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2-25 09:58:09 点击: 次 来源:红砖厂青年报VOY 作者:秘鲁人民运动 - 小 + 大
要成为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者,就要发动和发展人民战争,直至共产主义 在当今世界上,全世界人民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呼声愈加高涨和浩大。一切根本矛盾都在激化,不均衡发展的革命形势在全世界更加突出。这就要求全世界共产党人把共产党组建或重建为军事化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政党,发动和发展人民战争,带领世界人民参加已经发生的人民战争,形成世界人民战争的洪流,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从地球上扫除。 首先,我们要重申革命暴力的普遍有效性。正如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公社一百周年之际出版的一部巨著中所阐述的: “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必须坚持这个普遍原则,把它运用于本国的具体实际。历史经验证明,凡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取得政权,取得革命胜利的,都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在广泛发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人民的武装,进行人民战争,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反复斗争,用枪杆子打出来的……反之,无产阶级政党由于不搞革命武装或者放弃革命武装而使革命遭到挫折,则是有严重教训的。” (《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1971年3月18日) 秘鲁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ICM)的红色派,它领导和发展了秘鲁的人民战争——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并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秘鲁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特别是在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内部,以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主要是毛主义为基础,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团结而斗争。要达到这种团结,就必须反对修正主义。 为了克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目前存在的分裂,有必要强力推行毛主义,并粉碎现代修正主义及其走狗。现代修正主义如今是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和世界反动派通过勾结和斗争,在作为唯一的霸权国和大宪兵的美帝国主义的领导下的反革命总攻势的一部分。 党为世界共产党人的团结而斗争,以使我们的意识形态——毛主义,成为世界革命的指挥和指南,因为只有这样,国际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过引导它的共产党,才能领导夺取政权,解放世界被压迫人民,从而解放自己的阶级。否则,就要花更长时间去埋葬帝国主义这样一具尸体。正是秘鲁共产党和秘鲁革命的伟大领袖贡萨罗主席,把毛主义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最新的、更高的阶段,指明了毛主义的内容,并进一步作出了具有普遍有效性的贡献。如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产生了一些反对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以及秘鲁共产党的贡萨罗思想的修正主义立场,这些修正主义立场或公开或隐蔽地否认毛主义。在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内部,我们党是创始成员并为其团结而奋斗,这些修正主义立场是由美国革命共产党带头的。 自制的“毛主义”的轨迹 为了了解美国革命共产党和其他党在这个时代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回顾一下这些人的历程,他们想尽一切办法否认和隐藏它。在革命国际主义运动于1984年成立之时,他们反对在当时由秘鲁共产党提出、实施和捍卫的毛主义。正如贡萨罗主席在1988年第一次党代会的国际路线中所指出的: “我们在1986年10月写给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委员会的信中,简要阐述了关于将秘鲁共产党纳入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的立场:‘我们愿就此重申两个问题。首先,从一开始,我们分歧的根源就是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展中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唯一的、真正的、新的阶段的实质性的、决定性的问题,毛主义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因此,我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表述。然而,我们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复杂的,需要时间,特别是需要发展中的革命。解决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起点,是不可或缺的。’ ‘其次,在签署第二次会议上成立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的宣言时,我们提出了自己观察后的看法,甚至提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这些都是明确提出了的。