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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5-05 20:56:28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肖新民 - 小 + 大
文革忆实 今昔对比（3） 3、激动的1966年下半年 3.1 还在天津电子仪器厂的时候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批判陆平（校长兼党委书记）等人的大字报。这些，引起了我的关注。接着，又公布了改组北京市委、将彭真（第一书记兼市长）撤职的决定，使我受到强烈震动！ 我知道，市委改组，是党纪的最严厉处分。我听过彭真两次报告。第1次，1957年5月，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彭真对高校党团员讲话，他严肃批评了一些党团员面对猖狂的反党言行迷失方向：“你们不要被人家打一闷棍，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他又要求党团员沉着思考、注意政策、不要随意表态：“别着急，先听人家的……过些日子，会有大家说话的时候。”第2次，1960年7月，彭真对北京全体高校应届毕业生讲话，强烈谴责外国修正主义、帝国主义：“美国搞那么多炸弹，难道是给你结婚时放礼花玩的？当然是用来杀人的嘛！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对帝国主义侵略放松警惕！”这些报告，使我很尊敬彭真。没想到，他犯了严重错误，受到严厉处分！ 我利用一次厂休日（天津为了错开用电，工厂并不都在星期天休假），去了一趟北京大学。那天恰好是批判陆平的第一次全校大会的第二天。我很快就找到了物理系、无线电系的老同学和原来的老师们。留校任教的吴德明、许培良2位老同学向我详细介绍了批判大会的情况，在一起的其他同志也随意插话补充。他们还告诉我，这次政治运动，中央在5月中旬就发了通知。但是他们没听过“通知”的正式传达，不知道具体内容。过了很久，我才知道，这就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简称《五•一六通知》，由于慎重，《通知》全文直到1967年5月才由《人民日报》正式发表。 接着，天津电子仪器厂也开了批判大会，批牛鬼蛇神、批彭真、批陆平。那是一天下午下班以后，大家随意在室外空场搭了个小台，各人搬凳子随意坐，免得在室内会场太热。那是个群众大会，没有专门报告，可以自由登台发言，下面小声嘀咕的也不少。我和邓平恰好同在车间劳动，就一同走向会场坐在一起。我把去北京大学的情况告诉邓，他很感兴趣，认为我介绍的内容很有意义，而且认为电子厂大会批判陆平的发言不得要领，非常希望我能在大会发言。我多次递条子请求发言，会议主持者却始终没有安排，要求发言的太多了。邓平和我都为此感到惋惜。当我告诉邓5月“通知”时，他说知道，的确特别重要；但是没有说到任何具体内容，他说现在还没有在党外传达，甚至没有传达到基层党组织。我当然没有追问；但是心想只不过是“通知”，必然很短。更不知道批判了彭真关于文化革命的“二月提纲”。不久后，李、邓、赵都撤离了电子厂。 3.2 到天津第二电子仪器厂之初 1966年7月1日，我被调到天津第二电子仪器厂工作。上级决定，“电子厂”的部分产品转给“二电子”生产；与转出产品有关的部分技术人员和工人也同时调往“二电子”。“电子厂”原有职工总数约1500人，调出约150人给“二电子”之后，又接受了一批复员军人、补充了一批半工半读学员，职工总数基本不变。“二电子”原有人员只有三四百人，接受“电子厂”的调入和一批复员军人，职工总数上升到约600人。 去到“二电子”，很快就知道，1964年，他们没有搞人人过关的“摆评”“批判”，却“揪出了”“71个重点人”（老中青年都有）作为全厂批判对象，这也是市委工作组和厂领导共同研究策划的，显然是模仿“桃园经验”的又一成果。“二电子”历史复杂，日伪时期是“华阳烟厂”，当年的亲日厂长杨建庵还是“二电子”的管理干部，把他列为重点人是想当然的事。把当年在“华阳”受剥削的老工人也视为有政治历史问题（被认为“曾在敌伪工厂工作”）甚至视为敌我矛盾，就毫无道理了。而且，百分比如此巨大，更使人很难理解。 不久后，又知道重点人中有一个很有影响的人——李永喆。李家是世代贫苦农民（土改时正式定为贫农），自己进城务工。李永喆解放前后都常常仗义执言，为工人说话，反映同事们的意见和合理要求又说话很冲，所以常常得罪解放前的资本家和解放后的厂领导。“二电子”对李永喆的处理极为严厉，被遣送回乡，监督劳动。而杨建庵则只是不当干部，不减工资，仍在厂内从事一般勤杂劳动（杨做不了任何技术工作）。 有一位青年工人甄子奎，在1964年的政治学习会上，有一名年岁稍大的女工作组成员按名册点名，她觉得奇怪：“这是嘛名字？瓶子套。谁叫瓶子套？你爹妈怎么给你取个这名字？”她又厉声大呼了几次。大家不敢回应。“啊，瓶子套无故缺席。”甄子奎同志的反应很有意思，一直平静地听着，然后举手“报告！我的名字没有点到。”于是出现了几句争论。甄子奎说：“您不认识我的姓名，我没意见。您可以问，也可以去办公室查字典。不能怪我的爹妈。”就这样，甄子奎被认为戏弄、侮辱了工作组员，是政治上的反动行为，就因这样的荒唐理由被定为反动分子成为“重点人”。直到“清队”（见下文）时，甄子奎的哥哥已被结合为区革委领导干部，持市革委介绍信来正式了解弟弟的政治表现，“以便配合教育”。厂革委才被迫全部取消对甄子奎的歧视，“瓶子套”的理由过分荒唐，说不出口！ 全国形势发展很快，政治学习大为加强，每天下午都要学习报纸、文件。