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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12-15 19:32:37 点击： 次 来源：红色文献翻译 作者：佚名 - 小 + 大
革命冒险主义还是无产阶级革命（下） 政治挂帅 我们应该从黑豹党的错误(以及他们的成就）中吸取教训。首先，我们必须以广大工人为基础，认识到黑人和其他第三世界工人的先锋作用。我们的斗争形式和发展战略，主要应当以总结工人阶级的斗争为基础，在各阶层人民中，特别是在失业的黑人和棕色人种中，促进最先进的工人的实践上和思想上的领导。 我们的情况与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提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情况有一点不同。无产阶级在这个国家最亲密的盟友，主要的革命后备力量，不是“农民群众”，而是城市工业中心的失业群众，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黑人和棕色人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南方农村的农民(佃农），或者是南方和中西部贫穷的小农。但在过去30年里，工业的发展和农业机械化使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离开了土地，进入了城市(也使少数人变成了农村无产者、农民工）。但是帝国主义条件下的工业发展把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都提到了最高的水平，却没有为这些人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这造成了大量——几百万人——的永久失业。 美国革命的主要后备力量是失业工人而不是农民和贫农的事实既有利又有弊。其弊端在于俄国革命时期形成的工农联盟，推翻地主，把土地分给无地者、佃农和自耕农作为革命联盟的基本程序发展不起来，因为它不符合这些受压迫的人的具体情况和需求。我们将不得不依靠我们自己的经验来发展这样一个程序。其益处在于这些失业群众同无产阶级生活在一起，受到同样的机构——医院、学校、政府机构、警察——的压迫，因此可以直接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从长远来看，其益处比弊端更为重要。 已经有受雇佣和失业的人在这类斗争中团结起来了。我们的任务是总结这些斗争，把它们发展到更高的水平，促进无产阶级及其共产主义组织(最终是共产党）在这些斗争中的领导。武装斗争必须成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黑人和棕色人种的武装自卫必须发展成为一个群众性的问题，在包括军事在内的各个层面进行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军队暗杀警察、攻击警察局或者其他目标也许是正确的。但这些不会是持久游击战的行为，游击战的主要价值是军事(长期消耗过程的一部分）；而有利于发展群众政治斗争的行为，才具有主要政治价值。这一点，对于政治工作的各个方面，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建设，都是普遍的。 由于(一段时间内）主要的斗争形式是群众的非军事工作，武装斗争的目的是支持非军事斗争，所以军事工作必须与主要的组织形式分开进行。我们的组织必须发展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队伍，而不是把自己变成游击队，或者成为人民军队的雏形，或许尝试两者兼而有之。 正确的做法是在主要干部队伍之外建立独立的军事机构，进行军事工作。这正是布尔什维克所做的。他们在党的政治领导下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军事部门。在起义前时期(1905年以前），这一机构主要由少数战斗小组组成，由“服过兵役的或者特别强壮和灵巧的工人在游行示威、越狱等等时协助工作。”(《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列宁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注释②）。 这也是中国人所做的。许多党员在人民军队中工作，但其他干部在根据地(国统区）中有政治组织的任务。(这在《翻身》中有描述。）对中国人来说，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军队是主要的组织。对于布尔什维克——以及今天的美国——来说，政治斗争是主要的，群众组织是主要的工作场所。对中国人来说，军事和非军事工作都是公开的(除非在国民党地区的非军事工作）。对布尔什维克来说，大部分政治工作和所有军事工作都是非法的。在美国，情况基本上和布尔什维克一样，只是在目前，共产党的政治工作是合法的。这使得非法军事工作与合法政治工作的分离更加重要。 《城市持久战》的军事战略不以推动工人阶级政治运动为革命运动的首要因素为原则。它没有认识到，随着美帝国主义危机的加深和加剧，革命运动将发生质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工人组织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作为一个新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共产党，它具有作为革命领袖的应有地位。