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您对人民之声网的支持！
谢谢您的支持！
打开微信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赞赏哦
时间：2020-05-06 13:17:47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肖新民 - 小 + 大
文革忆实 今昔对比（4） 3.5 联动“造反”，实际保护走资派 许多基层单位，都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或“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本来是十六条的要求，实际上却几乎都是单位领导指定成员的“官办文革”机构，有的还打着“红卫兵”的牌子。8月初前后，北京出现了许多这样的“官办文革”、“官办红卫兵”；天津也出现了不少。他们实际上在原来的当权派指挥下进行“造反”。这些“造反”行动，多数表现为批斗地富反坏右和反动权威、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实际上就由“官办文革”、“官办红卫兵”抓了一些他们认为不好的人进行游斗（游街示众、批判斗争），而且对一些人的家庭物品进行查抄，没收被认为属于“四旧”的物品。 当时，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的一系列“通令”传得很快很广，对许多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一律“格砸勿论”！ 游斗的现场，我一次也没见过，他们只在上班时间做这种事，而我在上班时间坚持在厂内工作。“二电子”主楼顶层却是堆放了一批物品，简单地用绳子拴在柱子上，标明这是查抄物品、不得乱动。我有事去顶层，也没人阻拦我这类“闲杂人员”靠近观看。看到实物和有关标签（注明物品名称和抄自谁家），我才知道装有弹簧软垫的床叫“席梦思”。在街上，见过在路旁“示众”的部分查抄物品，其中有丝织绣花旗袍、彩色高跟鞋、领带、燕尾服，做工都很精细，都已被剪破、割坏。我心里觉得，这些服装，虽然有不少不宜在大众场合穿着，却真犯不着这样“示众”和损坏它。不过，将查抄物品故意损坏（“示众”的例外）或占为己有的，却完全没听说过。 游斗的行为，造成了不少严重后果。我虽然工作调往“二电子”，却还一直住在“电子厂”的单身职工集体宿舍（南开三马路），所以经常能听说“电子厂”的情况。原来的同事们告诉我，有一位工程师被游斗之后跳楼自杀身亡。我们都觉得，这人虽有不少不良表现，却怎么也不能把他视为敌人！后来又知道，在北京，出了不少悲惨的事：老舍被斗之后自杀死了，马思聪被斗之后逃往国外了…… 老舍，解放前虽然写过一些不太好的作品，刚解放他就写了《方珍珠》歌颂解放；特别是又有《龙须沟》和后来的《茶馆》，这都是人民艺术的经典作品呀！有什么理由批斗他、导致自杀呢！ 批斗马思聪的年轻人，就算不知道马思聪的《思乡曲》长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福建前线对台湾广播的开始曲，总唱过“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是新少年的先锋”这样朝气蓬勃的少先队歌呀，这可是马思聪的重要作品之一呀！马思聪的确是音乐界权威之一，却决不是反动权威！后来听说音乐学院的年轻人批斗马思聪的主要或唯一理由是他满怀激情写了一首《焦裕禄随想曲》，于是骂他：“伟大的焦裕禄，哪能由你随便乱想！”学音乐的人居然不知道“随想曲”这种单乐章交响诗的意义，是那些人真的无知，还是故意制造思想混乱，为他们不可告人的行为找借口，以迷惑不懂音乐的群众？ 有一天傍晚，我在中心公园看大字报，遇见赵侃也一个人在看大字报。于是我们避开众人小声议论当时的形势。我说了我对游斗、查抄的不满，说了电子厂、二电子的情况，特别说到对老舍、马思聪的怀念和惋惜。赵侃激动地抓着我的双手说：“你的这些感情，我完全赞成！现在肯定有人转移斗争大方向！一些大人物躲在后台策划，鼓动自己的和同伙的子女晚辈冲在前面，那些冲在前面的青年人炫耀自己是红色后代，飞扬跋扈，处处‘格砸勿论’，名义是造反，实际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对待俘虏，党的政策尚且一贯予以优待。地富反坏右不是没有可斗之处，但是现在挨斗的大多数，都没有乱说乱动的现实不良言行，只是翻老账，斗那些早已作结论的旧事。至于‘反动权威’，那就更不用说了。‘红色后代’看不顺眼的文化人士，都会看成‘反动’。他们激发和利用群众痛恨旧社会的正义感情，微妙地达到了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目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恶劣行动是从北京开始的，很快就弥漫到全国各地。