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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5-10 10:21:23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肖新民 - 小 + 大
文革忆实 今昔对比（8） 5.2 对XFD-7A仪器作出的努力 XFD-7的仿制工作从1962年初开始，1962年末，我到达电子厂时，参加了设计试制的全部攻关工作，主持工作的是梁杰民工程师（相当于后来的高级工程师），他原是无线电修理商店的资本家，有丰富的装配操作经验，理论能力却极差。真正解决问题，只能靠我们这些技术员（相当于后来的中级工程师），也就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毕业生。比我到得早的技术科技术员王怀亮、王仁霖、车间技术员曾昭英有过重大贡献。1965年，大家共同努力，作了重大改进，第四机械（电子）工业部正式批准升级。转往二电子时，即将我指定为XFD-7A的主持设计师（技术总负责）。梁杰民、王怀亮、王仁霖、曾昭英等仍留电子厂工作。这项仪器停产，我当然十分焦急，曾多次请求“红旗”组织协助多做工作，左之璞、赖声翘、赵国安等各位也无力扭转大局。（SBD-1示波器的原主持设计师被调往内蒙古，此后一直没有任命新主持人，只由赵国安和另一工人刘国光二人维持正常生产，他们有能力解决一切生产问题，却无权修改设计图纸。当时也因形势不佳而停产。） 我只好从技术上着想，争取多作改进，待政治形势好转时，更多更快地出产品。 我首先研究的是输出信号的失真度。指标规定，失真度应小于0.3%,出厂检验时常在0.25-0.27%之间。这项指标，调整难度大，甚至常常只因失真度超标而使整机不合格，要更换、抛弃大量元器件。我自制了一些设备，分析测量了输出信号的各次谐波和杂散信号，又对电路多次全面分析。实验、理论相结合，我终于发现，低频输出变压器很可能有一处寄生反馈，把杂散信号和部分高次谐波叠加到输出信号导致失真度增加。我赶紧去找汤景才同志，向他提出改进变压器的要求，问他有什么好办法。他立即为我改制了2只变压器，还让我完全理解了操作办法。晚上，我把改进后的变压器换装在仪器上，测量。失真度居然大幅度下降，小于0.05%！两个变压器都是如此优秀！我太高兴了！ 第二天一早，我就由住处直接赶往市区南部的仪器专用变压器厂，这是我们的外协件主要生产厂之一。我把两个改进后的变压器交给技术负责人，请他们按规程详细检验，失真度几乎为0；我又请他们小心解剖了一个，告诉他们怎样改进。他们按此制作了几个，果然全部优秀！大家都大喜过望。他们让这个小组的全体工人（约50多人）停下其他工作，把原来检验不合格的约100个这种变压器找出改进。不到半天，就把原来要被迫当废铜铁处理的东西改造成了优质产品！他们激动地说，这半天，完成了这个组近半年的生产任务，而且增加收入近1万元！1万元，当时是普通工人20多人的年工资，或者是约60人一年的生活费！回到二电子，我向有关部门报告了这一情况，大家都极高兴，那天正是七一，技术科的同志们贴出红纸写的大字报，向党报喜。失真度，不再可能不合格，不再需要花大量时间调整，也不会因此抛弃大量元器件了。 XFD-7A的事，特别是有关失真度的事，1998上半年，我又遇到使我深深激动的事。那时我已退休，应聘在广东省教育厅直属的广东教育杂志社当编辑。华南师范大学近代物理实验室主任林木欣教授邀我合作编写《近代物理实验教程》（此书在科学出版社出版，被许多高校采用，多次重印重版，是这家出版社列为第二的畅销书）。编写期间，林教授邀我参观他们实验室。我发现有XFD-7A，不自觉地在仪器左侧端了一下，轻声说“还是很重”。哪知林教授对这句话大不以为然：“肖教授，您可别瞧不起这台仪器！”他说，实验室用的，不是随身便携的，重一点不要紧，再说，一个人搬动，一点也不困难。他又历数美、日、英、德产品的情况：“虽然都轻些，技术性能却差得多，价钱还比这台贵。”他特别强调：“这台仪器，失真度特低，没人能比！”我说：“法国的，最低，世界第一。”林老师更激动：“法国的，确实失真度低，国产失真度测量仪测不出。广州、北京有些高级单位测过，法国的和XFD-7A差不多，都是0.03%左右。但是，XFD-7A比法国的输出功率、输出电压大十几倍！研究和鉴定大中功率的高级电声设备，必须用XFD-7A，只能用XFD-7A，只有它能提供功率、电压足够大的最纯净的标准信号。毫不客气地说，XFD-7A的综合性能世界第一！再说，法国那台仪器的体积和重量，和我们这台几乎相同；法国仪器的价钱比我们这台贵两倍。”