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风”到“文革”（3-3）

时间：2018-10-27 17:36:28 点击：次来源：网络作者：佚名 - 小 + 大

从“整风”到“文革”（3-3）

1957年4月26日，毛主席阅4月24日《大公报》，写批语：”乔木阅，《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大公报》第一版在”全力以赴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通栏标题下，发表题为《广泛深入地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社论。
1957年4月27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指示指出：“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发出，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三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场、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分别在党与（一）工人、（二）农民、（三）学生、（四）解放军战士、（五）知识分子、（六）民主党派、（七）少数民族等七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地说服干部和群众。”
1957年4月28日毛主席审阅和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稿，作了加写和改写。
1957年4月30日上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党内外人士共44人出席。毛主席讲话：“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过去在工业、农业、文教等方面有什么矛盾是盲目的，现在把矛盾排一个队，算一个账。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
1956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指示说：”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二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所做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而不要开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
从以上毛主席在1956年——1957年上半年的工作中，在他对国内外形势所作的调查研究所形成的他在1957年2、3月份所作的两个重要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作为他的第二件事——即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的探索而提出来的。由于中国在1956年，对于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中国社会主义新的阶级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形成，中国社会基本上消灭了阶级对抗的剥削制度，毛主席认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他还特别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关于毛主席以上思想，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党内是存在认识上的分歧的，这集中表现在陈其通四人的文章发表以及各级党报，包括《人民日报》对此宣传的消极的态度上。
同时1957年反右前的中国，虽然资产阶级在党内的领导力量还没有完全形成，然而毛主席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关系的分析，无论对于党外的资产阶级，还是党内的资产阶级，都是十分正确的方针。尤其是通过党的开门整风来解决党内已经存在的党内无产阶级和党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严峻的形势下，在思想上、政治上进一步防止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腐蚀，达到使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党的阶级队伍更加纯洁的目的已是十分迫切的、十分必要的了。毛主席说：“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的，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而主观主义的学风、宗派主义的党风和党八股的文风，毛主席说这是党内的“三股歪风”。现在看来”整风“，虽然是”和风细雨“，但是对于当时已经谋到一定领导权的党内资产阶级来说，确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严峻的问题。因此，这次在新的形势下整风的性质与我党1942年的整风就有了一些变化，不能不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场真正严重的阶级斗争。但是对于它的严重性，我们大多数同志在思想上是不明确的，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能把整风转向反右，并且使之扩大化的客观条件。现在分析起来1957年的形势，非常复杂。党外资产阶级企图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共产党夺取一部分领导权。他们中的极少数人，并不准备真心接受党对他们的改造；党内资产阶级已经谋到在党内的不少领导权，在国际上有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为他们撑腰，即使是和风细雨的整风，他们也已是决心不愿意接受的了。而把整风变成”反右扩大化“，现在我们认识到，这就是党内资产阶级反对毛主席，对毛主席”整风“方针明目张胆的对抗。
反右”扩大化“的部分，就是有意的混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整的就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给党提意见的人民群众；这就在事实上歪曲、改变了反右斗争的大方向，必然会在实际上产生消极的后果。事实已经证明通过反右扩大化，形成的对党内外民主的压制，就形成了对1958年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共产风没有人敢于抵制的后果。实际情况是相当严重的，连毛主席亲自纠正都这么困难。毛主席要求吴冷西“五不怕”顶住压力使《人民日报》讲真话，他也顶不住。毛主席开了七千人大会，有七千人之多，但在很长时间，却没有人敢把当时的情况对人民群众讲清楚。而从1958年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大泛滥，就可以看到党内抵制了毛主席提出的”整风“后果的严重性。这就必然使党内资产阶级和人民之间的矛盾激化，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正是这种矛盾发展、激化的必然结果，不是毛主席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在党内的极大泛滥，是党内资产阶级搞反右扩大化，抵制当年毛主席及时提出党内”整风“方针的必然结果。我们从这里反过来可以看到毛主席当年的决策是多么的前瞻、英明、正确。
事实上正如毛主席所说，在1957年反右之前，我国由于抗美援朝的胜利、三大改造的胜利、苏联援建的工业的156个项工业建设的顺利完成；加之我国在就业、医疗卫生、教育领域的改造和发展，使工农劳动者生活与旧中国相比，得到了极大改善；党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使各民族人民形成了民族的大团结。党和毛主席的威信一直非常高，正像毛主席所估计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如果我们当时能按毛主席的设想，团结一致，搞好党的那一次整风，使全党思想更加统一，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得到更大发扬。那么在贯彻社会主义总路线的1958年大跃进时就不会出现共产风和浮夸风，1959年如河南、山东、四川、安徽就不会在农村收取过头粮，也就不会饿死人；就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困难程度也不会这么严重！我国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也就用不着从四清一直搞到文化大革命，来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也许早就实现了吧！
但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无情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不会因为无产阶级在一些国家的局部胜利而终结，它必然会因为自己的失败而表现得更加尖锐和疯狂，这种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反映到党内的路线斗争中来。资产阶级为了夺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必然要集中到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共产党内。毛主席从1956年以来从苏联党内的斗争和中国自己党内斗争的实践中，揭示的这个真理在他离开我们将近50年的今天，得到了更加有力的证明。这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新的历史阶段所出现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新问题。
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我们也许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国家在1957年就搞文革，也许会比1966年的形势困难少很多。至少全国不会有这么大规模的派性，更不可能产生武斗，因为那时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不久，我们党内毛泽东思想还占着统治地位；加之苏联修正主义刚刚上台，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共产党内的影响和渗透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实际上一个新问题的出现，人们的认识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毛主席在这个过程中是最先看清楚问题实质的，但是即使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大多数同志，包括党内的高级干部的思想都还是跟不上来，可见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形势，这还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啊！
分析起来资产阶级要在共产党内搞垮共产党，从建国以来的历史看，首先在组织上要通过拉帮结派，搞宗派主义的小山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来推行忽“左”、忽右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为此，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学风上必须配合以教条主义，这样才能使马列主义教条为派性利益服务。
因为他们脱离了群众，危害了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必然的他们最怕的就是群众和群众运动！因此能不能，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对待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专政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区别了。历史的发展无可争辩地告诉我们，由于当时党内的资产阶级没有接受毛主席通过整风，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方针，来改造党内资产阶级以适应社会主义新形势对党的要求。反而以反右扩大化的实际行动来抵制和对抗党的开门整风，并且通过反右扩大化在斗争中进一步打击了党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敢于向三种歪风进行斗争的群众，发展壮大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宗派力量。而这一切都具体而无可辩驳地反映在1958、59年大跃进中严重的反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共产风和浮夸风在全国的盛行和泛滥之中。而这股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本来恰恰是毛主席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所反对和要解决的党风问题。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在1957年顺利的解决了，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是也可以像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样，顺利的实现呢？

