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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5-07 09:27:13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肖新民 - 小 + 大
文革忆实 今昔对比（5） 4，1967～1971年 4.1 部分造反派夺权 1967年初，在上海夺权的强烈影响下，“红旗”做了一件大事，一个晚上，他们几位负责人夺了厂部的权，其实就是命令厂部值班人员交出了全部印章。夺权的前一天，“红旗”“韶山”双方负责人曾长时间协商，“韶山”希望联合夺权，“红旗”则坚持要以“红旗”为主，没有达成协议，他们就赶紧行动，单独夺权。这引起“韶山”强烈不满。这一来，两个很好合作的组织就分裂了。 话又说回来，这次夺权只有象征意义。夺了权的群众组织，特别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声望大大提高，名义上成了工厂的最高领导者。不过，原来的当权派早就不管事了，有的不知去向，有的自行离岗从事勤杂劳动（有能力从事技术劳动的极少）。生产、管理、供销、发工资，都由原来承担具体责任的办事人员按常规办理就完了；工人的生产工作，也按常规进行，犯不着谁来行使指挥权力。夺权之后，实际工作的具体责任人和办事规程都毫无变化，夺权者实际只是原有印章的新管理人，按原规程需要盖章的，无法不盖。 4.2 支左，促成联合，成立厂革委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正式发文（这是当时最高权威的发文方式），要求解放军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要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向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这可能是中央文件第一次对刘邓正式点名，但仍未登报公布）。 很快，第38军的一部分人进入天津，当时公开的称呼是代号4800部队。他们态度鲜明，积极支持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相关组织的造反活动，不支持而且批评河北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相关组织的保守活动。天津各单位的造反组织都感到心情舒畅，处理黑材料、批当权派的活动积极开展。 不久，不知什么原因，38军被调离，换来了66军，由第66军政治部主任刘政大校为首，正式成立天津市“支左联络站”。66军却各派都“支持”，实际偏于支保。河大八一八当然又特别活跃，各单位的造反派实际受到压抑。 “二电子”和附近几个小厂的这一片，进驻了支左联络站派出的支左小组：组长董太，大概是营教导员；副组长于纯良，大概是连指导员。他们执行上级规定，把一切组织都认为是革命群众组织。这样做，造反派受些委屈，却有利于缓解各派矛盾，促进大联合，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不分正确与错误，对保守派镇压群众的明显错误也不予公开批评，这就不是正确的“支左”。中央文件明确引述毛主席的话：“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董太、于纯良没有召集全厂大会自我介绍，只贴过通告宣布支左小组进驻，分别找过三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交谈。我常会在晚饭后去他们驻地住所找他们交谈。有意思的是我在那里从来没有遇过二电子的任何人。可能别人都是上班时候去，我却下了班才去。支左小组注意到我是有影响的人，基本上信任我，会把一些内部文件给我看，也常向我借阅我保存的过去的一些重要文章。 有一次，于纯良要我陪他访问天津日报社。编辑部接待我们的布丁，正好是我在电子厂时有过密切接触的名记者，她曾为半工半读和一些新仪器研制采访过我几次。于纯良发现布丁和我彼此很熟，非常高兴。于纯良希望《天津日报》报道这个支左小组的工作，但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套话太多，布丁听后，希望于纯良尽量多讲具体事例，而且建议我帮助进行文字整理或干脆由我收集材料起草初稿。我不便表态。离开报社后，于纯良没有再提报道之事，此事不了了之。 