我激动地轻声说：“它的全部设计文件、图纸，都是我签署的。”几位青年老师抢到我身边，打算把我抬起来举到空中。我又轻声说：“谢谢各位鼓励！可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个厂垮了！”大家立即转为一片唏嘘！林老师接着数落：能买到国产好仪器的时候，上级却指定要我们多花钱买性能差的外国货，说那是改革开放的需要、那才有利于引进外资；外国仪器，用两年不出大毛病的几乎没有，国产仪器却十年不出任何故障。 1967下半年，形势普遍好转，XFD-7A正常生产，补足了过去欠账，全面完成了任务。此后，由于国家的需要大量增加，又先后有扬州、银川、邵阳、四平、庐山5处电子仪器厂共同生产。他们所用设计、工艺文件图纸，全是天津二电子提供的。 1969年国庆后，厂革委生产组组长朱国明同志找我单独谈话：“听说你又利用休息时间在研究频率度盘工艺的改进，我知道它的重大意义；我想请你坦率告诉我，你估计成功的把握有几成？”我说，七成把握大概是有的。他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你说七成，实际就是十成。不要再影响休息了，就在上班时间正式研究。我给你配一个助手，他技术差，却很‘听话’，可以帮你办杂事、领材料等等；但是有一个特殊情况要请你理解、请你接受，成功之后，报喜、领奖，你不能出面，只能算他的成绩，让你受委屈！”我说，只要早日成功，别的都不在乎。朱还说：“我会要求车间领导确保你的正常工作环境；老蒋那几个人，有我顶着，他们不敢对你怎么样。”就这样，复员军人甫金桐成了我的助手。果然，我们合作顺利。我心里却也暗暗叹气：有走资派和老保以及资反路线的干扰破坏，可以正常进行的工作会变得很难。最普通的技术工作也会有阶级斗争的反映！ 频率度盘，是仪器重要零件，要用它调节和指示输出信号的频率。原来的做法是：先把产生信号的电子电路调节好，再装上空白铝度盘，用铅笔在铝盘上逐条画线；卸下度盘，用专用刻线刀具在度盘上刻线，然后喷漆成为正式度盘；最后还要装在整机上，再次调整电路，才能完全合格。每台为此所占工时不少于30小时，仅因度盘所需的生产周期就达七、八天之久。这种度盘只能各台专用，没有互换性。 我早已有心要解决这个问题，积累了几个批次、100多台成品的度盘刻线样品，仔细研究过它们的分布规律。我的目的是使度盘通用化，能成批生产，电路调整一次成功。我发现，选定一种度盘，在随意的一台整机上，其频率示值开始是不正确的，然而可以计算出有关电路元件的调节数值，使得示值正确。我已证明，这样计算，能解决问题。不妙的是，要通过微分方程和高阶矩阵求解，我算出一块度盘的必需值都要大半天，这种办法显然无法普及推广。总算找到了用二元一次代数方程求解的简单办法，经过试验，的确有效；还找到了选定初始度盘的办法。和甫金桐的合作，重点就是解决最后这一关键难题。我试图要甫金桐学会这种方法，但是他完全不会电路调节，也不懂代数方程，没法学。我就找了能熟练调整频率的何淑珠、初中毕业进厂不久的傅纬民两位女青年，教她们按我的办法试调，很快都学会了。我按她们的改进意见写出工艺规程，她们看后很满意。傅还说，有把握按规程操作，调出合格的仪器，还有把握教会别人按新规程调节。 完成了，开始试用，按我提供的图纸，总共只花了1个小时，就成批试产了50块通用度盘。组织全部调整工人，由我系统讲课，不到半天，全都表示已经学会。按新法操作，把通用度盘装好，试测主要刻线的频率示值，列出代数方程，求解，按解出的数值调节电路，再按实际频率示值稍作精细调节，复查，完成。初学的人，不到半天能调完1台；实践1周，多数人2小时多一点就能完成一台，何淑珠却只要半小时。于是，这一项所需总工时由30多小时降到2.5小时，所需生产周期由7天多降到不足3小时。另外，唐先章同志对控制度盘旋转活动的机械传动装置作了重大改进。所有这些改进，使频率示值的实际精度也有所提高，频率误差规定应不大于2%，老办法实际达到约1.5%,新办法实际达到0.7%。 我离开二电子之前，写了系统的整机改进建议和向四机部申请再次升级的报告。可惜没人做后继工作。特别是，我走后不久，朱国明同志就因急性脑溢血逝世！又过了不久，赵国安同志也英年早逝！只由赖声翘修改了电源变压器，使整机重量略有减轻、成本略有降低。再往后，整个厂被自己的政府压垮了。老同事们告诉我，全面停产之后，厂尚未撤销，每年都收到大批来信要求购买各种仪器，其中要求购买XFD-7A的相当多，大家对此都无可奈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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