大家自然会谈论天津的社会情况和厂内的情况。下班后很多人都会去看街上的大字报，接受散发的传单。 正是这时，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病逝。市委、市政府、市领导为此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吊唁活动。要求每个单位都组织全体职工前往灵堂“瞻仰”遗体，同时严厉规定，革命群众必须参加，“牛鬼蛇神”绝对不准参加。这实际上成了一次由单位领导人主观划分敌我界线而且当众宣示每个人政治地位的活动。其实，万的病逝，是一次极为普通的事情。万没有明显的功过，死前没有多少人关心过市委书记是谁。所以，后来不少人批评这次特别隆重的“吊唁”，实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死人整活人的一次政治活动。还好，我被列为必须参加吊唁的人。我知道，“71个重点人”以及我不知道原因的不少人则不准参加。 3.3 火红的八月 1966年8月8日晚，我们在单身集体宿舍听到了广播，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这可是当天白天刚通过的呀。比“二十三条”还快，这个“十六条”当天就和广大群众直接见面了。激动、兴奋、深受鼓舞之情自不必说。 这些日子，在学习会上，有人念了一些中央首长的讲话，我从街头也得到过一些类似的传单。 叶剑英元帅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赞颂了毛主席的健康情况。他说，齐白石活了94岁，毛主席前不久还横渡长江，比齐白石的健康情况好很多，肯定能活到150岁，还能活70多年；从建党开始，经过28年斗争建立了新中国；肯定用不着再花70年，毛主席一定可以领导世界人民消灭一切帝国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看着听着这样的讲话，我们虽然觉得叶剑英过分夸张，同时也感到高兴。 在不少次群众大会上，刘少奇主席多次强调：“我们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文化大革命，不晓得怎么搞。”不久后，听说邓小平总书记也说过同样的话。 这回，“十六条”可是明确批评了“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呀！我想，刘少奇主席和他说的老革命，也许就是这一类该被批评的人？这也许是刘少奇主席、邓小平总书记和那些老干部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宣泄方式！你们也是赞成、通过《十六条》的领导人之一呀！怎么好意思说“不晓得怎么搞”呢！ 不管怎么说，“二电子”本单位的领导人，我们真的越来越觉得是该被批评的。 有一天傍晚，我在街头的一处群众集会上，听见有人反复宣读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信。他读作“……红卫兵同志们”，我还以为他读错了。我以为，某一位学生姓“洪”名“卫兵”，一个人，怎么能“洪卫兵……们”呢？我特别注意到毛主席支持学生“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尤其是，信末谆谆告诫“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毛主席“团结-教育”的方针深深地使我感动。 很快，我知道了不是一位“洪卫兵”，而是“红卫兵”组织。北京很多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天津的红卫兵组织也大量成立。对社会影响很大的有：南开大学的卫东红卫兵、八一八红卫兵，天津大学的八一三红卫兵，天津工学院的八二五红卫兵，河北大学的八一八红卫兵，劳动局第二半工半读学校红卫兵。 “电子厂”的半工半读学校也停课闹革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他们自然来到“二电子”宣传“十六条”。岂料“二电子”厂领导却组织一批人限制他们的活动，接着甚至认为他们的宣传是搞破坏活动，把他们驱逐出厂。如此“限制-驱逐”使群众强烈不满，由“电子厂”调来的职工尤其感到愤怒。 3.4 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检阅红卫兵 1966年，八次接见红卫兵，毛泽东主席每次都亲自参加。 第一次，8月18日 受阅100万人（集会，游行）。林彪、周恩来讲话。新闻报道文末，登上天安门城楼共同参加检阅的各方面负责人名单有：陶铸、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江青… 第二次，8月31日 受阅50万人（群众受阅，不游行）。领导人：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邓小平、康生、刘少奇、陈毅；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叶剑英、肖华、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分乘5辆敞篷汽车缓行绕场一周，和群众见面。 第三次，9月15日 受阅100万人（集会，游行）。林彪、周恩来讲话。毛主席、林彪和焦裕禄之女焦守云在天安门城楼东侧亲切合影。