我们在会议、报告和通信中重申了这些问题,这些问题清楚地表明了在主要矛盾、不均衡发展的革命形势、世界大战和关于运动作用的一些标准以及其他更重要的问题上的分歧,例如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普遍有效性,特别是人民战争的普遍有效性(这是我们阶级最近与毛泽东主席完全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表述),我们始终坚持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伟大口号。’” 在这句话中,我们要强调“我们分歧的根源是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发展中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唯一的、真正的、新的阶段的实质性的、决定性的问题,毛主义是这个问题的关键”,以及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明确的对立立场,比如“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普遍有效性,特别是人民战争的普遍有效性(这是我们阶级最近与毛泽东主席完全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表述)”。 随着秘鲁人民战争的迅猛发展和贡萨罗主席对两条路线斗争的巧妙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整体上前进了,特别是革命国际主义运动也前进了。 随着贡萨罗主席的被捕和人民战争道路的转折,以及监狱中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修正主义路线和投降主义路线的形成,这一局面开始有利于右派在革命国际主义运动中夺权,有利于其首领与他人勾结,更加公开地反对毛主义,但他现在却满嘴“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美国革命共产党以其在革命国际主义运动中霸权主义行为,发起了一场针对毛主义的攻击运动,首先对准的是定义了毛主义的贡萨罗主席和秘鲁共产党。因此,他们采取了赫鲁晓夫的方式。赫鲁晓夫以攻击斯大林同志为借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了攻击。这些修正主义的观点由美国革命共产党带头,集中在贡萨罗主席身上,宣扬“他可能是和谈信的作者”云云,毫无根据地,用自从党建立起,自从我们在完成它所设立的任务时确认的那些来自反动派粪坑的陈词滥调发动攻击。 人民战争——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 正如我们前面所了解到的,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问题,即人民战争问题,自革命国际主义运动成立以来,一直是分歧的焦点之一。 如今,与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人民战争的发动和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这是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人的要求。 这就是围绕人民战争问题的斗争必然更加尖锐的原因,也是因为承认毛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当前阶段的这一斗争取得了进展。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立场是:人民战争是无产阶级最高的军事理论,它具有普遍有效性,这一有效性是无产阶级同毛主席第一次获得的,它必须被用于一切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国家,大国和小国,炎热国家和寒冷国家,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 这是秘鲁共产党的立场,是毛主义的立场,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必须团结起来的立场,在这个立场周围团结起来,没有比在自己的国家发动和发展人民战争更好的方法了,用这种方法表明它与实践的一致,并再次确认它的普遍有效性。修正主义的立场,要么是完全否定人民战争,要么是像美国革命共产党等所表明的立场那样,口头上承认人民战争,但否定它的具体内容和应用,说到(美革共的)“两条基本路线”,总结下来就是被压迫国家的“持久人民战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起义”。 秘鲁共产党的军事路线是该党总政治路线的中心,是1988年秘鲁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在该报告中,贡萨罗主席综合了人民战争是一种普遍理论并将其应用于秘鲁的情况:“……人民战争要进行,必须考虑四个根本问题:一,无产阶级的思想,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所以我们以马克思列宁毛主义,贡萨罗思想,主要是后者为基础;二,需要领导人民战争的秘鲁共产党;三,人民战争,具体地说,是遵循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农民战争;四,支持性根据地或新政权,支持性根据地的建设,这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精髓。” 这四点具有普遍有效性,没有这四点,就没有人民战争,它们也是普遍适用的。让我们来看看: 一,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必须在指导思想中明确说明。正是通过人民战争,这种指导思想在实践中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每个国家都需要的伟大领导地位才能得以维持。这是普遍适用的。在中国和秘鲁都是如此。 二,共产党领导人民战争的必要性;这也是普遍适用的,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 三,人民战争的道路。关于这一点,修正主义试图歪曲人民战争理论,认为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其本质的一部分,因此只能适用于被压迫国家。