2013年4月15日是胡耀邦去世24周年纪念日。对于这样一个被陈永贵称为“胡乱邦”、消极影响远大于积极贡献的平庸总书记，歌颂美化的声音再次沉渣泛起。其中，以周瑞金的肉麻热捧文章影响最大，该文也被众多网络媒体转载。颇为可笑的是，周文一方面赞誉胡耀邦“从不自居为神”，另一方面却以极其崇拜的口吻把胡耀邦捧上了神坛。其实，周瑞金之流并非是真心歌颂胡耀邦，而与当初悼念胡耀邦一样，与胡耀邦本人是好是坏，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不过是借胡耀邦来演戏，鼓吹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罢了。既然是演戏，肯定就要歌颂美化，就要歪曲历史，就要欺骗人民，因此，还是有必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真实的胡耀邦。
当然，胡耀邦本人可能是一个正派、清廉、勤恳的干部，但他在80年代初西化大潮的冲击下昏了头脑，拜倒在西方文明面前，对西方民主理念和体制产生了向往和迷信。在这种思想基础上，胡耀邦自然会把改革前确实存在的局部性问题看做整体性问题，进而才有了一系列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根基的错误举动。也正是因为在西化派中比较干净，又说了一些实话，易于包装和美化，胡耀邦才成为主流舆论热捧和神话的对象。
陈一夫按：这几天中国各大媒体都在隆重纪念胡耀邦。但需要指出的是，胡耀邦同志毕竟也是那段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人物，在对其历史功绩予以充分肯定的时候，千万不要搞神话式的拔高，千万不要把胡耀邦同志包装成“公正”的化身，以及“自由民主科学”斗士，这无论是与那段历史，还是与胡耀邦同志本人，都有非常明显的出入。那段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如此神话胡耀邦同志，不但违背了唯物辩证法，同时也和胡耀邦同志一贯倡导的“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精神相互矛盾。历史事实不容更改，胡耀邦同志有公正的一面这没人怀疑，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在给反右和文革受害者平反的时候，胡耀邦同志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积极参与了清理“三种人”活动。诚然，清理“三种人”活动如果是理性的，我们当然无可挑剔，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真实的情况是，清理“三种人”其实就是曾经的受害者对曾经的加害者所实施的肆无忌惮的报复或曰政治迫害。尤其不能否认的是，由于曾经的受害者们缺乏足够的冷静和必要的理性，在清理“三种人”的过程中，不但让曾经的加害者受尽迫害，还牵连了很多无辜者，从而大面积的制造了新的冤假错案。事实上胡耀邦同志在八十年代初搞的那个长达三年的“整党”运动，如果从性质上界定，就是一场新的带有迫害性质的“政治运动”，如果就这件事看，说胡耀邦同志“公正”无疑是单方面的公正，并不是对双方都公正，如果对双方都公正，就不能借着秋后算账的机会报复对方。右派学者们强调，民主就是妥协，就是宽容。如果按这个是非标准判断，那无论如何也不能说胡耀邦同志是“自由民主科学”斗士，因为他既没有妥协精神，也不宽容，他和历史上那些历史人物一样，都没有摆脱冤冤相报的思维模式，要么是被别人整，要么是反过来整别人。所以说，我们党如果真的想摆脱那个恶性的历史循环，就必须用一分为二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无论他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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