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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10-19 11:17:57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 小 + 大
“文化大革命”无须正名 一 文化大革命是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在中国由毛泽东发动和亲自领导的一场震动全世界的政治运动。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规模最大的，影响最深远的一场发生在特定国家，特定政治力量之间的大交锋。这场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影响，是任何力量都无能磨灭的。 当然和任何事物一样，对文化大革命褒贬两由之，也是不会因为什么个人或其团体的好恶，说消除就能消除的。如果是站在一定立场上，因为政治主张相异，或者因为对自己以及自己的阵营，确有所大碍有所伤害，因此刻骨彻肺痛狠之、否定之，是一回事。但一定会有另外一批为数更多的人们,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一个冷静的、丝毫不带偏见的客观结论，那将是期待已久的事。现在人们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一切都需要时间。 历史一定会从“文革”这座超大型矿藏中，不断掘取可资借用的启发和现成的路线、方针、政策。无论是正派方面，还是反派方面。 也可以预料，在中国的传统与现实的文化语境中，文化大革命，注定了会与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一样，将在历史上留下长久地是非争议。 二 “文革”，既然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洪流之下，必有伤残，对维物主义者来说，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英明的统帅行兵布阵，即是打了大胜仗，也决不可能就没有伤亡。况且兵家胜败乃是常事，再伟大的将帅也可能有胜有败，只是损失与收获孰轻孰重，必要代价与全局长远利益的关系问题。 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矛头是指向社会面的，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那些文化教育界“学术权威”、专家、教授和社会上的所谓“地富反坏右”，还有非毛泽东之过的在大专院校大抓青年学生中的“右派”。但是社会面上的这些人，在过去的历次运动中都被触及过，因此被称作“死老虎”，并不被多么重视，很短暂就过去了。至于青年学生被整，也只有一两个月时间。应该说都还不是主流问题。 因为毛泽东确定的“文革”斗争大方向，是非常明确而不含糊的，“主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在学校学生中大抓“右派”，被毛泽东认为是政治对手对这场运动的有意干扰破坏，因此及时果断地制止，并有效地纠正了。 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一开始就被确定为“文革”的主要任务。毛泽东用了极大的力量，不断纠正偏离这一大方向的问题，仍然避免不了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和抗拒。由于运动的过于迅猛，特别是林彪野心膨胀，有意推波助澜，借机排除异己，明目张胆地拉帮结伙，肆无忌惮的培植自己的反革命班底，确实打击伤害了一大批革命老干部。像贺龙、彭德怀、陶铸等就是被他们无端整死的。 在左派内部，同样由于一些有野心，又无德无才，政治水平太差，乱出瞎点子的极左分子，成事不事例是足败事有余，直接起到了破坏干扰的作用。最典型的，武汉“7.20”事件的发生、处置及其预后。 “中央文革”重要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还有陈伯达，针对“ 5.20” 事件，擅自越权，提出“揪军内一小摄”的反动主张，几乎毁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和国家的“钢铁长城”，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此事曾引起毛泽东的极大震怒，他虽然果断地纠正了这一危险的错误，毫不留情地处置了“王关戚”。但是由此给军队造成的混乱，不仅直接削弱了“钢铁长城”的权威性，也增大了“文革”的负面影响。不少军队老同志由此受到了不应有的迫害。 作为“文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声势浩大的“一月夺权风暴”的续进，是建立各级新的政权“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革委会”其人员组成原则是“军革干”（指军代表、造反派、老干部）和“老中青”两个三结合。“干”和“老”，就是那些一度被群众揭、批、查过的，即不同程度挨了整的老干部。包括被确定的全国最大的“走资派”二号人物，也曾被两度请出来，委以比“文革”前更高职位的重要职务。 就是说除过因为可以理解的复杂的多种因素造成，确有极少数革命老同志被不幸整死之外，绝大多数受冲击、挨了整的老干部，基本上都是官复原位。而老干部们要被新的革命政权“革委会”结合进去，必经的程序和原则，是在整个“揭、批、查”不同阶段，经过自己“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群众的认可，上级的批准。因此至少要在口头上认可“文革”、拥护“文革”，这一点任何人，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例外。 现在来看，文化大革命当中，无论是由于某些政策策略的不完备，还是政治对手与敌对势力的有意干扰与破坏，打击面大了一些，由此造成的人员方面的伤害，特别是对普通无辜群众和革命老干部及其亲属的过火行为，是人们至今难以释怀，耿耿萦心的事，应该说这是“文革”负面影响最突出的所在，直到现在，成为留人话柄的重要由头。 三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疯狂及其覆灭，清楚地揭示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存在与生死较量，是客观的存在。