但真正普遍适用的是明确要求人民战争并确定人民战争的必由之路的必要性。正如贡萨罗主席对于那些称我们为“教条主义者”的人所指出的,秘鲁也有一个特殊性:以农村为主体,以城市为补充,发展联合人民战争。在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必须在自己党的领导下,注意群众在什么地方,注意历史的创造者在什么地方,注意发动人民战争的人在什么地方,将这一道路建立起来。 四,支持性根据地或新政权。这里通用的是根据地或新政权。这里的普遍观点是,没有新政权,就不会有人民战争。新政权的具体形式、配置等,取决于各国的具体情况。这一点我们稍后将进一步探讨。现在,我们指出:“支持性根据地是游击战争部队完成战略任务,实现保存和增加兵力,歼灭和击退敌人的目的所需的战略根据地。”没有这样的战略根据地,就没有我们执行任何战略任务和达到战争目的的基础。(《军事路线》,总政治路线的中心,秘鲁共产党一大,1988年)。必须永远记住,在毛主席时代,游击战具有战略性质;没有游击战争,就没有人民战争,正如上面所说,没有支持性根据地,游击部队就不能完成战略任务。 这四个问题已经向我们展示了人民战争的意义。除了这四个问题之外,还需要增加更多关于战争规律、战术和战略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这次是无法回答的。未回答的问题,如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具体应用,正是在这一普遍理论的应用的层面上,但并不是说这一理论本身是不完整的,而是它必然要发展自己。它是完整的,但将继续通过共产党的实践来发展,直到我们同它一起进入共产主义。就像人一样:我们并非生来就不完整,我们生来就有头、身体、四肢、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等等,它们还会一直成长,直到生命终结。 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在这方面取得真正的进步,只有通过发动战争才能学会如何发动战争。各国共产党人都有责任把人民战争运用到实践中去,犯下他们肯定会犯的错误,并付出必要的代价,但这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式。 共产党人,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也有责任解决战争的期限问题,即人民战争的持久性问题,这源于敌我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敌我力量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一客观事实出发,为了使我们从弱到强,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来暴露敌人的缺点,发展我们的长处。因此,我们说,我军表面上是弱的,但本质上是强的,敌人表面上是强的,但本质上是弱的。因此,从弱到强,我们必须进行长期的战争,这个战争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战略进攻和我战略防御时期。第二阶段是敌战略巩固和我反攻准备时期。第三阶段是我战略反攻和敌战略退却时期。正是这样,贡萨罗主席明白敌我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正如在被压迫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一样,从一开始,敌我力量就大不相同,发动人民战争就是为了将这种优势从敌人那里夺过来,然后击败敌人。因此,无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不以敌人的力量为中心,敌人只有一个长处:他们拥有无数的武器及其技术。在其他方面,他们只有弱点,包括他们在全国范围内的集权——因为它是陈旧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政权。说它“均匀分布”是什么意思?从一开始,这就违背了列宁所确立的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这一思想在这一点上就已经不成立了。也许人们不知道,在他们的城市里,有些社区是他们无法控制的,也就是所谓的“贫民区”。他们的军队是雇佣军,帝国主义军队的基础非常薄弱,都是工人阶级出身。无产阶级的军事路线重在人民的力量、群众的力量,重在我们无所不能的意识形态。 这位修正主义说客并没有掌握这条路线,相反,他说我们必须坐等敌人给我们优势,坐等通过我们数百万工人的压力,我们必须等待世界大战(校注:原文为二战,与文章不符,此处译为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大危机。不!“我们认为革命问题不是来自反动派的战争。革命来自革命战争,来自人民战争,其他人只是坐在那里,梦想着如何把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变成革命。真是荒谬的理论”因此,这位说客否认革命是主要的历史和政治趋势,因为他否认夺取政权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了,否认群众、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斗争,否认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主要的是革命斗争,而不是为了政治权力的反革命斗争。 针对这些修正主义立场,贡萨罗主席告诉我们:“我们的问题是人民战争,特别是为人民战争做准备,以把这些侵略战争,把帝国主义内部的战争或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变成人民战争,或者即使没有帝国主义战争,没有直接的帝国主义侵略,我们自己也要准备起来,发动人民战争,敢于战斗,这就是秘鲁的情况。”贡萨罗主席强调:“让我们指出我们是如何‘白手起家’的,”因为毛主席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遵循正确和正义的路线的党,然后这个问题(即人民战争)就来了。因为问题不在于我们有多少人,而在于我们是否要发动武装斗争。在人民战争中,我们发展了党,建设了人民游击军,塑造了新政权,群众工作在质和量上有了飞跃;我们一直在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而现代武器的移交也越来越频繁。