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的小报发表了“要解放干部”的短文，引起中央注意，在《人民日报》第一版转载了这篇短文，接着《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不少相关文章。董、于二位专门找过我。第一，要我亲自单独去找刘宪书，要求他准备向全厂做认真检查，争取群众谅解，把他解放出来工作；第二，对“韶山”群众做工作，支持刘宪书出来工作。这些都可以明确宣示，是支左小组要我这样做的。我表示了不同意见：“红旗”的“揪刘战报”揭发，刘不但镇压群众，而且在解放后不久，曾因贪污判刑、服刑；公布这些揭发材料之后，刘宪书基本上臭了。“红旗”还有人打过刘；甚至“联指”也有人打过刘，以此标明自己“造反”。他们都打得不轻。只有“韶山”赞成批判，却坚决反对打人，没有动过手。董说：这些情况都知道；“韶山”坚持不打人，很好。董还赞扬“韶山”说：“我知道，你们的队员和联指有过激烈辩论，联指队员把韶山队员的胳膊扭伤了，旁边的韶山队员保护同伴，把打人的联指队员的眼镜打飞了。双方非常激动，都预备第二天大打一场。你们核心组却在当天下午贴出通告，向眼镜被打飞的联指队员道歉。你们的高姿态彻底消除了一场冲突。你们做得很好。”董接着说：刘的贪污问题，查过，数额不大，刘认罪、悔罪、退赔、劳改，态度都好；“你还是代表我们去找找他。谈话的方式和掌握分寸，你一定能处理得很好。”而且认为，由我单独去找刘宪书，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 我接受了找刘宪书的任务，接着，我向董太反映了“联指”的不良“造反”行为。厂的副书记齐X，是曾在山东老根据地工作的女干部，在一次日寇扫荡时，受到凌辱。“联指”对齐X的历史作了调查，居然公布为：“不及时逃脱，被日本兵‘顺奸’，成了可耻的老妖婆。”我说：“更可能，共产党员最后撤退，被日寇抓住。无法反抗，事后不自杀，忍辱继续工作，难道不是革命意志坚强的表现？！怎么能以‘顺奸’‘妖婆’的罪名来打倒她呢！‘联指’的行为，不说他们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至少也是立场错误！对女干部说这些话，也是起码的不尊重。”董太表示：“你的批评意见，我完全赞成。齐X在群众运动中有什么缺点错误，可以批评。‘顺奸’‘妖婆’的说法，没有道理。我会去批评‘联指’。” 过了一段时间，齐X的丈夫被结合为天津市某区的副区长，这是级别相当高的职务。消息传来，“联指”立刻彻底改变态度，支持“红旗”“韶山”的意见，结合齐X，恢复了她的部分工作。 可见那些人的“造反”安的什么心！ 那天离开董太之后，第二天晚饭后，我去了刘宪书家，简单说明来意后，刘对我特别热情。我则平静缓和地希望他认真检查，要认真对待“揪刘战报”的多次揭发，写好了检查稿，可以直接送给董太审阅。我的意见，刘全都表示接受、感谢。访问结束。我很快将情况反馈给董太，董表示满意。 对“韶山”广大队员，我没有做过宣传，只将一切情况详细告诉了白金城、曹世福等核心组成员。我说，要听其言、观其行，不可轻信，不承担任何义务。他们都完全赞成我的慎重。我们都认为，要相信“韶山”广大队员，他们会作出正确选择，核心组不做专门的宣传引导。 几天后，于纯良主持，开了全厂大会，由刘宪书作检查。一个多小时的检查报告，几乎完全不谈自己的错误，却多次说自己是“背儿媳妇过河，吃力不讨好”！到会职工听到这样推卸责任的下流比喻，都呲他“瞎比喻”“胡说”！但是，检查刚完，于纯良就赶紧说：“刘宪书同志作了很好的检查报告，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大家热烈鼓掌！”他这么一起哄，“联指”的人跟着鼓掌，也就有了全场不多不少的掌声。我没有鼓掌，“韶山”“红旗”也有不少人没鼓掌。然而，这还是成了刘宪书被正式“解放”的仪式。 再往后，就是大联合、成立厂革命委员会。依然是于纯良主持，召集三派负责人座谈，酝酿革委会成员名单，似乎是“红旗”2人、“韶山”“联指”各1人，加上刘宪书。“韶山”按事先方案，由白金城出任革委，正在参会者议论具体名单，对某些人有不同意见时，又是于纯良念了一遍他认为合理的名单，鼓掌通过。厂革委会成立后，可以由他们共议，找一些人组成办事机构：生产组、政工组、财务组等。这一来，局面更稳定了，许多原来挨批的干部进了办事机构，实际上恢复了原来中层领导的职权，谁也不再批本厂的走资派了，似乎本来就不存在各级走资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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