这是不以什么人的好恶褒贬而能够否定的客观事实。 “文革”向世人清楚无误地展示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除过帝国主义的武力颠覆、武装入侵之外，一般情况下，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两大势力（有时侯还有两个司令部）的政治斗争。 现在，走资派与汉奸卖国集团及其喽啰们，说搞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了争权，为了当秦始皇。这是把严肃的政治斗争，降低到村妇骂街的水准。一味发泄，没有道理，无顾逻辑的奇谈怪论，既违背其码的常识和事实，也暴露出没落者的无奈、无聊。这无助于人们以平常心、以客观的、科学的应有态度，去研究和认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本来面目，以汲取必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毛泽东当时就是中共中央的主席，是具有任何人不可比拟的威望和权威的最高领导人，存在什么争权问题。毛泽东以主席的位置和资格，在有主要政治对手参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经过正式程序，通过了关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从近年来陆续公开的资料和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文革”的政治斗争的属性是没有争论的。既然是一场政治斗争，那只能在政治的规定性和高度上来作为着眼点，才能谈到准确、客观、有价位的研究。那种意气用事、明显的偏颇和茅于轼、辛子陵和叛卖者李锐之流，下三滥泼妇骂街式的东西，实在太过破败，上不了大雅之堂。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文化大革命作为毛泽东老年阶段所犯错误的主要问题。与其一系列相关的表述中，都是着眼于政治问题。近年，特别是国外的研究，还进一步揭示出文化大革命政治属性的形成、表现及其来龙去脉。 刘少奇同志根据他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转折，及其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政治的理解，在党的八大提出并始终坚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政治判断。八大后，尽管毛泽东提出不同意见，刘少奇在之后接连发生的“三反五反”、工私合营、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等一系列重大政治经济活动中，都不同程度地坚持了他的这些主张。特别在他代替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以党的副主席身份在一线主持党的工作之后，他的这些政治主张在体制内得以推行，并且逐渐显示出成为主流的可能。 1964年底到1965年初，在中央政治局有关“四清运动”问题的讨论中，毛刘的政治主张公开化。 大家知道，刘少奇同志的政治主张，关系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路线，与毛泽东同志所坚定主张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主张相左。毛泽东考量到这一政治主张的长远发展趋势，会产生与他所认定的完全不同的社会后果。他放弃了在党内进行路线之争的途径。毛泽东最终以发动文化大革命这种错误的方式，来处理与刘少奇为代表的政治主张及其已自成体系的路线之争，犯了严重错误。 正是基于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错误，才确定了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是坚决拼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把发展经济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强调这是一百年不动摇的“硬道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又道是有比较才能有识别。经过30年的实践，经济发展在前30年建设的基础上，的确有了较大的进展。全国城镇迅猛扩展，高架林立，楼宇遍地。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生活天上人间。以西方GDP标准衡量，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着实惊人。 但是，科学发展观和转变发展方式的确定与贯彻，这一新的大政方针的所以提出，表明现有的发展方式所造成的问题，是无可持续性，不能再继续下去。 作为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一切为了国家和人民大众的神福祉，而不存在私利的共产党，制订与执行的政策方针，其执行贯彻的结果，当然要讲得与失，要把成积和问题分别搞清楚。作为阶段性的回顾，发现问题，就要不带任何偏见，不渗任何私利的改弦易辙，以利再进。 至于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是与非，肯定与否定，尽管太大的深度，太强的既定思维，仍然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是大非，是无法加以回避的大原则问题。 四 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以及他亲自发动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践，是迄今为止，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座高峰。 第一，人类历史上，马克斯和恩格斯为工人和无产阶级革命贡献了指导性思想理论基础；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俄国工人武装夺权，使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成为可能。