“……我们坚持党领导人民战争,绝对领导军队,因为我们遵循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我们还坚持认为,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那样,战争要服从于政治;我们将追随列宁的教导,即:战争是政治通过军事手段的延续;过去如此,将来依旧如此,由此衍生出战争的阶级特征。 ” 否认人民战争的修正主义立场 否定人民战争理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些人公开地、无耻地加以否定,有些人嘴上说着“人民战争”,但是改变它的内容,或者承认它只适用于被压迫的国家,或者只适用于具有某些地理特征的国家。另一些人至少有进行武装斗争的优势,但反对把它变成人民战争。 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由于它对推进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的重要性,对于粉碎和扫除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内的修正主义立场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现在来看看美国革命共产党是如何在其所谓的“纲领草案”中修正人民战争理论的。需要提前指出的是,他们和其他的人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在夸大帝国主义国家和被压迫国家之间的差别上,而实际上他们也歪曲了被压迫国家的人民战争理论,歪曲了人民战争理论的实质。 根据该“纲领草案”,有“两条基本路线”;被压迫国家的持久人民战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起义后的内战,这和人民战争除了名称以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大概是为了“证实”这一点,美国革命共产党申明“在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权力是集中的,并且均匀地分布在全国各地,技术、交通和通讯工具都是高度发达的。” 但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在意识形态、政治和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问题,但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中已经发生和正在进行着长期的武装斗争。我们可以举出一些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上有很大差异的国家的例子:德国、比利时、丹麦、西班牙、美国、法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等。它们不是人民战争,因为它们不是以毛主席提出的军事理论为基础的,它们没有达到上面所说的四项标准,但它们一直是武装斗争和内战,有些甚至持续了几十年。秘鲁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指出,像彼得格勒那样的起义并未再现,“……毕竟,十月革命不仅是一场起义,还是一场持续了几年的革命战争”。“纲领草案”所提到的帝国主义权力的集中,并没有能够粉碎这些由非无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力量所领导的斗争。 让我们简单看一下欧洲的一个具体例子:北爱尔兰。近40年来,共和军发展了武装斗争,直到今天,他们还无法被镇压(这里我们指的是60年代的“重新开始”)。这一切都是由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意识形态所引导的,并没有共产党。他们开创了这样一种局面:英帝国主义的军队和他们的雇佣军不得不以占领军的身份在敌对的领土上移动,使用“战争法”的行为只是从一个街区移动到另一个街区。那里展开了大规模的伏击和突击(甚至使用了手工制造但威力巨大的火炮),击落了直升机;游击战;更不用说无数的破坏、歼灭和政治宣传活动。事实证明,无论是在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还是在“天主教社区”,甚至几乎完全在一些较小的城市(在南阿马地区),英帝国主义的伞兵和特种空勤团(SAS)的杀人犯都不得不呆在营房里。因为如果他们离开,他们会直接遭受损失。他们甚至称其为“土匪国(Bandit country)”,这一盎格鲁-撒克逊军事术语用来指代由敌人控制的领土。这是战争。这是因为人民群众要战斗,因为人民群众愿意拿着步枪用生命来粉碎帝国主义。如果没有进一步发展,那是因为这些领导者从来都不想成功,因为他们有其他的阶级利益,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军事化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共产党的领导,而这样一个党会发动人民战争。这些都是必须加以研究的事实,但这里所述的情况再次表明,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这样做,这已得到充分的肯定的证明。如果另一个阶级能够这样做,无产阶级又能做什么呢? 在客观条件下进行持久人民战争的可能性,取决于革命形势的存在。美国革命共产党用了修正主义的老把戏,把革命形势和革命危机混淆起来,革命危机指的是在全国掌握政权的时刻,这样的危机不会像这些“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从天而降,而是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从不均衡的发展到增长性的发展,再到革命危机或革命兴起,战争本身的发展对我们是决定性的,其余的取决于总体的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复杂发展。此外,这些“理论家”只谈论“极端危机”和“正常时期”的情形,否认帝国主义的苦痛化,否认帝国主义腐朽的一面使革命的条件成熟,否认全世界不均衡发展的革命局面的存在。 新政权——人民战争的核心 许多否认发动人民战争可能性的人说,建立新政权,例如在帝国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为此,他们引用了毛主席的话,这些话可以追溯到人民战争理论刚刚建立的时候。1928年毛主席说:“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但是请看!这句话在《毛泽东选集》卷一中有记载。