登上城楼检阅红卫兵的国家领导人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陈云…谢富治等；其他各方面负责人还有…江青… 第四次，10月1日 150万人（集会，游行）。毛主席、林彪以及党和国家的主要负责人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朱德…肖华、杨成武、江青等登上天安门城楼。国庆之夜，毛主席、周恩来在金水桥旁席地而坐，和群众一起观赏焰火。 第五次，10月18日 受阅150万人（群众受阅，不游行）。毛主席、林彪，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贺龙、李先念、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雪峰、谢富治、刘宁一、肖华、杨成武、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等，分乘9辆敞篷汽车缓行绕场一周，和群众见面。 第六次，11月3日 未报道受阅人数。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持续站立七个多小时检阅群众、向群众挥手致意。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有毛主席、林彪，以及中央和其他方面的领导同志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宋庆龄、董必武…江青、刘志坚、张春桥、吴德等；还有邓颖超…阿沛•阿旺晋美…路易斯•斯特朗等美、英多国人士。 （摘抄者特别说明：原报道将10月18日的那次称为“第四次”而未计入国庆的一次；报道11月3日的这次时，专门说明，计入国庆的一次，而将10月18日的改称“第五次”。） 第七次，11月10、11日 第一天，50万红卫兵分乘6千辆大卡车通过天安门受阅，持续6个多小时。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高呼“同志们万岁”！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有毛主席、林彪，以及中央和其他方面的领导同志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刘少奇、朱德、李富春、宋庆龄、… 第二天，150多万群众排列在广场东西26里长的大道上，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分乘多辆敞篷汽车缓行，和群众见面。 第八次，11月25、26日 分两天进行，两天受阅共250万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有毛主席、林彪，中央和其他方面的领导同志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宋庆龄、…江青、吴德等；还有廖承志…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郭沫若、程潜、张治中…李德全… 11月27日的报道专门说明：这是“明年春暖前的最后一次”检阅；至此，共8次检阅红卫兵，累计受阅共1100万人次。 从公布“十六条”开始，不久后，知道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当然联想“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会不会是批评刘少奇主席和“桃园经验”呢？那么，我当然也是“形左实右错误倾向”的受害者。知道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增选了几位政治局常委，刘少奇的排名移后了好几位。8月18日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报道中列出的领导人名单，等于公布了领导人新的排名。再往后，又听说“打倒刘少奇”是今后的斗争大方向。然而，从当年一直到现在，每次看到这八次检阅的领导人名单，其中都有刘少奇、邓小平，我都很感动地想到毛主席说的“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以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可以说，毛主席对刘少奇和犯错误的其他人员是仁至义尽的。毛主席对任何犯错误的人，首先都是容忍，然后只在小范围进行善意批评，不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决不轻言打倒。作为重要事情的另一面，毛主席又激情地教导革命群众：“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为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在1966年8月1～12日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于8月5日加了这句话，将评论员文章印发，后来又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到县团级，《红旗》转载评论员文章时加了这句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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