这当然又是大人物幕后指挥的结果，要不，不可能弥漫得这么快、这么广。”我说：“怪不得毛主席气愤地说：五十多天里…何其毒也！还说：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赵侃说他要设法向中央反映这些严重情况。他还告诉我，李立三也已自杀身亡。批斗他的理由，一是翻老账批立三路线，其实党史和现实都确切证明，李立三早已完全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二是李夫人是苏联人，于是凭空捏造说夫人和立三都是苏联间谍！ 再往后，知道北京除了一律“格砸勿论”的“西纠”，还有与此类似的东城区“东纠”、海淀区“海纠”，又有了“统一的”“全国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他们的成员多是高干子女。例如，刘少奇、邓小平的子女都是“联动”的主要头头。1966年8月5日，发生了一起至今仍令人愤慨的事件：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中共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批斗致死。主要凶犯是刘少奇之女刘亭亭、邓小平之女邓榕、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卞仲耘被打、倒地，又被刘亭亭在胸部狠踩一脚，卞被踩断几根肋骨，心脏被破坏，死亡。邓榕却又强制医院出具卞仲耘因心脏病突发而死亡的伪证。(参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f66f4b0102dvrr.html 2011-10-10， 揪出文革中的杀人犯！----北师大附中女校长卞仲耘之死） 他们的行为，飞扬跋扈，不但不分青红皂白地“除四旧”、批斗地富反坏右，而且严厉打击真正向一切反动派造反的革命学生，把革命学生群众的一些代表人物打成反革命！将不少知名人士随意打成反动权威，进行羞辱和人身迫害！由于“联动”的罪行，那段时间的文化革命可说是在动荡中进行！老舍、马思聪等人的不幸都与“联动”有关。 中央发现了那些严重情况，制止了“联动”的恶劣行为。出现那些严重情况，只能说明斗争形势复杂。群众逐渐认识到，革命真不容易，贯彻《十六条》真不容易。千万不能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当！他们的确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家伙！样子是举着红旗，形式像在干革命；实际却走资本主义道路，干着反红旗反革命的勾当！ “联动”，被中央文革正式取缔，还曾被正式称为“反动组织”。“联动”宣扬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被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其他成员多次在群众集会上严厉批判为“反动血统论”。“联动”还宣扬“红色恐怖万岁”，经常有规模或大或小的打砸抢实际行动。“联动”的暴行，中央明确斥责那是武斗、是罪行！但是，中央对“联动”成员还是以批评教育为主，没有抓人，没有追究其罪责。后来出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首都三司”）。“三司”力量强，人数多，包围了“联动”当时最主要的活动窝点“八一学校”，查出大批整革命学生的黒材料，当众烧毁。 “联动”的组织情况和许多罪行，2016年4月出版的《戚本禹回忆录》提供了许多铁证！ 中央严厉表态后，“联动”、官办文革、官办红卫兵都不吃香了。然而，“联动”“官办”，人都还在，余波不息，斗争仍很激烈，后来还发展为武斗。 没想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高级领导人回到的确曾有光荣传统（抗日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八一学校“视察”，避而不谈八一学校那段极不光彩的历史！反而是，“母校”和高级领导人互相吹捧。今天的高级领导人为什么故意忘记周恩来、谢富治等中央领导人1967年3月在八一学校参观“联动罪行展览”和严厉谴责“联动”的讲话呢！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全都严厉批判八一学校那段时间对学生“灌输特权思想，腐蚀干部子女”的严重错误！今天，有关高级领导人该不该反省！ 3.6 工厂动起来了 二电子职工当然不会长期沉默，特别是，许多人都认为，多数“重点人”都该平反，不少当权派都有该受批判的错误。 我和赖声翘决定合写大字报议论二电子的形势。