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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5-23 08:18:50 点击： 次 来源：网络 作者：肖新民 - 小 + 大
文革忆实 今昔对比（9） 5.3 日本科学仪器展览会 由国家安排，1967年5、6月间，在天津举办了日本科学仪器大型展览会。这次展览会，提供了许多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测量仪器，而且打算展后留给中国。这些先进仪器，原已运出，美日政府和右翼人士操纵，被香港当局截留。日本进步人士作了重大斗争，迫使香港政府全部放行。 展会全面布置就绪，正式开幕之日，按展会总负责人萩原定司先生的请求，在天津主街道解放路举行日方全体参展人员的抗议大会和示威游行，由解放桥南端至市政府门前。萩原定司先生在解放桥南端的抗议大会发表反美演说，严厉谴责美日政府和右翼人士破坏展览会、破坏日中友好的行为，领着大家高呼“亚美利加，反对！”参加展览座谈的全部中方专家和不少市民也参加了大会和游行。 按上级规定，我作为重要仪器的主持设计师，被指定以“工程师”名义参加专家座谈会。中方参加这个小组座谈的专家有国家邮电部、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部门和电子研究部门、天津一些重要工厂的技术人员，日方主持这个小组座谈的是阪本卓先生，他恰好就是研制信号发生器的。 中方人员学会了用日语朗读一段毛主席语录：“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以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阪本卓先生听到这样的日语朗读，特别高兴。他向大家着重介绍的是“频率组合器”，是一种数字电路仪器，它的频率精度极高，使用、调节特容易，只可惜失真度较大，约1%，它的确是当时最先进、被禁运的仪器之一。 连续几天的座谈，除了谈专业，当然也会“闲聊”。阪本先生告诉我们：出国之前，很多右翼人士警告他，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个个外国人都会挨打，不能去；可是我到了北京，却一切平安。我在天安门广场随意找了一位青年红卫兵合影（他立即出示这张照片，带着明显袖标的红卫兵和他亲热地互相搭着肩膀），已经洗印许多份寄回国了。 阪本关心我们的生活水平和月工资。我们告诉他：普通工人收入最低的，够3个人（包括自己）的全部生活费；一个家庭一般都有2人以上就业，全国都没有失业者；房租只占工资的1%，上大中小学都不收费，有的还能领到助学金，医疗也只收几角甚至几分钱的挂号费；毛主席的工资也只是最低工人工资的16倍多一点。阪本对此惊讶地觉得不可思议。他说，中国解放前的情况他知道不少，这在解放前是绝对不可能的。日本现在的生活费用也很高，房租几乎要占工资的一半，“我要学毛主席《愚公移山》的办法，逐步攒钱，争取早日买房。”日本工资的高低差别不止几十倍，而是千倍万倍。中方参加座谈的一位青年就激动地说：“你们组织起来，打倒那些剥削你们的大资本家！”邮电部的一位长者和中方的日语翻译都劝导这位青年不再往下说，“不要让外国朋友觉得我们在‘输出革命’‘输出暴力’”。 中方参加座谈的成员会避开阪本卓自由交谈本单位文化革命情况，即使“观点”不同，也决不辩论。畅谈各自技术经验的情况更多，还多次商量让阪本卓谈得更多更好。 总之，一切都进行得和谐、愉快。阪本认为我提了不少对信号发生器的重要改进意见，决定专留1台“频率组合器”赠送给肖新民“工程师”使用，欢迎进一步提出意见；展后，会直接送到“二电子”。我当然表示特别感谢。这台先进仪器，我们当时还无力自制或仿制，却可以用它作为标准测量设备，鉴定其他信号发生器和频率测量设备的频率准确度。这些情况，特别是仪器运到之日，有关技术人员都特别高兴；“官办”成员和“联指”头头却极端妒忌而又无可奈何。 从以上事例，可以清楚地证明，毛泽东时代，从来没有自我封闭！是帝修反在我们的国门外筑墙织网，妄想封死我们，我们却多次有效地打破了那种封闭。 5.4 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1969年某一天，厂仓库来电话要我立即去一趟，有重要事情。原来是一位外交人员和一位技术专家共同来访，持国务院介绍信，要求查核一批重要出口XFD-7A 的质量情况，一方面索取全套设计图纸，要检验人员按规定随机抽取几台成品当场检验，一方面要求技术负责人回答一些问题。他们对我以及工厂其他人员都非常尊重、非常友好，办事却一丝不苟。半天功夫，他们满意地离开。 还是1969年，四机（电子）部在天津举办全国订货会。二电子供销科覃乃生、生产科王俊杰是参会人员。有一天他们来电话要我去。是四机部要求我们增产100台XFD-7A，覃、王认为，从厂内生产能力和外协供应看，可以接受；但是两项外购件有困难，变压器用D330型冷轧硅钢片、RJJ型精密金属膜电阻，能否用别的产品代用？四机部的技术负责人把我找去共同商量。我说明情况，RJ型普通电阻可以代用，但要加一些附加条件；冷轧硅钢片却绝不能拿热轧硅钢片代用。生产电阻的天津元件厂立即答应，全面满足我们的要求。四机部的人找了东北一个单位，愿意分出一部分进口冷轧硅钢片给我们，我细看技术指标，确认可以代用；王俊杰又提出，尺寸不合适，希望东北单位代我们裁截，以免我们为此增加专用设备，东北单位也满口答应了。