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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工贼(2-1)

时间:2020-02-27 09:32:32    点击: 次    来源:红棉浪潮    作者:杰克·伦敦(Jack London)译者:疯马 - 小 + 大

漫谈工贼(2-1)


在一个人人为了食物与住所相互竞争的社会里,慷慨把人们所需的食物与住所以其名义统统破坏的时候,对慷慨更准确的理解是什么?智慧的老者有不同的思路:他把人的财产与生存联系了起来。击打一个人的食物与住所就是去攻击他的生命,而在一个需要拼命才能生存下去的社会里,用慷慨之名这么做就是恐怖而又有威胁性的。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一个劳动者会对另一个愿意接受低工资或主动加班的劳动者怀有如此强烈的敌意。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即过日子),他必须用另一个同样条款的来抵消那位劳动者的提议,这相当于从他享受的食宿中扣除一部分。把他一天的劳动力卖两美元而不是两块半,这意味着他、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不会有那么好的住宿,穿不了这么暖和的衣服,肚子也会空着。买肉的频率会降低,买来的肉质量糟糕,不营养;孩子穿不到结实的新鞋子;在廉价的房屋和社区里,疾病和死亡将更加近迫。
因此,一个慷慨的劳动者,以更少的回报(以食物和住所衡量)在一天内付出更多的劳动力,威胁到了不如他慷慨的劳动者弟兄的身家性命;即便是最好的情况,如果他不摧毁同类的性命,他也会危害到生活质量。于是,那个不怎么慷慨的劳动者便视他为敌,就像人们在一个穷困潦倒的社会里倾向于做的那样,一个人会试图杀死那个想要杀死自己的人。
当一个罢工者用砖头打死了顶班的人,他不会有罪恶感。在他心里的最深处,尽管他没有用理智理解这种冲动,但他得到了伦理上的许可。他隐约感觉到他有正当理由,就像守卫家园的布尔人对入侵的英国人发射的每一颗子弹都有情绪一样,尽管情绪会更激烈些。罢工者扔出的每一块砖头背后,都有他想活下去的利己主义意志和一丁点想让家人活下去的利他主义意志。家庭集团先于国家集团出现,而社会的基础仍然是原始的拼命模式,对罢工者来说,让国家的“生存“意愿并不像为他的家庭和他自己的“生存“的意愿那样有吸引力。
除了使用砖头、棍棒和子弹外,自利的劳动者还有必要用语言来表达他的感受。正如和平的乡巴佬称海军巡洋舰为“海盗“,精壮的市民称破门而入的家伙为“强盗“一样,自利的劳动者也用“工贼“这个无礼的名字来称呼那些通过更慷慨地支配劳动力而夺走他食物和住所的劳动者。“工贼“这词的情感内涵就像“叛徒“或“犹大“一样可怕,而情感上的定义也会像人的内心一样深刻而多样。所以用商业术语来表述他的实际定义要容易得多,比方说,一个工贼就是以同样的价格比另一劳动者提供更多价值的人。
接受相同的工资却比另一个人付出更多的时间、力量或技能,或者接受更少的工资但付出同样的时间、力量或技能的劳动者就是工贼。他的慷慨对他的同事们是有害的,因为他迫使他们也同样慷慨,他们并不喜欢这样,因为这样缩减了他们的食物和住所。但是,我们可以为这个工贼说句公道话。就像他的行为强迫他们变得慷慨一样,他们也通过出生时的运气和训练强迫他慷慨。因此他当工贼并非是他想当工贼。
无论是精神上的异想天开,还是良心的萌芽,都不会让他付出比他们更多的劳动力来换取一定的金额。
因为他找不到与他们同等条件的工作,所以他当了工贼。要干的活要比干活的人少。这是明摆着的,否则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的工贼。因为他们比他强壮,或者更熟练,或者更精力充沛,他因而不可能以同样的工资取代他们的位置。为了取代他们的位置,他必须给予更多的价值,必须工作更长的时间,或者拿到更少的工资。他这样做了,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的“活下去“的意志在驱使他前进,他们也在被“活下去“的意志所驱使;要活下去,他必须赢得食物和住所,而只有从某个拥有一小块土地或一台机器的人那里获得工作的许可,他才能如愿。要得到这个人的许可,劳动者必须让这笔交易对所有者有利可图