他们在与新老帝国主义及国内外敌对势力殊死搏斗中，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但是，在工人阶级已经争得胜利，在夺得政权之后，如何防止旧世界的反扑、颠覆，有效制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上，特别在如何防止执政党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叛无产阶级，与世界资本主义接轨的问题上，列宁和斯大林时代主要致力于公开的敌对阶级的斗争，共产党内部显性斗争尚未形成。马克斯和恩格斯更不可能接触和解决当时历史尚不存在的问题。这一决定共产主义运动前进方向和命运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及其英明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身上。 毛泽东作为当之无愧的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以其天才的理论创造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成功的解决了这一关键难题，为国际共运和全人类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第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贡献，首先就在于，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缔造者和最高领导，他以空前未有的胆略和勇气，向人民大众亮出了共产党内的黑暗面，指明了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革命的对象也是最主要的敌人，就是党内的走资派。 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世界上人口最多、面临内外敌人最强大，而自己完全是在白手起家、以一群一无所有的泥腿子农民为主体的造反者，只用了短短地28年，就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终于打败了被美国武装到牙齿的800万蒋家军，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新政权。向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接着又领导人民两次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 共产党以其一个接一个的人间奇迹，打出了“执政的合法性”，自然地争得了任何政党难望其项背的崇高威望，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这一点在中国人脑子中成为定势。在这个定势下，没有人怀疑共产党，更没有人会想到共产党里还有反党分子、有与人民为敌的坏人。更不可能认识和懂得“走资派”就是新形势下，最重要最危险的敌人。 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毛泽东清楚判断党内走资派的政治意图，斗争已渐趋显性的情况下，他只有通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特殊方式，彻底把党内的黑暗面暴露在广大人民的面前。毛泽东号召人民大众“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明确向人民大众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历史大问题。推动人民真正起来做共产党的主人，做社会的主人，做历史的主人。教育人民认识并主动参预到与走资派的实际斗争中来，预演了发动群众反对和制止走资派，用温水煮青蛙，在不知不觉中，把党和国家引向资本主义复辟邪路的阴谋。 第三，在明确了新的历史形势下，革命的对象这一首要问题的同时，毛泽东的第二个伟大理论建树是，反复强调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必须始终保持并突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这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就必然在思想上、文化上、制度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清除产生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战斗性。发展经济不是不重要，人要吃喝住行，社会要进步，生活要改善，这是小孩子都懂得的道理。问题只在于一个革命政党，如果不懂得“纲举目张”的道理，有意无意放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接受奴役者的“普世价值”观那一套，把嗅狗屎当成了宝贝蛋。中国最近30年的实践的结果，已经如此鲜明如此清晰地向人们显示，那是自己颠倒神魂，投人罗网，任人宰割的路数。 第四，文化大革命发明并实践了大民主。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充分最实在，含金量最高的，真正属于人民大众自己的民主和自由。“文革”大民主，实行自下而上广泛发动群众，工农兵学商一齐上阵，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武器”，造成了一种从来未有过的群众起来直接参预政治的大民主。这使西方那一套金钱裤裆里的所谓“民主自由”，两相比较，无地自容。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真假自辩，一目了然，无法比拟。 第五，“文革”在文化教育等整个意识形态领域也展示了一个新格局。起始阶段，首先打掉的就是所谓“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属于典型资产阶级范畴的虚伪教条。腐朽反动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因为他们手里没有真理，总要编造出一些冠冕堂皇，很能欺骗弱者，专为有产者服务的假道理来欺世盗名。