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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5-08 08:13:11 点击： 次 来源：原创 作者：肖新民 - 小 + 大
文革忆实 今昔对比（6） 4.3 九大，反对形式主义和个人崇拜 1969年4月1日至4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这是一次重要的大会，这里不细说；只讲4月14日全体大会后的一件重要事情，这件事，正式文件没提，许多“正史”没写。 4月15日下午，厂部通知全体革命职工下班后紧急集合，传达中央重要指示。全体职工听到了以下内容（大意）。 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革，按毛主席的要求，传达以下重要事项。 4月14日，九大的全体大会开得很好，主席很高兴，邀大家共同看电视，等待播发新华社的正式报道。其间电视台临时插播了各种各样的文艺表演，几乎都由非专业演员捧着特大的毛主席像章跳“忠字舞”。主席越看越生气，终于发火了！ 主席愤怒地说：“三忠于”，没有前提，忠于哪个阶级？忠于什么主义、什么路线呀？捧着那么大的牌牌，和脸盆差不多大，像什么鬼样子！扭扭捏捏，下流，荒唐！告诉大家，我早就说要还我铝、还我飞机；大小牌牌都不准再做了；没有阶级内容的“忠”，不要再瞎吹了；没日没夜逼我在外面日晒雨淋的塑像也要一律清除砸毁！ 这几件大事，要立即传达到全体革命群众！要立即执行！ 我们听众，都觉得这是第一次听到中央领导同志如此发火，而且语言如此尖锐，可见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态度严厉坚决。于是，当天晚上，就把已经造好尚未竖立的毛主席塑像覆盖好，等待明天处理。几天之内，许多基层单位都忙着毁掉塑像，而且交流经验，怎么覆盖、包裹，免得不忍下手，怎么砸才能砸得很碎、完全没有塑像的原形。接着，各单位又号召大家把多余的毛主席像章上交。这一来，听说仅北京天津两地，就毁了一千多座塑像，收了好几吨像章，而且抹掉了大街小巷的“红海洋”（各处墙上红漆写的毛主席语录）。1969年6月12日，又发出关于塑像、像章的中共中央《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规定（《毛泽东传（1949- 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第1558页）。 我这样想，不少当权派被解放被结合，但是和刘宪书差不多，那些犯错误的当权派，对自己犯的错误缺乏认识，不懂得该怎样继续革命。他们就大搞形式主义，炫耀自己的“忠心”。中央对形式主义严厉纠正，使大家都更尊敬毛主席，党中央处处都贴近群众。 然而，一年后，我回南昌探亲时，却知道南昌根本没有传达这些事，在基层担任领导工作的许多人，居然完全不知道中央有如此严厉的重要指示！可见，正确路线的贯彻、正确措施的推行，多么难啊！！南昌如此，当然是程世清等省革委领导人造成的。其他地方如何？还由走资派实际掌权？我想，今后必定还有重大斗争！ 4.4 清理阶级队伍，走资派借机反扑 清理阶级队伍，本来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要求。要查清各单位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情况，把可能暗藏的敌人揭发出来。毛主席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全国性的清理阶级队伍，大约从1968年5月开始，逐步展开。二电子厂大约从1969年4月逐步展开。 这时，二电子厂当权派利用他们重新掌握的实权（进入厂革委会的“韶山”成员全被“边缘化”，“红旗”也没多少实权），由进入政工组的原“官办文革”那批人，重新镇压过去他们整过的“重点人”。李永喆又是首当其冲，开了几次批斗会之后，当众把他抓上汽车，遣送回乡。 