在指出世界革命的战略平衡的情况之后(原文没有使用这个词),注释讲到:“这样,就使东方各殖民地至少是某些殖民地的人民也和中国差不多一样地有可能长期坚持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有可能长期坚持由乡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争,并有可能由此逐步推进而取得城市、取得该殖民地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这样,中国共产党人告诉我们,建设新政权的可能性问题取决于国际和国内形势,取决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所处的阶段。因此,作为毛主席的忠实追随者,我们肯定,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战略进攻阶段中,在全国甚至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夺取政权之前,新政权是可能存在的。 问题是如何把人民战争的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以建立这种新政权的具体形式,去夺取它,保卫它,发展它。 欧洲的武装斗争包含了关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教训,而且在秘鲁也有战争经验,随着第六种新政权——人民斗争委员会的出现,再次出现了在城市中建立新政权的可行性。 修正主义者的另一个把戏是不谈新政权,而谈“解放区”。新政权的特征总是多变的,随着战争的变化,它可以在一个地方消失,在另一个地方重新出现。只有战略上的平衡,才能达到相对的稳定,也就是说,经过多年的战争发展,所谓“解放区”,一般只是在(战略)进攻中,快要在全国夺取政权之时,才会出现这种现象。把“坚不可摧”的支持性根据地作为发动人民战争的条件,这是违反经验的,意味着否定被压迫国家自己领导人民战争的可能性。 在这个问题上,贡萨罗主席在演讲中指出:“我们是战争的发起者!”人民战争开始前一个月,必须好好学习(下面这段话):“……在我们的心中、思想和意志中,人民的力量是鲜活的,我们把它带在身上。最初我们没有或者只有一支弱小、脆弱和不确定的后备军。同志们,我们决不能忘记人民的力量,工人阶级的状态,工农的状态。这一状态与我们并肩前进,我们把它扛在枪口上,依偎在我们的脑海里,在我们的手中搏动,它将永远在我们心中燃烧。这是我们脑海中的第一要务。我们绝不应忘记它。同志们,武装斗争在一开始会是脆弱和弱小的,因为它是新的,但它的命运将在变化中发展,这种变化就如一株脆弱植物的脆弱性的变化一般。我们最初种下的根,将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未来。同志们,这一切都将随我们明天要做的谦虚朴素的事情开始蓬勃发展。” 贡萨罗主席在1990年的著作《不要选举!要人民战争!》(Elections, no! People’s War, yes!)中进一步解释了这个过程的发展:“至于新政权,自1982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摧毁农村的旧政权;因此产生了权力真空,一天比一天大,并延伸到更大的区域;这是众所周知和公认的。这种权力真空是否仍然是一种政治上的不确定状态,一种阶级斗争的过渡时期?谁能相信旧政权已经被摧毁,没有什么可以取代它?对旧政权的摧毁难道不意味着作为制衡力量的新政权的建立吗?对旧政权的破坏和对新政权的建设难道不是同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吗?那么,在旧政权的破坏之上,新政权产生了,这是一个联合专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由人民军队支持。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新政权的发展,明显地遵循人民战争的流动性和我们具体现实的情况。但恰恰是随着1989年公开人民委员会(Open People's Committees)的增加,这个新国家趋向于变得相对稳定。” 否定人民战争导致选举和“和平过渡” 否定在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人民战争的可能性,也就否定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共产党军事化的必要性。美国革命共产党并没有将所有精力和所有党的工作都集中在发动和发展人民战争上,而是以“创造舆论,夺取政权!为革命做思想准备并组织力量”为“中心任务”,在革命危机从天而降时,“准备”发动武装斗争。而在这一点上,“关键角色”就交给了“党报”。具体来说,就是做新闻工作,传播杂志——也就是说,合法的、和平的工作。这就是说,继续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在“空闲的午后”挥舞红旗,却不把革命推进一毫米。 这将导致什么后果?这会使他们通过背后支持其修正主义立场的人说:“参加选举”,或者像其他情况一样,寻求“圆桌会议、临时政府和立宪会议的选举”。因此,否定人民战争的普遍性,就否定了革命暴力是夺得政权的唯一途径,就导致了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发动对斯大林同志的攻击,有的人还说什么“二十世纪‘社会主义’模式的痛苦经历”,这两者都不是偶然的。他们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荣经验和借由反革命强加于人的法西斯政权加以区分,这使人联想起对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发动的反革命总攻。 总而言之:我们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不能再继续生活在这个压迫和剥削的世界了,它给世界各地带来越来越多的苦难。在这个星球上,革命的形势是不平衡发展的,要靠共产党来把群众的愤怒组织起来,把抗议、造反、武装斗争变成人民战争。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粉碎和扫除一切反对人民战争的修正主义腐朽势力,要有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共产党;今天,要尽快在各自的国家发动人民战争。 秘鲁公开人民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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