左之璞同志对我们提了很好的意见：要选一个当权派作为靶子，进行批判和议论。我们三人都是从电子厂调来的，都在二电子技术科工作。我们选了一位姓周的中层领导干部作靶子，她在公开场合说过不少反对群众运动的话。大字报贴出去了，成了二电子标志性的第一张革命大字报，影响很大。 左、赖和另外几位，经过酝酿，成立了二电子第一个群众组织“红旗战斗队”。我很想加入而尚未被接受之时，汤景才同志专门找我，要我加入他建立的另一组织。汤是二电子的老工人，是一位熟练的绕线工，制作过仪器用的各种变压器，曾在电子厂学习，和我早有交往。他把我拉到胜利路的复印机车间，他认为那里的工人需要我，我可以在胜利路车间发挥积极作用。二电子厂部在松江路，解放桥南端，仪器和机械加工在此进行；复印机是二电子原有的主产品，胜利路在解放桥以北，两地之间，快步走约需15分钟。胜利路车间职工总数100多人，已分别自发成立了一些小组织，都欢迎我参加，而且，他们很快就化零为整，聚成一个，自己命名为“毛泽东思想造反纵队”（后来改名为“韶山纵队”），推举白金城、陈宝柱、曹世福等为负责人，把汤景才和我也选上了。我们自称为“核心组”，不选队长，集体议事，集体决定。胜利路的职工几乎全部入了纵队。松江路的职工，也有几十人加入纵队。 松江路厂部这边，电子厂调来的职工，绝大多数入了“红旗”。 技术科的一位原二电子的技术员魏春安发起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原来的官办文革、官办红卫兵，几乎全部入了“联指”。 从人数看，“红旗”最多，“韶山”其次，“联指”最少。多数职工都自行选择，加入了一个组织；却还有不少人什么也不加入，被人们称为“逍遥派”。 1966年末，天津很多工厂都成立了群众组织（一般都分为两派），大学生也可以下厂串联，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就有不少成员到二电子，和“韶山”“红旗”都有很好的合作。 所有的群众组织，谁都自称为“造反派”。“保守派”或“保皇派”是被贬斥的。有意思的是，有一天，1964年曾在“二电子”领导政治运动的工作组长高宗鲁来看望老朋友，和几位“联指”的负责人在厂门口大过道亲切交谈，高指着“联指”的几位说：“你们不可能不是‘老保’，听你们刚刚说的那些，就足够证明你们是响当当的‘保皇派’。”说完哈哈大笑。很多人都听到了这些调侃的话。“联指”的几位，当然很是尴尬！好在高宗鲁补了一句：“你们呀，和我一样，只不过是资反路线的执行者。”尴尬气氛有所缓解。 “韶山”的主要目的是给不该挨整的部分“重点人”彻底平反。“红旗”对平反不太热心，他们逐渐选定要批判打倒书记刘宪书。“联指”则处处“维稳”，认为平反是牛鬼蛇神翻天，认为打倒书记就是反党。 当时的全国形势，平反的呼声很高。北京许多受到无理打击的大学生和工厂工人都组织起来，向原来的“官办”造反。中央于1966年11月16日正式发文，明确宣布整群众的行为完全错误，整群众的档案材料一律无效，应予销毁。但是，基层单位的当权派和保守派组织却控制这些材料不予处理。这就激怒了广大群众和造反派组织，他们甚至冲进办公地点，抢夺整人的材料。当时称为抢黑材料、冲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首都三司、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都是这方面最积极的力量。批判资反路线，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批判一把手的呼声也高，虽然未必要打倒，他们在本单位肯定犯了或轻或重的错误，群众有气，自然会贴大字报、开会对他们缺席批判或当面批判。 “韶山”做了一件重要事情：把李永喆从乡下接回工厂。“红旗”采取默许的态度。“联指”当然激烈反对，却毫无办法采取任何实际措施进行阻挠。我没有下乡接人，知道农村群众一直善待李永喆，这次也完全支持我们把李接回；回厂后按正规手续恢复工资、安排工作和住处，邻居都是同厂工人，彼此关系都很融洽。我去看望了他，畅谈一阵，觉得他确实是一位有思想、有觉悟、有技术的好工人；他也很尊重我。不久后，“韶山”的几位队员对李永喆的政治情况作了系统调查，农村的贫下中农、当年整人时负责整理材料的厂内干部出具的证词都证明：李永喆的确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却没有任何重大政治问题，完全不该把他定为敌我矛盾而遣送回乡。我们向全厂公布了这些材料。李永喆也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作过控诉发言和自我检讨。这些都有良好的积极影响。 |
| 责任编辑： |
感谢您对人民之声网的支持！
打开微信扫一扫，即可进行扫码赞赏哦
上一篇：文革忆实 今昔对比（3）
下一篇：文革忆实 今昔对比（5）
| 共有 0 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