列宁是这样描述1905年工人阶级日益壮大的革命运动对俄国农民的影响的：在过去的50年里，俄国农民多次起来反抗地主，杀死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暂时）剥夺了他们大部分的土地： “他们(中间等级的知识分子）发扬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并以自己英勇的、恐怖主义的斗争方法震惊了全世界。毫无疑问，这些牺牲并不是枉然的。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以后俄国人民的革命教育。但是，他们的直接目的，即唤起人民革命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而且也不可能达到。 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达到了这个目的。只有蔓延全国的群众性罢工浪潮，加上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的惨痛教训，才把广大的农民群众从沉睡中唤醒。‘罢工者’这个词在农民中间获得了新的含义：它的含义同叛逆者、革命者之类的词相近，而这以前是由‘大学生’这个词来表示的。但是，‘大学生’属于中等阶层，属于‘有学问的人’，属于‘绅士’，所以他们对于人民是异己的。相反，‘罢工者’来自民间，本身也是被剥削者。”(《关于1905年革命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8卷，第322页。） 这与我们今天的斗争有多么密切的关系，工人的革命斗争又将如何激励和鼓舞美国广大失业人民采取行动呢! 但是，《城市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把事情颠倒过来了。它推动失业者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的领导。无论这篇文章用了多少次“群众”或“群众斗争”这两个词，它都没有指出要建立群众运动。为什么？因为它试图把围绕枪杆子组织的战略，把军事斗争放在首位，应用到帝国主义美国的情况中去，而这种战略是不能应用的。毫无疑问，该报告首先从军事的角度评价了一切： “……革命力量只有在遇到反革命暴力(重点是我们标注的）时才能生存和发展……革命的共产党要成为斗争的总参谋部，其战斗部队——红军，则要成为主要和必要的武装力量，组织为此就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一个可以使红军成长的战斗核心；（2）一群可以训练并给予其他集团、战斗单位、群众指导的军事干部（3）统一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同一机构？——革命联盟）；（4）获得群众的信心与信任的群众干部……”(重点是我们标注的） 统一战线军事战略必须以全面总结各方面的实践和潜在作用为基础。必须根据长期城市游击斗争的需要来评价它们的长处和短处。 只有犯了把军事因素作为首要因素的严重错误，文件才会有可能暗示，黑人叛乱的程度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更高”。“更高层次的斗争”的问题——这在我们的条件下意味着什么——在本组织的某些方面被误解了，正确理解这一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认为黑人起义——没有政治计划或领导的自发的、无组织的起义——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处于更高的水平，只有在以破坏的程度或造成的“物质损害”标准来衡量斗争的程度才有意义。但是，“物质破坏”或“物质斗争”(正如文件所说）与革命关系不大，尤其是在我们的条件下。 即使从纯军事的角度看，1905年的革命也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在莫斯科起义中，街垒设置了起来，起义者使用了机动战术，8000名工人进行了有组织的武装斗争，有大批士兵参加。但更重要的是，1905年的革命是在经历了为期一年的经济和政治罢工之后发生的，罢工涉及数百万工人以及广泛的农民起义、民族解放斗争和沙皇武装部队的叛乱。最重要的是，1905年的革命是由最具阶级意识的工人发起的，他们的目标是直接夺取国家政权。从各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场比1964- 1968年黑人起义“更高层次”的斗争。把斗争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意味着要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这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的任务，军事战术的运用，必须看它对这个中心任务的贡献如何。 但这篇《城市持久战》文件却暗示了相反的意思，即使是直接谈到工人阶级斗争时也是如此。报告指出，“去年美国发生的数千起爆炸事件中，有三分之二发生在生产现场的劳动斗争中”，这是工人运动革命发展势头不断增强的一个迹象。爆炸事件的增加确实反映出工人们的好战情绪日益高涨。