理，却被整个《军事战略》论文所特有的形而上学的主观方法所破坏。一个例子：
“……村游击队永远无法与大量人口完全融合，因为农村人口本身分布在小村庄和农场。另一方面，城市游击队员则身处于真正的人民海洋中。最近在芝加哥成功伏击了两个警察，我们看到了这两方面的优势。游击队员从一座巨大的高层公寓大楼开火，这样甚至能够阻止三群警察试图找回他们业已死亡的同伴的尸体。敌人不知道火力点在何处。他们无法大规模还击，因为这样做会进一步彻底改变公寓大楼的数千人的命运，更不用说对城市，国家，甚至世界的影响。即使在寻找游击队员时，这些警察也不得不强行打开几百扇门。

首先，同群众结合的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是物质问题。这意味着在人民中间有真正的政治基础，有他们的政治支持，是因为你们正在进行的斗争是直接地、立即地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而且为了发展他们对这个客观事实的认识已经进行了政治工作。基于上述种种理由，我们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用这种正确的同群众(大群众或小群众）结合的标准，所谓“城市游击队员”是不能像农村游击队员那样同群众结合的。
城乡问题是以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提出。决定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进程的不是地理问题，也不是建筑物的高度和密度问题，而是社会发展水平的问题，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问题。简单地说，决定任何时候任何国家斗争性质的是经济和政治制度。这正是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使用的分析方法。
(我们建议同志们回去读一读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他所指出的不是地理环境、自然条件或人口数量决定了社会制度的那部分，而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革命的不是外部的物质或地理因素，而是任何社会制度内部的矛盾——特别是发展中的经济基础和由此产生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一切都是斯大林清楚地解释过的。）
为了说明这种“军事战略”是如何完全地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的，让我们看一段声称解释革命斗争规律并将其应用于美国的文字：
“美国的革命斗争肯定将主要在城市中进行。与激励和教导我们的其他民族的战争不同，我们的战争将在城市地区进行。其他国家农村地区的关键之处在于：这些国家的大多数被压迫的革命人口大多是农民（指小农）和农村无产阶级。因此，考虑到这些人的分散性，为了依靠群众，战争必须以农村为根据地，利用农村包围反动势力的活动中心——城市。在美国，革命群众大部分时间都工作和生活在城市地区。我们的革命的农村位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但是我们自己的革命力量基于城市。”
本段是整篇论文中大多数错误的典型。第一，它首先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与激励和教导我们的其他民族战争不同。”该文开始证明人民战争是美国正确的“军事战略”。而在第二页中，它只是假设这是正确的策略而没有任何对此的证据。它试图通过陈述事实来证明其论点。其次，它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凡是人民群众最多的地方，总是革命斗争的中心(那里总是到处都是人民战争）。它给出了一个等式：最受压迫=最具革命性。这些都是不正确的，完全不科学的。
但“持久战”的“军事战略”却把事情搞颠倒了。它把人民战争看作是一种始终存在而且无处不在，而且必须简单地找到人民群众来支持它的抽象的理想：
“为了依靠群众，战争必须以农村为根据地。”
毛泽东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但毛泽东还表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条件下，只有革命人民的战争才是可能的和正确的战略。他从不说，“好吧，我们有革命战争的概念，所以让我们找到支持它的群众。”事实上，毛泽东嘲笑这种做法是试图“削足适履。”他的做法恰恰相反：群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需要革命战争来解放自己，所以我们必须动员群众发动这场战争。即使在选择中国第一个根据地的地点——井冈山时，毛泽东也选择了一个群众斗争最激烈的地区，而不是地理、自然条件或人口密度必然最高或最有利的地方。
但“军事战略”文件的作者们却用完全相反的方式处理问题。无论人民的条件和斗争如何，他们都坚持持久游击战；因此，他们试图扭曲现实和历史，以证明他们对城市持久游击战争的主观方案是正确的。
回到芝加哥伏击的具体例子。不幸的是，我们对这篇文件所描述的这个具体事件并不熟悉(我们最初以为它指的是几个月前的卡布里尼绿色事件）。但是从这篇文件的描述来看，我们不能确定。我们不能对该文件提供的任何细节提出异议。但是，即使我们接受所提供的版本，很明显的是对这一事件的整个处理完全是从技术、后勤而不是政治的观点出发的。我们不想有失公允：但是，从这里我们得到的所有信息来看，实施这次伏击的很可能是黑平石部落（P Stone Nation）(或另一个团伙）的成员，而不是革命的“游击队”。
这次伏击与整个政治斗争有什么关系？周围的人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反应？这次伏击对该地区的群众斗争的发展有何贡献？这些“游击队员”进行了什么样的政治活动和宣传？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讨论。如果我们相信创造历史的是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英雄，那么，在不否认英雄的重要性的前提下，我们有权问这些英雄的行动如何帮助建立人民的群众运动。
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这些主要发生在黑人社区的“游击伏击”的问题。在少数情况下，例如，最近在伊利诺伊州开罗发生的事件——一支黑人组织的部队已经能够对警察造成一些伤害并逃脱。[1]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即使是最有组织，训练最好的部队也会失败。以1968年克利夫兰的艾哈迈德埃文斯为例。显然，一群组织严密的黑人将一些警察逼入死胡同，并从高楼的狙击手位置向他们开火。据报道，包括自称认识这些狙击手的人的描述，其中大多数是越南老兵。
