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经济（4-1）
一、“文革”时期毛泽东总的经济战略和政策
“文革”中，毛泽东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根思想主线，就是“抓革命，促生产”。
“文革”之初的１９６６年８月，毛泽东在他审改多次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第一次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１０月，毛泽东在印发全党全国的陈伯达的报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上批示：
“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话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爆发“一月夺权”风暴，毛泽东立即表示支持，但他在讲话中又指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
“一月夺权”带来全国混乱之后，毛泽东又做出了维护生产的具体部署，主要就是派军队进驻生产单位。二月，他批示要求进行“三支两军”。其中除了“支左”外，“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都是为了保护生产和工作继续进行。三月，他又两次批示：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
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该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根据这些指示，人民解放军迅速接管和进驻了全国的生产建设要害部门，使动乱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１９６７年７月至９月，毛泽东在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又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要实现大联合；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１０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工矿企业实现大联合的通知，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解散了跨行业、跨系统的群众组织，使经济领域的动乱走向缓和。
１９６８年７月，毛泽东批准发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强令武斗地区的工人回到工作岗位。月底，毛泽东决定向仍旧混乱的大学派出工人、解放军宣传队，同时也向生产秩序尚未恢复的工矿企业派出解放军宣传队。此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群众全面造反时代结束。１９６９年，全国工农业改变了前两年的下降趋势。
全国经济形势稍趋稳定后，毛泽东考虑把生产搞上去。他在接见外宾时说：“中国人太多了，经济发展不相称。”“我们也愁，怎样把经济搞上去一点。”
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１年，经济领域出现了一个“跃进”高潮。毛泽东对此表现得比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要冷静，他说：“管理经济很不容易，早先我们不会搞，经过几个周折才学会了一点”。（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 页。）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在经济领域落实一系列政策，批判极左思潮，使国民经济有了持续的发展。这一时期，毛泽东还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批准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四三方案”，使我国对外经济工作开拓出一个新局面。
１９７４年１０月，他发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１１月又提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抓住这一有力支持，在１９７５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开展了经济领域的大规模整顿，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了好的形势。
虽然毛泽东不能容忍对“文革”的否定，先是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后又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但他并不允许像“文革”初期那样冲击经济领域。经他批准，１９７４年７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离职守的人员必须返回工作岗位；对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后期解决；把停工停产的行为说成是“反潮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必须加以批驳；各级党委要认真检查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制定措施。１９７６年３月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
“文革”期间，在一些地区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问题上有过反复，但在改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问题和分配政策上，毛泽东态度是十分谨慎的。
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２日，某野战军政治部一名干事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国家按同一价格收购粮食是“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建议“均贫富”，按穷队、富队以不同价格收购。毛泽东批示：“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看看结果再说。”并没有予以赞同。经过国务院派人调查研究，否定了这一建议。
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４日，主管农业的陈永贵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农村经济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解决“贫富不均”。毛泽东仍然没有明确表态，只批示：“在政治局讨论一次。”（转引自席宣：《“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义》，《党史通讯》1986年第10期。）９月２３日至１０月２１日，中央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建议，因大多数人反对，没有推行。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一直坚持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改革之前。
二、“文革”时期经济总体评价
这十年中，国家的经济建设仍在进行，国家的经济基础（所有制）和运行机制（国务院、国家计委领导下的计划经济体制）没有大的改变，“三五”、“四五”国民经济计划得到完成，大的建设部署安排没有中断，除1967、1968年两年外，总体上还是有所发展，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葛洲坝水利工程、南京长江大桥、刘家峡水电站等等。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从“文革”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统计数字上看，“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发展，是明显的事实。年平均增长率： 1967 年至1976年的10年（1966年因经济领域尚未受到“文革”较大影响，故不计入），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4.9%. 具体到各年，动乱最严重的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6%，1968年比上年又下降4.2%. 其余各年均为正增长。阶段发展指标：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 ，社会总产值增长77.4% ，国民收入总额（按当年价格计算）增长53%.生产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产品产量相比，钢增长33.5% ，原煤增长91.7% ，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氮、磷、钾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 ，粮食增长33.8% ，油料增长61.6%.在纵向上与建国初期相比较，以１９５２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为１００％，可以看出，１９７６年的指数６２６。６％比１９５２年的指数增长了５２６。６个百分点。（《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出版社，第57、50、33、444 —447 、364页。）
从长远战略目标看，1966年至1975年执行的“三五”、“四五”计划，承担了中共八大提出的用三个五年计划初步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后十年任务。到1978年，我国工业和农业总产值的比例构成，已经从1952年的43.1：56.9，变为75.2：24.8，（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可以说初步实行了国家工业化的目标。
因此，叶剑英1979年在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目前，全国工业企业达到三十五万个，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三千二百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二十五倍。从我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一九五二年算起，到一九七八年，我国工业发展尽管有过几次起落，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百分之十一点二。”（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大会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 月30日。）
有人提出：“文革”时期的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准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同志的文章回答说：“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李成瑞：《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经济研究》1984年第1 期。）
所以，说“文革时期”“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应当说：既遭受了巨大损失，也取得了一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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