但是炸弹和革命意识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许多炸弹是在劳工斗争中被投掷的，其中许多是由更有特权的工艺工人(例如印刷工人）投掷的。就连最初的工人贵族之一塞缪尔?冈帕斯也曾参与了一段时间的爆炸案。但是这些劳工斗争，甚至包括他们的炸弹袭击，都没有达到同一时间或在大萧条时期(如弗林特罢工）的许多罢工那样的高度，而这些罢工没有使用炸弹或枪支。 后几次罢工之所以处于“较高的水平”，是因为工人的要求和他们的意识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要大得多——即使他们不是彻底的革命者。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斯大林和苏联中央委员会指出，十九世纪60年代的起义，工人捣毁机器并烧毁工厂以表达他们对剥削的愤怒的自发叛乱，其程度远远低于1890年的有组织的罢工，这种罢工并没有破坏财产，而是有组织的，及时有效的，并提出了一套团结工人的具体要求。 是群众的觉悟、他们对斗争的认识以及他们的斗争意愿和斗争决心，而不是暴力和破坏的多少，决定了斗争的程度。再说一遍：在发展全面的政治斗争中，炸弹、子弹和其他东西也许是有用和必要的，但是，在实际起义之前，它们总是次要的，是对政治斗争的支持。 这篇文件对待更高层次问题的方式和一般对待战略问题的方式是一样的：它使物质条件——建筑物的高度、街道的设计、人口密度、破坏程度——成为了决定性因素。它歪曲了恩格斯关于枪支发展和欧洲资产阶级策划的城市设计变革的论述。它在事实上正确地总结了恩格斯的同时在政治上对恩格斯的引用是一种曲解。关于这一点，我们不打算详细地引用这篇文件，而只是对它进行总结。(同志们如果想阅读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创著作，可以在《反杜林论》的“暴力论”章节和恩格斯关于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论中找到） 简要地说，文章对恩格斯总结如下：随着枪支技术的发展，它可以精确地瞄准单一目标——这一过程花费了几个世纪——在两支静止的，甚至是移动的部队之间进行公开的战争变得不可能了。因此，在19世纪上半叶，街垒战成为了战争的手段。与此同时，欧洲城市的工人阶级地区杂乱无章，分布狭隘、尽头、街道和小巷中。“因此，街垒和巷战对于工人及其盟友非常有效。” 但是，大约在19世纪60年代，机关枪和火炮发展起来了，它们的弹药需要大规模生产，而这是由工人来完成的，但子弹被交到了资产阶级手中。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把旧的工人阶级贫民窟夷为平地，代之以笔直的长街。这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用报纸上的话来说，“资产阶级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能力，使恩格斯得出的‘旧时的反叛，街垒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的结论。但是恩格斯并没有完全排除武装革命的可能，也没有排除街头巷战的可能。他是这样分析情况的： “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消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事实上，恩格斯的结论是，用街垒巷战的方法，让少数工人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恩格斯说，在那之前，有阶级意识的少数工人有可能掌权，然后在政治上赢得大众的支持。现在，社会主义者越来越认识到，他们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除非他们首先赢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法国），既农民。在法国，缓慢的宣传工作和议会活动也被认为是该党最紧迫的任务。现在的问题是在工人和最广大的被压迫人民中间建立群众运动。这不可避免地迫使统治阶级发动对人民运动的攻击——这将攻击更大一部分人民，然后发动反击以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力。现在更重要的是在敌人的武装力量内部进行宣传，争取尽可能多的士兵，使不可避免的武装斗争能够成功。(参见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 恩格斯说，军备和建筑的变化使无产阶级在战术上发生了必要的变化。但恩格斯强调的重点是，革命运动必须具有更多的群众性，合法的、非军事的工作时间必须更长(这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正确的）。因此，当这篇文章说“1905年的革命改变了这一切”，并通过歪曲列宁对1905年革命的一些军事策略的评论，试图为旷日持久的城市游击战奠定基础时，它彻底扭曲了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贡献。事实上，这篇文章最糟糕的曲解之处在于，它试图用列宁关于1905年革命的著作来为其“城市持久游击战”的错误路线辩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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