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在一定价格下比他的同行出售更多劳动力的工贼也没有那么慷慨。他和他的精力并不比奴隶和劳改犯更慷慨,顺便说一句,后两者是近乎完美的工贼。他们以尽可能低的价格提供劳动力。但是,在一定范围内,这类人可能会磨洋工和装病。但是,作为远多于机器的工贼,他们是不会磨洋工和装病的,它是理想的完美工贼。
当个工贼是不好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不入流或是没有同志情谊,就仅从吃和住的角度来看,这不是一项实惠的经济行为。没有人愿意当工贼,愿意付出最多收获最少。每个人的野心恰恰相反,为大多数人想付出最少收获最多;因此,生活在一个穷困潦倒的社会里,混战往往是由雄心勃勃的个人发动的。但最突出的是,联合产品的分配之争,不再是个人之间的斗争,而是个人们和群体们之间的斗争。资本和劳动施加于原材料,从中制造有用的东西,增加其价值,然后就附加值的分配问题发生争执。谁都不愿意付出最多,收获最少。每个人都致力于给予的比对方少,但收获的比对方多。
工人结合成工会,资本结合成合伙企业、协会、公司和托拉斯。其结果是群体的斗争,个人们作为个体没有参与其中。例如,木匠和工人兄弟会(Brotherhood Of Carpenters And Joiners)向建筑大师协会发出通牒,要求将其成员的工资从每天3.5美元增加到4美元,并要求星期六为无薪半假。这意味着木匠们正试图以更少的付出换取更多的回报。原先他们干六天拿到21美元,现在他们想努力五天半拿22美元,也就是说,他们每周少工作半天,多拿一美元。
此外,他们预计周六的半天假期将增加一名工人的到原先的十一人中工作。这最后一点为思考群体的观念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在这场特殊的斗争中,个人根本没有生存的机会。个别木匠会像尘埃一样被建筑大师协会粉碎,而个别建筑大师也会像尘埃一样被木匠和工人兄弟会粉碎。
在关于联合产品分配问题的集体斗争中,工人利用工会的两大武器:罢工和抵制;资本方面利用托拉斯和协会,其武器是黑名单、封场和工贼。到目前为止,工贼是这三种里最可怕的武器。他就是那个破坏罢工并制造后续麻烦的人。没有他就不会有麻烦,因为只要其他人不去顶他们的位置,只要他们正在与之战斗的特定的资本处于在强迫的闲置中,罢工者愿意和平地和无限期地罢工。
交战双方都有后备武器。但若不是因为工贼存在,这些武器是派不上用场的。但工贼顶了罢工者的班,后者立即使用最强大武器:恐怖主义。工贼因求生本能在骨折和暴力死亡的威胁面前退缩。我完全尊重那些劳工领袖(他们也不应该因为嘴上常提的话而被指),并且认为恐怖主义是工会定义明确、极其成功的一项策略 凭它超越其他手段为他们赢得更多罢工,超越其他手段。然而,必须清楚地理解这种恐怖主义。它完全是针对工贼的,把他的生命和肢体置于恐惧之中,把他赶出了竞争。但是,当恐怖主义失控,无害的非战斗人员受伤,法律和秩序受到威胁,财产遭到破坏时,它就成了一把双刃剑。这种恐怖主义受到劳工领袖真诚地谴责,因为凭它超越其他手段为他们输了更多罢工。
在恐怖主义下,一个工贼是无能为力的。一般来说,他既不像他要取代的人那样优秀,也不像他们那样坚韧不拔,而且他缺乏他们的战斗组织。他迫切需要强力靠山。他的雇主,资本家,拿出了他们剩下的两件武器,这两件武器的所有权是有争议的,但他们暂时碰巧控制了这两件武器。这两件武器被称为社会的政治和司法机制。当工贼被压得粉碎,就要在劳方团体的拳头、砖头和子弹面前倒下时,资本家集团就派警察和军队到战场上,开始大规模地颁布禁令。老板的胜利通常会随之而来,因为劳方团体无法承受恼人的机枪和禁令的联合攻击。
但人们注意到,社会的政治和司法机制的权是有争议的。在巨大的关于联合产品分配的斗争中,每个团体组织都在寻求每一种可用的武器。他们也没有被冲突的硝烟蒙蔽双眼。他们的战斗和在相关文书上的交锋一样冷静而镇定。资本家集团早已认识到控制社会政治和司法机制巨大的重要性。加特林机枪和法庭禁令已经粉碎了许多可能成功的罢工,在如此这般的暴力教导下,劳方团体开始意识到,这一切都取决于加特林机枪和法院禁令的台前幕后。了解工人运动的人都知道,一套明确的预备要掌控政治和司法机制的策略正在被制定。