我也没有好日子过。那些“官办”居然在厂门口和车间同时贴出《勒令》：“勒令肖新民立即到某办公室交代罪行！”我置之不理，居然来了好几个人，要我立刻离开劳动岗位，跟他们走。我只好随他们走进厂部一间办公室。还好，一路上没有发生“人身接触”。进入办公室后，却是好几个人气势汹汹训斥“交代罪行”！我毫不示弱：“我有错，请摆事实，可以批评批判。罪行？我没有！”我忽然感到，背部好像接触到什么东西，我赶紧就势前倾，又向前踉跄了几步，明显感到是有人踢我的背，还好，让得及时，没有伤着。稍回头看，看不出谁踢，却从后面大穿衣镜中发现，我的白大褂（车间工作服）背上留了一个明显的黑色鞋底印。我愤怒斥责“你们！敢打人！”他们没再动手，显然他们不知我究竟受伤轻重，不敢过分猖狂。我离开了他们的办公室，背着鞋印，经过厂门口大过道，进入车间，大声告诉一向对我很不友好的组长蒋宗伦（一个稍有技术、德性极差的复员军人）大声说：“我挨打了！厂革委会的人打的！我要去看病治伤！”没管他同意不同意，离开了车间。离去时，迎来了近百工人惊讶、同情的目光。 按规程，我必须先到厂医务室看病，然后根据病情是否转诊去医院。医务室只有一位全科医生，她姓李，医术、德行都极好，特别可惜，我没有问过她的名字，只和大家一样，称她小李。小李看到鞋印，当时已是夏天，白大褂里面只有薄汗衫，她很怕我受了内伤。她把其他病人请出诊室，撩开我的衣服仔细检查，同时和我说着悄悄话。她判定，我没受内伤，表皮的问题也不大；但是那么严重的鞋印使她诧异。我把当时的详情坦率告诉她。她高兴地微笑：“你真有两下子。我还以为你练过武术呢。没事就好。不过，没有大伤的情况，别对任何人说。你避让得巧呀，要不，很难说会伤成怎样呢！”她在我背上涂了一大片药，没等我穿好衣服，就让其他病人回到屋里。接着写了疾病证明：“被踢伤。背部疼痛，大面积红肿。病休3天。”然后，她当众对我说：“蹬这一脚，太野蛮了！您现在立即回去休息。病假证明，我会找人送到车间去。伤情如果变坏，您可以就近找医院治疗。”看病的职工全都表示愤怒，全都安慰我。 小李还有一件事使我永远忘不了她，永远感谢她。有一次，我感觉心慌心悸，很不舒服，找她看病。她问明情况后，仔细听了我的心区，告诉我：“您有明显的早搏。”接着解释了早搏的症状和临床意义，开了一些药。动情地当众对我说；“我知道，这些日子，您心情不好。那么多造谣的大字报对您围攻。我们大伙儿心里有数。我狠狠的骂了一顿小刘。我说，老肖有什么事惹着你们了！你去问问胜利路的老师傅，他们谁不说老肖好！你再跟着那几个头头整老肖，我跟你没完！”我才知道，联指的积极分子小刘是小李的未婚夫。我当然劝她，别因为我的事妨碍他们的感情。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早搏的症状和注意事项。我也注意到，围攻我的大字报，小刘的署名消失了。 小李还支持我，共同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我在胜利路车间劳动时，专门选过“喷漆组”。这个地方，活儿不重，却极脏。我到这个组时，组长老大姐说：“您是第一个参加喷漆劳动的干部，这儿脏，您也别来，换个地方。”我没换。劳动中发现，抹完腻子打光和喷漆时，尘雾、漆雾很呛人。我知道，这对呼吸系统有伤害，可能造成尘肺病！老大姐有一个助手小姑娘，有尘雾、漆雾时，老大姐就要小姑娘离开，只让她做抹腻子、涂刷油漆这些不起尘的工作。我把危害性告诉老大姐，要她带口罩工作。她不肯，说，试过，憋气，没法儿干活儿。我第二天就找小李。我们硬是把老大姐陪送到最好的天津总医院作了全面检查，确认已有轻度感染，已有轻度哮喘症状，但还不算尘肺病（当时称“矽肺病”）。小李找厂部，指令供销科买了2套面罩，透气性、滤过性都好。老大姐带上干活儿很满意。过了半年复查，全好了。老大姐见人就夸这件事。对老大姐的康复，小李、胜利路的同事和我当然都非常高兴。但是我心里也相当难过：这是明摆着早该做到的劳动保护，怎么那些当权派、劳保干部长期视而不见，完全不作为呢！这至少是官僚主义，对工人漠不关心。