明明报刊媒体全部掌握在资产阶级学阀、叫兽、专家的手里，不要说工农大众根本无缘,就是毛泽东支持的有关文章，因为是反对他们这帮政治异已分子的，他们就敢硬是顶着不办。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如何去与压迫者、剥削者“平等”，有走资派和汉奸卖国者的自由，就绝不会再有无产者劳苦大众的自由。 反“文革”人士说，文革残害的是中国人的灵魂。问题是中国人也罢外国人也罢，凡是人都具有不同的阶级属性。那些吃人阶级的人的“灵魂”，肯定不同于被吃者的灵魂。是“文革”使亿万工农兵学商的灵魂得到了一次淬火，一次升华，一次大亮相。至于那些吃人者的灵魂，如果它不愿意改邪归到劳动者一边去，那被“残害”、被消灭，只能是它们自觉自愿选择的归宿，又怨何人。 反“文革”人士最有说道的热门话题是，文革对文化的摧残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所谓“知识分子受迫害”最典型的要算茅于轼一个吧。老先生自感是标准的右派，当然会是第一批受“文革”横扫的人。现在活到八十多的高寿了，不仅嘴头上以被文革过的右派自豪，实际能够精气神那么足地为美国主子奋力战斗，从身体到精神还真还难以看出被迫害的后果。再说代表当世最顶尖科技成就的“两弹一星”，正是在“文革”中及之前不久搞定的，那一个为数不小的科研集团，也没有现在那样的高工资、高待遇、高外快,全凭着被“迫害”能够创造那样的人间奇迹。这类“迫害”价位够高的。 “文革把美丽的变成丑陋的，高贵的变成低贱的，独立的变成附庸的，思想的变成盲从的。文革把中国人从文化上变成了野蛮人，变成了不受道德和伦理约束的人群。”这里人们首先感到难办的是，这些话说的事情是发生在那个历史段。这不是“普世派”精英们提倡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多元化，大肆贬卖“黄赌毒黑腐”造成的社会现实吗，怎么能把帽子错戴到“文革”的头上去了呢。“ 这场运动过后，中国人从此和历史上的中华文明失去了文化上的联系。”常言道，说话要有根据。孔夫子都上了天安门，国学早都办到全世界了，是无病呻吟吧。 “文化传统被颠覆，文化系统被破坏，旧世界被砸烂了”应当说这才是准确、精到、确实有点水准的评说。 五 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当然要讲政治。但是，是不是因此就不讲经济，不要经济了呢。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探索与实践如何正确处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正是“文革”以从来没有过的在重视程度，把发展经济的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提了出来。用“文革”方式探索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发展经济，把发展经济放到一个什么适当位置的问题上，并且得出了结论，取得了成果。 “文革”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抓革命是方向，是手段；促生产是立脚点，是目的。只有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沿着正确的道路，才能从政治的高度，用无限的政治热情去激励、保障发展经济。发展经济才可能沿着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的方向，以一般情况下所不具备的超高速度，健康持续地发展。 解放后前30年，因为坚持了政治挂帅的方针，在国民党留下的一穷二白，破烂不堪的烂摊子上，以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高效高速，建成了初步工业化的现代经济，为之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提出来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可以说是革命政党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坚持既定政治方向关系，最有实效的方针。这已为6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特别是近30年来的经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所反复证明。 “文革”几年中，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之下，经济发展仍然取得了惊人的成积，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其速度年均在14%上下，最高年份达到16%，是不是人类历史上创造的速度之最，有待专家们去研究。 “文革”中，单只数百万红卫兵大串连，吃住行的花费，那要多大的财力物力去支撑，其组织协调牵扯的方方面面，又是一个何等巨大的工程。几百万人的大流动，并没有听说发生过什么意外、突发事件，连小偷小摸都根绝了，那些都是偶然的吗？“文革”中科学技术方面像“两弹一星”那样突破性的成果，至今无法超越的恐怕不是一项两项，也不是三项四项。 “文革”后有人说，“文革”使“国民经济发展濒临崩溃”的边缘，不知道那都是从何说起呀。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另一位西方学者不无感慨的说：“中国获得的外援像金子一样少。就是这样，他们还是一天比一天强大，60、70年代‘两弹一星’，还有看不见的和不知道的，不能不让我们害怕、恐慌!” 在阶级社会里，政治是无情的、现实的力量。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前国内外媒介，离开中央有关“决议”精神，在全盘否定的基础上，极尽丑化，极尽攻讦之能事。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是对着执政党的位子来的。 无论怎样，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发生了空前影响的惊天大事件，有如一座大山耸立在那里。正名也罢泼污也罢，其功过自有历史会作最终结论，无须我等正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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