这就是约翰·格雷厄姆·布鲁克斯(John Graham Brooks)先生所看到的笼罩着20世纪世界的可怕幽灵。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工人运动了;他一再重申整个劳方团体夺取社会政治机器这危险的可能性。正如他在新书中所说:“老板不太可能摧毁美国的工会制度。然而,如果我们所说的工会主义只是铁腕组织的无纪律而咄咄逼人的一面,我们将做出的就只是费尽心机而孤注一掷的尝试。Adroit and desperate attempts will, however, be made, if we mean by unionism the undisciplined and aggressive fact of vigorous and determined organizations. 如果资本在这场斗争中被证明过于强大,结果很容易预测。老板只需说服有组织的劳动者,让他们相信自己无法与资产阶级经理抗衡,那么他们现在投入工会的全部精力将转向咄咄逼人的投票社会主义。它将不会收到国家机关更多无害的同情;它将成为一股动荡不安的政治力量,一心想要动用一切税收对付富人。“
这场围绕着为了不成为工贼,为避免以更多的付出换取更少的回报,为成功用更少的付出换取更多的回报的斗争,并不肤浅。老板和劳方团体被锁在一起进行绝望的战斗,道德顾虑仅限面子问题的影响。劳方组织雇佣了商业特务、律师和组织者,并开始以其坚实的选票数量威慑立法者;更直接的是,在不久的将来,它将试图通过投票箱攥紧席位来控制立法部门。另一方面,人数较少的资产阶级集团则雇佣报纸、大学和立法机构,使其屈从于集团的需要,煽动舆论。
任何一方表现出的唯一诚实就是对另一方罪恶白热化的愤慨。罢工的卡车司机春风得意地把一个工贼带到一条巷子里,用铁棒打断了他的手臂,这样他就不能再开车了,但当老板用警察手中的警棍打碎了他的头骨时,他向上天呼喊着伸张正义。才不呢:工会成员们在自己岗位上一天会干17个小时,还会慷慨激昂地宣称自己一天工作八小时是上帝赋予的权利。
像科利斯·P·亨廷顿这样的资本家,依仗着“联盟“,在费了大半辈子功夫去收买无数立法机构的援助之后,他会义愤填膺,毫无节制地谴责劳方立法员中的“向政府呼救的危险倾向“。坦坦荡荡,一位把数万名可怜的童工带到摧毁他们生命的棉花工厂的老板,为一个被砖头击中背部的工贼悲伤地哭泣。这老板将在仅够充饥的工资基础上与一名无团体的工人签订一份“强制性“的自由合同,他说,“他妈的,爱要不要“,因为老板知道知道对于劳动者不接受意味着饿死,但在下一时刻,当工会组织者诱使那个工人加入工会时,他将以爱国的方式猛烈抨击,捍卫那所有人都有着不可剥夺的劳动权利。简而言之,任何一方的首要道德关切都是对方的道德。他们从事这个行业不是为了追求高尚道德,而是为了达到不用工贼的令人羡慕的地位,即得到的比付出的要多。
但这个问题远远没完。老板们憎恨“资本贼“,就像一众劳动者弟兄憎恨工贼一样。一老板在与劳动者打交道时,如果付出最少得到最多,他便不算是个“资本贼“;但同时,如果这老板在与资本家同行打交道时,付出最多得到最少,那他就是最坏的一种“资本贼“。一个老板所能犯下的最令人发指的罪行,就是欺诈他的同行老板。就像个体劳动者组织起来保护自己不受工贼的危害一样,老板也组织成团体来保护自己不受“资本贼“的危害。老板联合会、协会和托拉斯组织与工会无异。他们被组织起来,以消灭他们阶级之间的“贼“,并鼓励对方的团体中出现“贼“。出于这个原因,他们集结利益,决定价格,并向劳方团体展示一种牢不可破咄咄逼人的姿态。
正如以前说过的,没有人喜欢被迫扮演慷慨的“贼“的角色。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糟糕的商业手段。显而易见如果资本不比需要资本完成的工作多,那就不会有“资本贼“。当现有的工厂足够多,只是偶尔会停工供应某种商品时,竞争对手为生产那种商品而建造新工厂,就是明摆着表明有资本在市场外。这个新资本进军的第一个行动将是降价,用付出更多收获更少,薄利多销,简而言之,当“贼“,去打击其他做同样工但不那么慷慨的资本。