他们使用自动武器、曳光弹和其他高度精密的设备。然而，警察仍得以进入，“游击队”无法将其驱散，他们遭受的伤亡比警察要严重得多。如果我们总结黑豹党在与警察发生枪战的情况下的经验，我们根本不能得出革命力量已经成功的结论。
如果答案是，人们必须“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而这些失败的战斗仅仅是游击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错误的结果，我们仍然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证据。我们不认为过去几年的经验表明革命者的失败少了，胜利多了。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可以证明黑人和警察之间的枪战，这些枪战在过去几年中有所增加是“游击队员”的工作，或者说，从这些事件中，你们可以发展一种城市持久游击战理论，可以导致国家权力被夺取。游击队，特别是在持久战的背景下，是一个革命政党的政治领导下的有组织的军事单位。他们开展政治工作，帮助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同时开展不正规的军事行动。
非正规意味着他们的行动是局部的、周期性的，并且在一般战争的范围内，包括使用机动和阵地战术的正规、专职军事部队。诚然，这些较大的部队是由游击队组成的，但是游击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政党的军事力量。从一开始，他们就必须真正融入群众，享有群众的政治支持，否则他们就无法生存。当然，越来越多的猪警察被黑人社区的人杀死，他们再也不能忍受任何暴行和谋杀，但这些绝大多数都是没有组织的个人自发的行为。

第三世界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行动？对那些实施它们的人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1）我们对美国革命如何发展和夺取国家政权的一般分析；（2）具体而言，在美国，第三世界解放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是什么。
我们认为，美国革命的领导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必须是工人阶级，特别是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人。如果我们组织中有人公开表示反对这一点，我们会感到非常惊讶。但我们认为，城市持久游击战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而且实际上是脱离无产阶级革命的。
《城市持久战》这篇文件描绘了一幅充满浪漫色彩的画面，把黑人和棕色人种的社区描绘成一场正在发展的民族抵抗游击战的战场。自发的起义——就像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遇刺后发生的起义一样——在神秘的游击行动之间，笔触一挥，就变成了武装起义。我们被要求相信，武装起义比1905年失败的俄国革命具有更高的水平，抵抗国家的力量能坚持更久。关于这最后一个观点，我们的大部分意见将留待以后讨论，但我们必须顺便指出，1905年的俄国革命实际上持续了好几年，直到1907年才完全失败。1905年的事件包括几个城市的实际起义，几个受大俄罗斯压迫的国家(乌克兰、格鲁吉亚、波兰）的民族解放战争，农民的实际武装起义，沙皇军队的实际叛乱和反叛。1905年12月的莫斯科起义持续了9天，比我们所知的任何一次黑人起义都要长。
这篇“持久战”文件所代表的真正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清楚地表明了黑人和棕色人种社区是游击区的想法：
“在形成和中间阶段，革命斗争的主要战斗领域将在黑人和棕种人社区内外，因其是内部殖民地的革命人民，他们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实现民族解放、建立社会主义的先锋。”
这也不是基于美国的实际情况的。贫民窟和棚户区是受压迫的社区，就像一个有着恶劣的居住环境、高失业率、贫穷、疾病、不足的教育和娱乐、破败的街道、剥削地主和商人的集中营。警察们占据了社区以强加这些条件。面对这些情况，许多受压迫的黑人和棕色人种——失业者，尤其是永久的工人后备军 (黑豹党称之为“流氓无产阶级”），除了毁灭外别无选择。正是这些黑人和棕色人种在叛乱中参与最多；正是这些失业的人从事着反叛的个人行为——射杀警察、投掷炸弹等等。
由于他们的生活是最不稳定的，迫使着他们每天为生存而斗争，他们的情况是非常爆炸性的；他们比黑人和棕色人种中更稳定的部分——经常受雇的工人——更快地与压迫者发生冲突，尤其是压迫者的武装执行者——警察。但是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的博大胸怀，他们不能轻易地看到超越毁灭的东西，他们没有坚定的社会化生产或社会化、集体斗争的观念，没有建立在无产阶级原则基础上的社会理想。
我们所说的并无新意。毛本人警告说，“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并指出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能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毛，《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黑豹党以这些失业的黑人群众为基础。黑豹党真正的力量在于他们有能力领导这些受压迫的黑人。他们提高了政治觉悟，组织了政治斗争，发展了革命暴力。早期黑豹党武装反警察巡逻队和最近的监狱暴动就是这方面的两个突出例子。但黑豹党最大的弱点是，他们也把失业群体的局限性——他们狭隘的观点和破坏性——提高到了战略的水平。他们把“拿起枪，打死警察”作为美国革命的主要基础和战略，这使得他们无法在大多数黑人工人中建立任何真正的基础。
与所有黑人一样，黑人工人也准备与黑人区的压迫作斗争；他们准备支持武装自卫以对抗警察的镇压和恐怖。但他们的视野比这更宽广。他们明白，斗争不能只局限于黑人，不能围绕失业者特有的那种破坏性行为展开。
而且，尽管他们的条件比白人工人更具压迫性并且抵抗和意识水平更高，但事情仍然没有达到除了全力以赴的革命斗争外再没有出路的地步。他们不相信革命的必要性，还没有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也不会追随那些只为他们提供革命性自杀前景的组织。当然，大多数黑人工人在遭到警察袭击时都会支持黑豹党，因为他们认识到这些警察的袭击事件——他们是针对整个黑人的种族主义压迫 ——但他们不接受黑豹党的政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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