这也是文化大革命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背部伤痛，病休3天期满，我去上班。很快，就有1位滕女士领着几个人来找我：“快去，去食堂报到。”我进厂时已注意到，厂门口和车间贴的“勒令”已经撕下。“快去呀，要你参加学习班呀。”我没说什么，跟她去了食堂，发现早有好几位在那里齐声读毛主席语录。其中1位老工人是“联指”成员（她来学习，大概是“官办”为了显示“公正”，就让她也受些歧视），的确“有政治历史问题”；其他都是“韶山”成员，有宋美珍，她和“联指”那位一样“有政治历史问题”，都是解放前曾被迫集体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早已查清，本不算问题。宋还曾是“官办文革”成员，被指定在胜利路负责镇压群众的事；但是，宋作恶极少，成立群众组织时，站到了我们这一边。他们各位都当着滕女士的面批评我“不该对学习班那么大抵触情绪”。我说：“我什么时候也不会接受毫无道理的勒令。学习班，我什么时候也不抵触，这不是来了吗？”听着这些话，滕女士很快离开。大家哈哈一乐，立即转过语气，安慰我的伤情，赞扬小李治疗得好。我看了前几天的会议记录，只写着：年月日时分，准时开始学习；学习毛主席语录某页某条。其他具体内容全部没记。大家说，从来没人指示该怎么学，没人查看学习记录。大家坐在一起，就回忆解放前的往事：香烟生产的工序、工艺，当时落后的手工操作情况，资本家克扣工人工资的手段，几位同事怎样贫病交迫而惨死，李永喆和同事们对资本家作过哪些斗争…大家当时的生活，例如吃午饭，几乎都是自带窝头（天津劳动人民喜欢将粗粮玉米粉做成三指宽的长饼，称为饽饽）咸菜，蹲在路边吃冷的，过去没地方坐…我才明白，为什么我见到的不少老工人还是有凳子不坐，在食堂买了好饭好菜蹲在一边吃。看得出，联指那位老大姐和参加学习的其他工人是齐心的。 我明白，那帮“官办”，不是落实毛主席提倡的办学习班、批评自我批评、解决彼此的思想问题；却把他们看不顺眼的人隔离一段时间，以示贬低。被要求学习的人，几乎都是生产岗位离不开的骨干，“学”了好些日子，也就不作任何结论，都回原岗位。 那些日子，还专门开过几次“批判肖新民”全厂大会。那也蛮有讲究：只讲“批判”，不讲“批斗”；“肖新民”的姓名不可以将字写得横躺或颠倒，不可以打叉；被批判者和群众坐在一起听批判，不需要在台上面向群众低头。我知道，中央有明确指示，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如需按敌我矛盾批斗，必须报正式材料，经省市（1967年1月2日，天津改为直辖市）支左联络站正式下文批准，才可以批斗。批判却可以自由进行。（非常可惜，李永喆不是“负责人”，“官办”就可以自行作主，把李定为敌人、批斗、遣送。）我知道，“官办”的各位，不可能提供关于我的“敌我”材料，不可能得到天津市支左联络站准许批斗我的批文。各次批判会的发言，基本上都是套话；也会领呼口号“打倒肖新民”，但是群众随呼的声响总和也不如领呼者一人的声音大。当然，我没有答辩发言的资格。这种批判，象征意义很大，这说明，“官办”已再掌实权！而且整人比过去“合法”！这也说明，中央有保护革命群众的基本政策，有些人总要伺机反扑，却又不可能完全得逞！ 这段时间，我也抓住机会作了一些有效的斗争。1969年9月，传达了林彪的一次讲话。电子厂先传达，三马路宿舍的老同事详细地转告给我。第二天，二电子传达，“官办”却当众宣布不准我听传达。我了解到天津市第二机械工业局（二电子的上级主管机构）新结合的革委主任魏甫10月2日上午值班。我顺利地找到了他，他恰好没别的事，长时间、认真接待了我。他看了我的工作证（当时没有身份证，工作证就是权威的身份、职务证明），知道我是技术员。我首先控告，不准我听林彪报告是无理剥夺我的政治权利。他就详细问我，批斗你了？批判你了？批了哪些事？他问我参加了什么群众组织、担任什么工作。经过交谈，我感到他已对我基本信任。他走进里间办公室，拿出林彪讲话传达文件说：“不要带走，就在这里看。你还可以摘记文件的重点内容。其他的事，我会跟支左小组和厂革委联系。” 国庆后上班的第一天，于纯良就来到我身边，怒气冲冲地对我说：“你去找了魏甫？