任何“资本贼“都不会因为其他原因付出更多收获更少,他希望通过压低自家价格,将竞争对手赶出市场,为自己赢得市场和利润。他的雄心壮志是要实现在这样一天:他既是买主又是卖家,在相关领域孤身一人,那时他便不是“资本贼“,花销最少,购入最多,把他周围的一切,小买家和小卖家(消费者和工艺者),压榨到普遍的做“贼“状态。举个例子,这就是洛克菲勒先生和他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尽管他做过所有“资本贼“的恶行,但到如今,他不再是“贼”还备受尊敬。然而,为了继续坐稳这个令人羡慕的位置,他必须在听到风声后立即做好再次做“贼“的准备。他已经准备好了。每当有竞争者出现,洛克菲勒先生就会从付出最少,收获最多转变为付出最多,收获最少,并以一种复仇的态度将竞争者赶尽杀绝。
组织起来的老板对“资本贼”另眼相视,不认可他的交易优势,并以最无情的方式联合起来反击他。组织起来的劳动者拿着棍棒,以更原始的方式对付工贼,他们并不比组织起来的老板更无情。
卡森先生讲述了一位纽约老板几年前退出糖业联盟并成为“资本贼”的故事。他身价约2000万美元。但是,糖业联盟与铁路联盟和其他几个联盟并肩站在一起,把他打得跪在地上,直到他大喊“够了”。他们狠狠地打了他一顿,他不得不把自己的房子、鸡和金表还给债权人。事实上,他被老板联合会打得一塌糊涂,就像工贼被工会打得那样彻底。不管是哪种情况,目的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摧毁“贼”的生产能力。得了脑震荡的工贼跑路了,“资本贼”则关门大吉,他输得连的鸡和手表都不剩。
但是,做“贼”不只是个人行为。就像个体伤害其他个体一样,群体也会伤害其他群体。而涉及的原理与工贼情况完全相同。一个团体,作为一个组织,常常被迫付出最多收获最少,因为这样做,能打击另一个团体的生活。此时此刻,整个欧洲都被美国这个“贼”吓坏了。欧洲正大声呼吁成立跨国联合会,以保护她免受美国的伤害。顺便说一句,这种宣传的本质与任何行业工会之间的宣传没有什么不同。麻烦是由付出最多收获最少的工贼造成的。美国“贼”邪恶行动的结果将是袭击欧洲的粮食收成和生活水平。欧洲保护自己的方法是停止她各部分之间的争吵,并组成一个联盟来对抗这一“贼”。如果联盟成立,陆军和海军将起到普通工人斗争中的砖块和棍棒的作用。
在这方面的联系,作为各国的巡视代表之一,法国著名经济学家M·勒罗伊-博利乌(M.Leroy-Beaulieu)说的很好。在写给《维也纳邮报》(TheVienna Tageblatt)的一封信中,他主张大陆国家结成经济联盟,目的是将美国商品排除在外,用他自己的语言来说,这一种经济联盟,“可能而且有希望发展成政治联盟”。
要注意的是,在欧洲大陆的代表们的发言中,他们全部将英格兰排除在拟议中的联盟之外。而在英国,人们越来越觉得,如果她不能团结一致攻防美国“贼”,她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正如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不久前所说的那样,“英国的唯一出路似乎是与孙子团聚,或者肯定会退居次要地位,然后在未来的英语种族历史上变得微不足道。”
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在谈到如果没有乔治三世的固执英国能获得什么,以及当英国和美国联合时会得到什么时说,“如果没有说英语的种族的许可,没有哪个国家敢开炮……”看来,在敌对的大陆联盟的排挤下下,在巨大美国“贼”的侧翼下,英国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加入“贼”的行列,武装的平克顿将扮演历史性的工贼角色。如果塞西尔·罗兹说了算,美国将能够不受阻碍地在欧洲做“贼”,而英国作为职业罢工破坏者和欧洲警察,将摧毁联盟,维互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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