不到1小时，解决了全部问题。我深深体会到，全国一盘棋和计划生产的强大力量。不久后，我还参加了元件厂几种电阻新产品的鉴定会，彼此有更进一步的技术交流。 我在车间劳动岗位接待过一次北京电子管厂的访问。他们来了3人，厂技术干部、车间管理干部、操作工人，叫做三结合小组，来详细了解几种电子管的使用情况，我们是使用大户之一。我特别提到，有一种电子管，北京产、上海产都符合四机部标准，但是我们整机上一个特殊部位，只能用北京的，上海的常会损坏，北京电子管厂的这项指标实际水平特别高。他们很高兴，告诉我实际工艺情况，一定继续坚持这样做。临别前，他们送我一大盒各种新型电子管试用（只能用于研制电子仪器，不可能用于个人、家用电器），希望及时反馈意见。这也使我深深体会到计划经济时期，生产管理的周密高效，生产者和用户彼此关心、彼此支持。 5.5 学习革命著作，了解反动作品 我从1966年7月1日起，至离开天津为止，一直订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每日、每期都认真阅读，而且整理有序，能随时找到过去发表的文章。 我从工厂回住处的路上，有天津最大的两家新华书店（滨江道、和平路），其中以科技为主的滨江道书店，出了厂门，3分钟就走到了，我每周必去长时间阅读选购。那里有丰富的内部资料，需出示工作证并且登记后才可以自由阅览、选购。我是那里的常客，工作人员都认识我，会告诉我新到了哪些书刊资料。我感觉，日文技术资料最简洁，可以很方便地解决某一实际问题，但是局限性极大，除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毫无用处。美国的，涉及内容广阔不少。苏联的最好，能解决一系列问题，而且会提出研究方向，但是对读者要求较高，读者要具备一定水平才能理解。而且，苏联书刊最便宜，只需同篇幅中国书刊价格的70%左右，美国的最贵，约需中国书刊的10-100倍。我最喜欢苏联书刊，一切新到书刊必定浏览，而且选购不少。美国的，买不起，就坐在书店摘录。 除了技术书刊，政论、社科的也会注意。早在1963年，我就买到了苏联著名反修小说《叶尔绍夫兄弟》（柯切托夫著，中译本），通读了一遍。大约就在看完这本好书之后不久，知道苏联人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部反动小说《日瓦戈医生》。这本书在苏联被禁，未能出版，却被西方看中，1956年，相继出了意大利文、法文、英文译本，1958年居然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多次关注，未见它的俄文本、中译本。大约又是1969年，我在内部书店见到此书英文本。我花了不少时间坐在书店浏览，那的确是攻击十月革命的，它恶毒地描绘了一批知识分子的阴暗心理。1987年中译本出版，其中的翻译后记，当然要赞扬此书，却又貌似公正地带几句批评。不客气地说，这几十年，中国对毛泽东时代的诽谤，比《日瓦戈医生》走得更远！做得更卑鄙恶劣！ 我永远记得，列宁教导我们：我们要了解敌人；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我们的反面教员。所以，在以主要精力学习革命著作的同时，也适当关注反动作品。和我同住的电子厂老同事姚定康、刘国基二位和其他同志也是如此。我们在交流革命真理之外，也会交流反动消息。我将得到的权威性高的重要文件引用而未正式出版的毛主席著作陆续抄了4本。天津市劳动局第二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天津第十八中学（曾名延安中学）师生及时收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讲话，印成传单散发，后来又集拢、整理，编成8大册，其编校质量高，差错少，我至今仍保存这些珍品。我们互相交流了从各种渠道借来的特殊书籍，如德国法西斯头目戈林、舒伦堡的作品，从中了解了他们间谍活动具体手段的阴险狡猾。还有中国公安部门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许多实际案例书籍，从中了解对敌斗争的复杂艰苦。我保存的各类书报刊，没有受到任何查抄、谴责。倒是李立三、赵侃、支左小组都向我短期借阅过革命作品和反动作品。 以上事例清楚表明，文化革命“毁灭文化”“毫无言论自由、阅读自由”之说极其荒谬！ 不过，我们家的确有一本重要古籍被毁，令人十分惋惜！中医典籍《达生篇》，是清朝早年出版的线装本（不记得原作者是谁），我的外公李翊煌和他的好友高霞九（两人都是清朝末年造诣很高的“儒医”）共同精细研读之后，在书中空白处写了很多点评。文献价值、实用价值都极高。此书传到母亲手上，她还遵此书之意，指导不少人预防和治疗了儿科、妇科疾病，效果极好。然而，1966年8月，我的二姐佩蘅，却坚持将此书从母亲手中取走，当众烧毁！二姐说，很多人都知道我们有这本书，这是“四旧”，如不主动烧毁，红卫兵来了就麻烦。令人惋惜、气愤的烧毁，在“格砸勿论”的气氛中，能埋怨二姐吗？能埋怨母亲吗？能把账算在文化革命上吗？！这只能是“西纠”“联动”的罪过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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