你是不是认为我们支左小组在搞资反路线？那你就冲杀嘛！”我不示弱：“向领导同志反映情况，是我的基本权利。你有意见，也可以反映！”他哼哼着走开了。由此可见，魏甫同志肯定批评了支左小组。还出了一件有趣的“小事”。《人民日报》有一天刊登了大幅世界地图反映国际形势，可惜把“太平洋”误印为“大西洋”，《天津日报》《文汇报》转载时也是错的。我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反映这些情况，很快就得到了回信。回信用的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标准信封，工整地写着收信人“肖新民同志”。厂传达室的收发负责人和我很要好，小声告诉我：“这封信引起了很多人注意。工人们说，好，老肖和人民日报联系上了。政工组那几个人却打算没收这封信，或者，至少要拆开先看。我坚决不准：如果肖新民把这些情况再向《人民日报》告状，你我都吃不消！要知道，这不是个人通信，是编辑部正式公函，人民日报是称肖新民为同志的。”我感谢他，拿走了我知道内容的信，人民日报编辑部负责任地回答：已于某月日某版发更正启事，且已告知转载此图的各报，感谢我提出批评意见。这封信的具体内容，我当然没对别人说。 总之，对我的“监管”在明显放松。可见那些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违背中央政策、专为个人私利和小团体私利而整人的人多么渺小！他们多么害怕真理、害怕群众！ 他们不忘向我策反、劝降。“官办”要员、二电子原技术科书记高大成单独找过我，“亲切”地说：“过去的一页，翻过去就行了。”我平静地答：“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高引导我：“胜利路的人，你本来一个也不认识。那些头头，个个都有打砸抢罪行。你要和他们划清界限，揭发他们的罪行。这是你立功的好机会。你立了功，自己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得更好。”我照样平静：“他们的错误，你们已经在公开批判。那些批判，有的正确，有的不正确。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罪行’，我无法捏造！”不欢而散。我知道，“韶山”组织被他们整散了，什么活动都无法进行；但是，胜利路车间的全体工人，却始终团结一致，谁也无法挑拨任何一位工人出卖同志。 此后，不少联指成员还向我学技术，甚至不顾蒋宗伦的严厉阻拦，十几个人邀在一起，让我给他们系统讲课。 “九大”以后，市委不少干部下放到基层。二电子仪器车间就来了好多位市委干部，又加了不少复员军人（蒋宗伦是其中之一）。这些人，当然必须支持“革委”工作；然而多数人都不介入过去各派的争论。其中一位易女士担任仪器车间负责人，相当于原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还有一位解女士协助易女士工作。她们的群众关系好，工人都称易姐、解姐。易姐常会将我做过的大小好事当众表扬。互相靠拢、减小隔阂，总归有好处。 那时，常由市委干部出面，要我一上班就坐在车间一角写“材料”。实际是要我“交代错误”，而这种方式却在形式上缓和得多。那位市委干部解姐，每次都友好地向我说明材料的要求，她说，这有利于让更多人了解运动的进程，也是重要的历史档案。正好，我就利用这样的机会，整理思路，相当系统地写了许多历史情况。每次下班，解姐都会立即取走我写完或没写完的内容。正稿拿走了，我却还能留下或详或简的提纲。这就成了我现在回忆往昔的宝贵素材。左之璞同志也曾奉命找我交谈过几次，要我“交代错误”。我们的交谈却相当随和，他只问我一些具体事件的情节，我坦诚地批评了某些“韶山”成员的不良行为，也批评了“红旗”的某些缺点错误，彼此没有隔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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